候选理论: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

候选理论: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
2019年08月16日 20:53 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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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候选理论名称

  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

  二、主要贡献人候选人

  李拉亚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

  投票揭晓前保密

  四、理论简介(由学术委员会秘书处编订)

  李拉亚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从事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理论的研究。他认为不能依据理性预期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实践和指导中国经济政策,根据中国的实践,预期不是完全理性的,具有粘性和突变性特点,李拉亚在五大假设条件上建立了自己的粘性预期理论,认为预期具有粘性和突变性两个特点。李拉亚在粘性预期理论基础上解释中国通货膨胀机理,为防范和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五、推荐理由(由推荐人/推荐机构提供)

  “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始于研究中国1988年那轮通货膨胀。该研究认为,随着改革开放进程,预期已在中国经济中发生重大作用。但是,依据中国的实践,预期不是完全理性的,具有粘性和突变性特点。因此,不能依据理性预期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实践和指导中国经济政策,需要针对预期的粘性和突变性特点创立新的预期理论体系。

  李拉亚在1991年出版的著作《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第224-228页)建立了“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体系的4个假设条件,后来李拉亚在1995年出版的著作《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第49-54页)又增加了一个信息时滞假设条件。这5个假设条件是:(1) 黑箱和灰箱假设。(2)信息成本假设。(3) 信息时滞假设。(4) 预期学习假设。(5) 错误预期不能持久假设。前四个假设条件与理性预期理论假设条件针锋相对。在五大假设条件基础上,李拉亚建立了粘性预期理论,认为预期具有粘性和突变性两个特点。从长期看,粘性预期理论接近理性预期理论。从短期看,粘性预期理论接近凯恩斯的不确定性预期理论。在粘性预期理论基础上,李拉亚建立的理论体系,用以解释中国通货膨胀机理,为防范和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提供理论基础。

  该研究在政策理论上具有两大构成部分:一是预期管理理论,这主要体现在《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中。二是不确定性理论,提出了类似于宏观审慎管理理论的一些思想,这主要体现在《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中。粘性预期理论贯穿这两本书中,是这两本书的理论基础。

  该研究强调政府要影响预期和稳定预期,在《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和《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两书中,李拉亚为克服政府与公众预期不一致造成的经济波动和政策效率降低问题,试图通过公布政策目标、政策规则和实现目标的政策手段,以及依靠政府的权威和声誉,实施透明政策,传递政策信息,引导公众配合政府政策,进行预期管理,以达到稳定预期的目的,从而达到提高政策效率、减少经济波动和减少不确定性的目的。该研究还提出了前瞻性指引的思想萌芽。这一理论与欧美经济学界2003年问世的预期管理理论类似,但没有使用预期管理这个词,只使用了稳定预期这个词。

  “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研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问题时,形成了不确定性理论。该研究认为经济系统内在产生不确定性,研究了不确定性对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的影响,强调政府要防范和化解不确定性对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的影响。该研究可划分为宏观投机资本理论和宏观审慎管理理论基础两个部分。

  宏观投机资本理论,研究了投机资本的作用,估算了投机资本规模,研究了投机资本与泡沫的关系。该研究分析了投机性货币需求与泡沫的关系,认为投机性货币需求会挤占实体经济的贷款并导致实体经济的供给减少,已经认识到单靠利率政策不能抑制住房地产泡沫,还需要有选择的贷款配给政策。

  不确定性理论关于宏观审慎管理基础理论部分的内容为,研究了金融系统与经济系统联系,顺周期性和逆周期调节,提出了逆周期调节可能导致的问题及克服方法,系统性风险的一种形成机制,债务失控问题,经济系统内在产生不确定(即系统风险),不确定性测度,货币交易方程式的杠杆特点,资产组合理论推广等。

  “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还对经济数理模型做了一些研究。

  该研究的主要贡献有:

  (一)对基础理论的贡献

  任何理论体系建立都需要假设条件,这是理论大厦的基础。“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的几个假设条件的提出时间,都早于欧美经济理论界类似假设提出时间。准则和法则也是基础理论一部分,可作为策略的理论指南。“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提出的企业定价准则,也早于欧美经济理论界的类似准则提出时间。该研究的这些假设和准则突破了原有理论框架,为经济理论发展做出了基础性贡献。

  1、较早提出了类似Sims理性疏忽的思想

  我们先看粘性预期理论第二个假设(李拉亚1991,p.226):“2.信息的边际成本等于决策的边际收益。经济行为者收集信息要付出代价,如时间,金钱等等,这些代价就是成本,即获取信息的成本。信息收集得越多,对预期的准确性帮助也就越大。但是收集信息的成本也随收集信息的增加而增加,如果收集信息的成本大于正确决策所带来的利润,那么这就得不偿失。一个理性的经济行为者在收集信息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放弃进一步收集信息的努力。”

  我们再看理性疏忽理论的论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ims(2003)正式提出理性疏忽理论之前,Sims(1998)已给出了理性疏忽思想的经典论述:“因为在有限的时间个人有许多的事情要考虑,他们仅能投入有限的智力资源于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从个人的经验中我们知道许多我们每日都会看到的原则上会影响到我们最佳经济决策的数据,事实上并没有影响我们的行为。除非它们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或者我们偶然花一些时间重新评估自己的资产组合,它们才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Levy et al(2005))在研究价格信息变化时指出:“理性疏忽的基本思想是处理价格变化信息不是无需成本的行为。”“如果处理某种价格变化信息的成本超过收获,消费者会理性地选择疏忽那种价格信息变化,因之不对那种价格变化做出反应。”

  李拉亚关于经济人只收集部分信息而放弃收集其余信息的思想与理性疏忽关于经济人只注意部分信息而疏忽其余信息的思想是一样的。李拉亚把时间作为单独一项列入信息成本与Sims关于经济人注意力有限是对应的。经济人把有限的时间分配到不同的信息上,也就是把有限的注意力分配到不同的信息上。

  李拉亚的理论贡献表现在:虽然经济学家长期来就完备信息假设和不完备信息假设争论不休,但争论焦点是信息是完备的还是不完备的,信息有成本还是无成本,没有聚焦在可利用的信息和实际使用的信息上。李拉亚的信息边际成本等于决策边际收益的理论贡献是,在所有可供利用的信息中,它只使用了其中一部分。这就是说,它区分了所有可供利用的信息和经济人做决策时实际使用的信息,并要求信息的边际成本等于决策的边际收益。这为不完备信息理论注入了新内容。这与理性预期理论强调经济人充分使用所有可供利用的信息不一样,是对理性预期理论关于完备性信息假设的突破。李拉亚理论中的经济人,只具有有限理性,和有限处理信息的能力。在做经济决策时,他不追求全局最优,只求局部最优。这与有限理性理论一脉相承。李拉亚认识到只使用部分信息会导致误差和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信息混淆。他得到的不确定性是内在产生的,这与理性预期理论强调不确定性外在产生是不同的。特别地,李拉亚细化了有限理性理论关于信息成本的思想,认为信息成本不仅与金钱相关,还与人的时间相关。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只能把有限时间集中使用在几个方面,不可能面面俱到。由于个人时间有限和个人处理信息能力有限,经济人更新信息是缓慢的,预期是粘性的。

  2、较早提出了类似曼昆和赖斯的粘性信息理论的假设

  我们先看粘性预期理论的第三个假设(李拉亚1995,p.52):“3.信息时滞假设。信息的发布和取得与经济变量不一定同步。在一般均衡理论中,信息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或者说信息是瞬时的,不存在时滞的问题。在现实经济中,信息的公布之日与它反映的经济变量的变动之间要相隔一段时日,这一点在中国尤其明显。同时经济人收集已有信息不但需付出成本,也需付出时间。信息的时滞,导致预期不会在短期内很快改变。信息的成本和时滞,使经济人在收集新信息上所需时间延长,难以对经济变量的变动做出瞬时反映,从而预期呈现粘性。当然,一旦经济人取得所需信息会迅速做出反应,尽快调整自己的预期。”粘性预期理论的第二个假设采用部分信息代替全部信息来降低信息成本。粘性预期理论的第三个假设则是采用时滞信息代替现期信息,是另一种降低信息成本方式。

  我们再看粘性信息的论述。曼昆和赖斯(Mankiw & Reis(2002))提出粘性信息理论。他们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做价格决策时,因为获得信息需要成本和重新优化成本,只有部分企业使用现期信息和新计划,其余企业仍然使用原有计划和过期信息。因此曼昆和赖斯称他们的模型是粘性信息模型。赖斯(Reis(2006))指出,因为经济人做预期和决策时获得信息和处理信息是有成本的,经济人不经常更新信息和计划。虽然预期是理性的,但预期不经常更新。经济人在前后两次更新信息的中间阶段处于疏忽信息状态。

  李拉亚的理论贡献是,采用滞后信息是对理性预期理论使用现期信息假设的一个突破,对丰富不完备信息概念做出了贡献。信息时滞这一概念不仅与粘性信息概念在思想意义上一致,在表述上也与粘性信息的过期信息贴近。

  3、较早提出了预期异质性思想

  预期异质性,是当前经济理论讨论的热点问题,也是预期管理理论的基础。许多经济现象均与预期异质性有关,可以通过预期异质性解释。

  粘性预期理论的第一个假设就是预期异质性假设(李拉亚,1991,p.225;李拉亚,1995,pp.50-51)。在该假设中,经济人分为两组。一组是绝大多数人(即公众),他们不了解经济系统的模型结构,采用黑箱假设预测未来。模型黑箱假设,与适应性预期假设较为一致。另一组是有一定经济学素养的人(即专家),他们对经济问题的变量关系及模型结构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他们采用灰箱假设预测未来。在粘性预期理论的第四个假设学习假设中(李拉亚,1991,p.227;李拉亚,1995,pp.52-53),具有黑箱假设的人会向具有灰箱假设的人学习。“同时预期的这种学习功能也会促使灰箱假设预期的结果逐渐被大家接收,成为公众的普遍预期。少数人较为正确的预期通过学习功能传播将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只是,预期学习与传播也需时间,少数人正确预期成为大家的共识,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也导致预期调整的粘性。”这样,粘性预期理论的第二种假设中用部分信息代替全部信息降低信息成本,第三种假设中用时滞信息代替现期信息降低信息成本,第四种假设中用学习方法降低信息成本,即“这可以以较少的成本获取较多的收益(李拉亚,1991,p.227)。”

  我们再看欧美经济理论关于预期异质性的论述。欧美理论界认为,Roberts(1998)最早提出了预期异质性假定。他把经济人分为两组:一组人采用适用性预期,另一组人采用理性预期。采用适应性预期的人会向采用理性预期的人学习,但是学习需要时间。在此条件下,预期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达到理性预期,这种预期其实就是粘性预期。Gali & Gertler(1999)的模型也采用预期异质性假定。该模型是前瞻性预期(理性预期)与后顾性预期(适应性预期)的混合,它承认厂商具有不同的预期方式,一部分厂商是前瞻型的,而另一部分厂商是后顾型的。Carroll(2005)(其工作论文发表于2001年)认为信息在人口中传播是缓慢的,经济人的信息更新也是缓慢的,这是预期粘性的原因。Carroll(2005)也把经济人划分为二组:一组是专家,另一组是公众。Carroll(2005)发现专家预期更为准确,公众预期滞后于专家预期。并且,公众预期会追随专家预期。

  李拉亚的理论贡献是,突破了理性预期理论的预期同质性假定。预期学习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是对理性预期理论快速学习假定的突破。李拉亚把学习过程和信息传播过程结合在一起,提供了信息在人群中缓慢传播的经济机制,也是一种理论创新。

  4、较早提出了企业制定价格的基本准则

  李拉亚(1991,p.193)提出了企业制定价格的基本准则:“然而当通货膨胀加剧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此时企业会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加上一项预期的通货膨胀造成的成本上升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价格的变动就显得较快,它不再粘在某一水平上。但是,若扣掉预期成本上升的加价,其核心的价格仍是大致稳定的。”

  Gali & Gertler (1999)的企业定价准则是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成就。Sheedy Kevin (2005)把Gali & Gertler的拇指法则表述为:“这些企业不选择一个最大化它的利润的新价格,而是在过去的最佳价格上简单地加上最近发生的通货膨胀的数值来代替。”Gali & Gertler的这一定价思想已成为粘性价格理论对通货膨胀惯性最为流行的理论解释。

  李拉亚这一定价法则的理论贡献是,把粘性预期理论与粘性价格理论有机结合起来,揭示出粘性预期也是导致和影响粘性价格的一个因素,说明了微观层次上价格的粘性和宏观层次上一般价格水平变化之间的关系,赋予了成本推进通货膨胀理论新含义。李拉亚这一定价法则与Gali & Gertler (1999)的企业定价准则是类似的,只是当通货膨胀变化不大时,它会疏忽掉通货膨胀的变化,体现了理性疏忽思想。

  (二)对预期管理理论的贡献

  “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也形成了与欧美预期管理理论类似的思想,其主要贡献有:

  1、提出了预期陷阱概念

  该研究提出了预期陷阱概念,用以解释中国在1991年遇到的流动性陷阱问题,即当时中国经济学家称之为市场疲软问题。李拉亚(1991,p.241)指出:“当经济进入谷底,预期也终于被拉下后,又会出现预期陷阱效应。此时,政府试图启动经济,增加货币投放,但多投入的货币都被预期陷阱所吸收,变为库存资金积压起来。消费者因较低的通货膨胀预期而倾向于增加储蓄,或持币待购,出现市场疲软。我国1990年经济就面临这样一种局面。”

  李拉亚(1995,p.65)分析货币增长、货币流通速度、一般价格水平和GDP增长关系时指出:“该年货币增长速度较高,但经济增长速度较低,表明通货膨胀预期极低,出现了预期陷阱,即货币供给增加,被预期陷阱所吸收(成为经济人的手持现金和存款,没有用于购买),既没有作用到物价上,也没有作用到经济增长上。”可见,中国也一样,当出现流动性陷阱时,货币、利率、价格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会被破坏。

  在Krugman(1998,第188页至第189页)一文附录中,Kathryn对克鲁格曼的流动性陷阱理论做了精辟的介绍:“流动性陷阱可以被定义为如下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名义利率已经是零或接近零,持有证劵的投资者和持有货币的投资者没有什么不同,作为一个结果,货币政策在繁荣需求方面是无效的。在通常情况下,货币政策是中性的,或者,在长期情况下,是无效的。但是,如果允许一定的价格粘性,在短期情况下,货币扩张或能增加产出,并且,将能导致价格的同比例增加。然而,当利率已经“太低”时,由于经济处于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对影响产出和价格是无力的(在IS-LM图中,LM曲线是水平的)。因此,传统的走出流动性陷阱的方法是依赖财政政策(即移动IS曲线)。” Kathryn对克鲁格曼的流动性陷阱定义与原文有点出入。克鲁格曼的流动性陷阱定义原文表述如下:“流动性陷阱可以被定义为如下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名义利率已经是零或接近零,常规的货币政策不起作用:注入基础货币进经济系统不会有效果,因为基础货币和证劵被私人部门视为完美的替代品。

  如同Krugman(1998)的思想,“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也认为流动性陷阱的核心问题是预期和信心。同时,流动性陷阱还涉及市场利率,而中国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实行市场利率。因此,中国粘性预期理论用预期陷阱取代了流动性陷阱,以别于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概念。如同Krugman的观点,李拉亚也认为流动性陷阱中经济人不一定只持有现金。不同的是,李拉亚认为财政政策对走出预期陷阱较为有效。

  比较预期陷阱和Krugman(1998)的流动性陷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如都把预期理论引进到流动性陷阱中来;都认为在流动性陷阱中,经济人不仅仅持有现金。这也是两种流动性陷阱概念突破凯恩斯流动性陷阱概念的地方。不同之处是,预期陷阱理论根据中国经济实践,认为财政政策较之货币政策对帮助经济走出流动性陷阱更为有效。此外,李拉亚是用粘性预期概念,而Krugman是用理性预期概念。还有一点是,李拉亚认为,通货膨胀预期上升,也会导致不确定性上升,而这两种因素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恰恰相反。这将使Krugman依靠制造通货膨胀预期走出流动性陷阱更为困难。

  把粘性预期概念引入凯恩斯流动性陷阱,是该研究的创新,这如同Krugman(1998)把理性预期理论引入凯恩斯流动性陷阱的创新。

  2、较早提出了预期管理的一些思想

  Morris和Shin(2008)总结了预期管理的理论模式。该模式有三个核心概念,政策策略、协调预期和高阶预期。李拉亚的研究涉及政策策略和协调预期这两个概念。

  政策策略涉及政策实施和部署。李拉亚(1995,p.352)指出:传统的只考虑确定性的“政策的实施,颇像一个工程项目,按照设计图纸施工。”而新的考虑不确定性的“经济政策制定倒是有点像战争策略制定。事先要有一整套战争部署,战斗中又不断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部署。”

  政策策略还涉及政策制定是神秘还是透明的问题。李拉亚(1995,p.302;p.353)指出:“政府制定政策有透明度,有一定规则可循,那么经济人对政策的反应较为理性,也会表现得有规可循。”“如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不能采取出奇制胜的方式,诱使经济人犯预期错误,从而坐收通货膨胀利益。这种出奇制胜的方式,是不可能持久的。一旦经济人预期修正,政府最终不会得利,反而受害,并且经济系统也会出现混乱。后果不是出奇制胜,而是因奇致败。”

  协调预期涉及经济人的预期是异质的,而异质预期是中国粘性预期理论的第一条假设条件。李拉亚(1991,p.262)提出了协调预期的概念:“这一规则的优点是它向公众明确公布了政府政策的目标,这就有助于消除公众预期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引导大家配合这一目标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从而减少经济的波动。由于政府目标不变,政府与公众就能减轻这类问题的消极影响,大家都按这一目标来预期自己的经济活动,协调经济活动。政府遵循这样的规则,首要条件是政府要有可信度,要说话算数,不要途中变卦。”

  这里,“大家都按这一目标来预期自己的经济活动,协调经济活动”便是协调预期的思想,相当于Morris和 Shin (2008)所描述预期管理的太阳黑子比喻模式的同样行动。“向公众明确公布”,包含了让公众都知道都理解的含义,相当于太阳黑子比喻模式的公共知识,统一理解。“政府要有可信度”是协调预期的首要条件,相当太阳黑子比喻模式的权威性要求。因此,李拉亚上述关于协调预期的思想与Morris和 Shin (2008)所描述预期管理的太阳黑子比喻模式思想是类似的。

  协调预期的目的是要求公众预期方向与政策目标方向一致,以提高政策效率和削弱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李拉亚(1991,p.254)指出:“政策要有效,就要求预期方向与政策目标方向一致,当方向不一致时,政策的效力就会削弱,甚至失败。要使预期变动方向与政策目标方向一致,就要求一套明确的政策规则。”李拉亚(1991,p.258)认为:政策规则本身就向公众提供了较多的政府政策制定的信息,这有利于减少公众预期的不确定性因素,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可信度。

  协调预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协调信念。特别在危机时刻,政府要表明自己能克服危机的信念,并通过自己的信念影响公众的信念。无论治理通货膨胀,还是克服经济危机,政府的态度、信心、判断和立场均十分重要。政府要严防信念崩溃。信念崩溃会导致预期突变。当然政府的信念也要以客观条件为依据。只有这样,公众才会接受政府的信念。李拉亚(1995,第355页)指出:“所谓坚定,是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态度要鲜明、立场要坚定。如果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上不下定决心,那么地方政府和企业都不会真正去适应政府的治理政策,而是在哪里等着亮绿灯,甚至闯红灯。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感也会消退。”李拉亚把政府立场坚定作为治理通货膨胀三原则的头一条原则。无论是克服经济危机,还是治理通货膨胀,政府的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均是至关重要的。李拉亚治理通胀的另两条原则是,政策要逐步出台和每次出台的政策力度要均匀。

  这些怎样管理预期的论述,涉及到怎样提高政策效力,明确的政策目标和政策规则,稳定的政策操作,稳定物价和稳定经济环境,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制定,向公众传递信息等内容,这些论述与现代预期管理论述是一致的。

  3、在1990年代初期提出了政策透明的思想

  我们查阅过几篇欧美经济学界关于政策透明的论文综述,政策透明思想萌芽最早于1986年提出。在1986年至1990年代初期,欧美经济学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研究政策透明。大致1990年代中期后,政策透明成为欧美经济学界的热点问题。无论新古典经济理论还是新凯恩斯经济理论都支持政策透明。政策透明是预期管理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1990年代中期后,欧美国家央行才开始放弃暗箱操作突然袭击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方式,实施越来越透明的政策。

  李拉亚在1991年已提出了政策透明的一些类似思想。这些思想表现在他的1991年著作《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第255页至第263页中,我们摘录几段内容,这些内容已经说明为什么要政策透明及怎样政策透明。“问题的关键是,政府怎样才能让公众知道政府目标及其实现目标的手段。并且政府怎样才能让公众相信政府有决心也有能力实现该项目标,而不是半途而废。”“这一规则的优点是它向公众明确公布了政府政策的目标,这就有助于消除公众预期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引导大家配合这一目标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从而减少经济的波动。由于政府目标不变,政府与公众就能减轻这类问题的消极影响,大家都按这一目标来预期自己的经济活动,协调经济活动。政府遵循这样的规则,首要条件是政府要有可信度,要说话算数,不要途中变卦。”“如果政府按照一套公开的政策规则办事,并且坚定不移地执行这套规则,那么政策规则本身就向公众提供了较多的政府政策制定的信息,这有利于减少公众预期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可以防止政策制定者改变初衷的打算,提高政策的可信度。”

  李拉亚(1995,第302页和第353页)使用了政策透明度这个词,并明确反对出奇制胜的政策制定方式,而美联储1994年还是采取出奇制胜的方法制定政策。我们在前面介绍政策策略时已经介绍了这一内容,这里省略。

  4、较早提出稳定预期思想

  欧美理论界在2003年提出预期管理理论。“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在1991年就提出了预期管理思想,尽管没有使用预期管理这个词。这体现在该研究强调的稳定预期的思想中。该研究在1991年已意识到政府与公众预期不一致造成的经济波动和政策效率降低问题,试图通过公布政策目标、政策规则和实现目标的政策手段,以及依靠政府的权威和声誉,实施透明政策,传递政策信息,通过这些方法引导公众配合政府政策,进行预期管理,以达到稳定预期的目的,从而达到提高政策效率、减少经济波动和减少不确定性的目的。这可从《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第四篇《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理论》看出(第254页至第263页):

  “政策要有效,就要求预期方向与政策目标方向一致,当方向不一致时,政策的效力就会削弱,甚至失败。要使预期变动方向与政策目标方向一致,就要求一套明确的政策规则。”这是通过明确的政策规则来引导预期,让预期与政策目标方向一致,从而使政策有效。明确的政策规则也是政策透明的一种方式。预期管理的根本目的,就是让预期变动方向与政策目标方向一致。

  “问题的关键是,政府怎样才能让公众知道政府目标及其实现目标的手段。并且政府怎样才能让公众相信政府有决心也有能力实现该项目标,而不是半途而废。”这是要求政府让公众知道政府的目标,包括实现目标的手段。这也是要求政府的政策透明。

  “这一规则的优点是它向公众明确公布了政府政策的目标,这就有助于消除公众预期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引导大家配合这一目标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从而减少经济的波动。由于政府目标不变,政府与公众就能减轻这类问题的消极影响,大家都按这一目标来预期自己的经济活动,协调经济活动。政府遵循这样的规则,首要条件是政府要有可信度,要说话算数,不要途中变卦。”“政策目标一旦确定,应相应稳定。稳定可行的政策目标,能使公众的预期也相对稳定,从而减少经济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若不时更换经济目标,将使公众无所适从,导致经济系统的混乱”这是通过政策目标公开和政策目标不变来稳定预期,消除公众预期的不确定性因素,减少经济波动。

  “如果政府按照一套公开的政策规则办事,并且坚定不移地执行这套规则,那么政策规则本身就向公众提供了较多的政府政策制定的信息,这有利于减少公众预期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可以防止政策制定者改变初衷的打算,提高政策的可信度。”“政策一旦制定出来,若没有十分特殊的情况就不作修改,以减少公众的不放心心理,以稳定公众的预期。” 这是通过政策规则稳定和政策的稳定来稳定预期,减少公众预期的不确定性因素。

  《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提出预期突变概念,并且指出“预期突变带来经济的剧烈变化,防不胜防。如果政府能执行稳定的政策操作,可以减少预期突变的可能性。”防止预期突变也是稳定预期。

  2007年来中国政府强调稳定预期,怎样才能稳定预期呢?大家并不是很明确。上面论述表明, “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早就提供了稳定预期的三大方法,一是政策透明,让公众知道政策规则、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还包括政府的信心和决心等;二是政策目标的稳定;三是政策规则和政策的稳定,包括政策操作的稳定。

  5、提出前瞻性指引思想萌芽

  前瞻性指引是预期管理研究的新进展,是欧美央行近几年来采用的一种重要政策工具。前瞻性指引的定义尚未统一,一种简明且权威定义是央行明确公布未来货币政策走势(Woodford(2012))。根据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2013)文章的定义,存在三种前瞻性指导。一是开放式引导:特点是太活,容易误解。如预期利率在未来一段时间不会高于目前的水平。二是时间依赖型引导:特点是太死板,可信性不高。如预期利率在未来某个具体日期之前不会高于目前的水平。三是状态依赖型引导:特点是政策变化与未来具体的经济指标值相关。如在失业率或者经济增长率没有达到某个具体数值时,预期利率不会高于目前的水平。目前,欧美央行一般采用状态依赖型引导。

  李拉亚在《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的第10章第4节《政策信息传递与政策规则》指出:“问题的关键是,政府怎样才能让公众知道政府目标及其实现目标的手段,并且政府怎样才能让公众相信政府有决心也有能力实现该项目标,而不是半途而废。”李拉亚在1991年的这一论述,也接近现在前瞻性指引的含义。特别是,李拉亚(1995,第355页)提出了类似状态依赖型引导,以解决政府怎样才能让公众知道政府目标及其实现目标的手段的问题。“政府要明确告诉公众一个信息,只要通货膨胀还处于较高的水平上,如两位数水平上,政府就会采取一种较紧的经济政策,并付之于实际。”

  (三)对目标制研究在国内超前与国际基本同步

  新西兰央行于1989年成为首个采用通胀目标制的国家,目前全球有20多个经济体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论分析在1990年代全面展开。1997年弹性通货膨胀目标被提出,即同时具有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两大目标。“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在1991年重点研究了双目标制,即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也简单论述了单目标制和多目标制,尽管没有使用目标制这个词。

  1、双目标制

  在《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的第10章第3节《政策的目标与手段》和第4节《政策信息传递与政策规则》,李拉亚(1991,第255页至259页)建立了中国版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李拉亚(1995,第256页)指出:“基于上述认识,并以本书的理论分析为依据,我们认为制定反通货膨胀政策时,宜以降低通货膨胀与维持必要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这是两个不相容的但又应兼顾的目标。如我们可以确定通货膨胀率为5%,经济增长率为5-7%,作为我们制定经济纲领的两个主要目标。并且近中期内不要改动这两个目标,维持目标的稳定性。”“政策目标一旦确定,应相应稳定。稳定可行的政策目标,能使公众的预期也相对稳定,从而减少经济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若不时更换经济目标,将使公众无所适从,导致经济系统的混乱。”双目标是欧美理论界1997年提出的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关键内容。中国版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也同样具有双目标这一关键内容。同时,这两种双目标制都有共同的精神实质,即通过稳定目标,从而稳定公众预期和稳定经济增长,减少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这两种双目标制都需要政策规则配套,都体现了政策透明精神,都是一种预期管理形式。

  《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的第8章研究并总结了政府调控经济的理论模式,并把这一模式作为通货膨胀的理论总模式。在这一总模式中,政府的调控目标理论上是总供需缺口,但这一缺口不可直接测量,故依据价格(包括隐性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信号调控。然而,在出现预期这一新因素后,这一传统调控模式遇到了新问题。在这一章的第2节《调控规则与经济预期》中,李拉亚指出:“在出现经济预期后,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可以说,经济预期的出现,导致了经济调控的困难增加。若依据传统的理论或者经验来调控经济,就有可能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在这一章的第5节《综合调控》,李拉亚指出:“稳住物价,是政府、计划、银行的共同目标,因此围绕稳住物价来协调计划与银行的调控,是较易实行的。但是稳住物价不是调控经济的唯一目标,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政府追求的目标。计划和银行的调控也都能影响到经济增长速度。计划从投资角度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银行从流动资金角度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这二者要协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拉亚在这节指出这二者的协调遇到的新问题: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由于预期的作用,对货币需求呈现不确定性,这就导致计划产量与货币供给量关系的复杂化。

  李拉亚在总结中国政府调控经济模式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中国版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规定两大目标的具体值,通过稳定目标,从而稳定预期和稳定经济增长,减少不确定性影响,以克服预期这一新因素带来的调控新问题。这是一大理论创新,也是调控方法的继承与创新。

  2、单目标制

  李拉亚(1991,第262页)指出:“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从不变的稳定的经济速度出发来调节货币供给及配给限制。这种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又称之为中速增长,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为6%。这就是所谓的固定增长率规则。这一规则的优点是它向公众明确公布了政府政策的目标,这就有助于消除公众预期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引导大家配合这一目标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从而减少经济的波动。由于政府目标不变,政府与公众就能减轻这类问题的消极影响,大家都按这一目标来预期经济活动,协调经济活动。政府遵循这样的规则,首要条件是政府要有可信度,要说话算数,不要途中变卦。”当时讨论的固定增长率规则,虽有别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固定通胀率,但李拉亚(1991,第262页)认为固定增长率规则能“消除公众预期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引导大家配合这一目标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从而减少经济的波动。”这一解释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精神是相通的。

  3、多目标制

  《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第10章第3节《政策的目标与手段》指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时要考虑许多目标: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提高经济效益,调整产业结构等等。这些政策目标并不都是相容的,如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增长之间就存在矛盾,短期内要促进经济增长就必然会带来较高的通货膨胀,而抑制通货膨胀又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我们前面的理论分析已指出了这两种目标的不相容性。”央行原行长周小川在“2009中国金融论坛”表示:我国货币政策是围绕四个目标来设定的,包括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较高的就业率和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对比周行长的讲话,可见该研究在目标制研究上是超前的。

  4、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精神的一致性

  如同通货膨胀目标制强调目标的稳定,该研究的目标制理论也强调目标的稳定。目标稳定可以稳定预期,这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稳定预期是完全一致的。“政策目标一旦确定,应相应稳定。稳定可行的政策目标,能使公众的预期也相对稳定,从而减少经济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若不时更换经济目标,将使公众无所适从,导致经济系统的混乱。

  (四)提出了中国版本的货币政策规则

  《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的第10章第4节《政策信息传递与政策规则》指出:“如果政府按照一套公开的政策规则办事,并且坚定不移地执行这套规则,那么政策规则本身就向公众提供了较多的政府政策制定的信息,这有利于减少公众预期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可以防止政策制定者改变初衷的打算,提高政策的可信度。”这把政策规则和政策透明联系起来,把政策规则作为政府向公众传递信息的工具,并把政策规则作为约束政策制定的工具和提高政府信誉的工具。这种理念在当时是超前的。

  《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第八章第二节《调控规则与经济预期》和第八节《政策规则的形式》从理论上总结归纳了那时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制定规则,把它作为双目标调控模式(即中国版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中国版本的政策规则可表述为:政府的计划产量和计划货币供应量,理论上可由总供需缺口决定,实际上则由价格信号决定。当价格上升时,政府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和货币增长率。当价格下降时,政府会提高经济增长率和货币增长率。在预期和不确定性作用下,价格、经济增长和货币增长虽存在一种正相关的趋势性关系,但不存在精确的数量关系,因此,政策决策还需依据判断做出。该章第九节还进一步分析了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的理论关系,即存在正的产出缺口时(实际总供给大于潜在总供给),通货膨胀率为正。存在负的产出缺口时(实际总供给小于潜在总供给),通货膨胀率为负。同时,也解释了政策规则与经济周期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在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规则中,没有用到利率。这是因为,当时利率没有市场化(即使现在利率也没有完全市场化)。

  Clarida,Galí & Gertler(1999)发表的《货币政策的科学性:新凯恩斯主义观点》一文认为,泰勒规则不同于弗里德曼的固定货币供应率规则,是一种具有反馈功能的货币政策规则。《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的第259页指出:“政策规则可大致分为有反馈的和无反馈的两种,这类似于控制论中的闭环系统和开环系统。有反馈的政策规则将依据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执行结果不断调整政策的力度,使政策目标得以实现”。这种中国版本的货币政策规则,突破当时弗里德曼坚持的货币固定增长率规则无反馈的弱点,具有系统性的反应机制。

  《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第210页至第212页)研究了经济增长与货币供应量的关系,与同样研究经济增长与货币供给关系的货币数量规则(McCallum 规则)相比,李拉亚把预期引进到这种关系中,并认为预期导致这种关系的复杂化。如通货膨胀预期较高时,一定的经济增长需要较多的货币来配套,而当通货膨胀预期较低时,一定的经济增长又只需要较少的货币来配套。这突破了1988年问世的McCallum 规则没有预期因素的弱点。

  尽管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规则在形式上与1993年问世的泰勒规则不同,但有共同特点,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要给经济增长降温(欧美国家提升利率,中国政府降低货币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反之亦然。此外,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规则也具有反馈功能。当然,这种中国版本的政策规则,没有达到泰勒规则的数量化,经验成分较大,更体现了货币政策的艺术。

  《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第352页)提出:“传统的政策理论,多以确定性理论为基础,先提出政策目标,然后研究达到政策目标的手段及各种手段的力度大小,并由计量模型模拟最佳的政策配套,要求达到目标的条件下,政策成本尽量低。这种政策实施,颇像一个工程项目,按照设计图纸施工。”而新的考虑不确定性的“经济政策制定倒是有点像战争策略制定。事先有一套战争部署,战斗过程中又不断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部署。”可见,李拉亚早在1995年已经权衡了货币政策的科学性和艺术性问题。其实,无论中外,货币政策制定规则都呈现一定的科学性,也呈现一定的经验性。制定货币政策,还离不开决策者依据自己经验作出判断。各种政策规则,还只能作为决策的辅助工具,还代替不了决策者自己的经验判断。

  (五)宏观投机资本理论

  投机资本是凯恩斯理论和明斯基金融脆弱性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明斯基理论的一个特点是,企业(特别是银行)为追求高利润有把投资变为投机的冲动。

  该研究的宏观投机资本理论,其内容见《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的第三篇《泡沫与混沌》第五章《投机资本与泡沫经济》,和第四篇《金融与不确定性》,其主要贡献有:

  1、较早认识到货币政策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

  我们在伯南克和格特勒(Bernanke & Gertler (1999,2001))的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到央行政策两个组成部分的萌芽,即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这是他们对经济理论发展的一个贡献。欧美经济学界在2008年危机后进一步认识到这一点。Svesson(2011)指出“危机的启示:单靠实现物价稳定来实现金融稳定是远远不够的,利率政策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必须有一个独立的金融稳定政策加以保证。”其实,在他们之前,“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对1990年代初期海南岛和北海的房地产泡沫研究中,已提出了货币政策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的观点,也提出了央行需要两种不同类型政策并用的观点。

  李拉亚(1995,第185页至第186页)曾指出:“如果在投机市场出现泡沫,如1993年在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那么投机性货币需求就会大大增加。在货币供给总量给定的情况下,投机性货币需求会争夺非投机性货币需求的贷款。前者因为获利高,可支付更高利率(或者给银行更多好处,包括非法好处),从而可争取到更多的贷款。此外,投机者还会以各种折借、集资等等手段筹集到大量资金。这样,实际物资生产部门面临资金短缺问题,从而供给受到影响。如果银行为了保证供给不受影响,就得增加货币供给。而增加货币供给中,一部或大部又会转变为投机资本,从而加剧泡沫增大。一旦泡沫最终破灭,银行也会遭到灭顶之灾。”“1993年房地产泡沫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我们不应只从中接受银行转入房地产投机的教训,还应看到银行即使不转入房地产投机,也会面临严重的问题。好在1993年货币供给还是一种直接的贷款控制,而不是靠利率控制。由于是直接的贷款控制,银行可以从投机者那里追回部分贷款控制住了这股投机浪潮。这说明,今后银行除加强利率调控手段外,有选择的贷款配给控制也不能彻底丢掉。仅靠利率手段,控制不了投机资本的货币需求。投机资本的出现,增加了银行货币控制的难度。对投机资本的货币控制过松,会刺激泡沫的出现。对投机资本控制过紧,又有可能导致投机市场的崩溃。如何防止生产部门的货币流向投机市场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可见,“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早就认识到货币政策对治理泡沫无力,提高利率对治理泡沫无效。在存在泡沫时,货币政策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一旦泡沫破灭,金融系统会遭到灭顶之灾。央行货币政策(如利率政策)和有选择的贷款配给政策(现在看属于宏观审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并用,这也属于央行双支柱调控框架的一种思想萌芽。

  “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这一研究,是在宏观经济层面,分析央行难以阻止货币供给总量中投机性货币需求部分不断增加,得出泡沫难以治理的结论。作为对比,明斯基是在微观经济层面,分析公司因追求高利润,其融资结构中投机资本比重不断增加,得出金融系统难以稳定的结论。泡沫难以治理和金融系统难以稳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故这两种理论可以互为补充,并有内在联系。明斯基理论的公司融资结构中投机资本比重上升,在宏观层次上表现为投机性货币需求部分占货币供给总量比重不断上升,也就是“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所说的货币供给总量中投机性货币需求部分不断增加。

  此外,从上面的论述中还可以看到,该研究从投机资本的角度,研究了金融领域与实际经济的联系,认为金融领域的投机资本增长会导致实际经济的资金紧张,从而会减少供给。这一观点与明斯基的企业融资结构理论和金融加速器理论是异曲同工的。

  2、对投机资本的估算

  1993年投机资本已在中国经济中兴风作浪。由于没有一家机构统计和监察投机资本,李拉亚对当时的投机资本作了估算,并且注意到投机资本有跨市场的行为,认识到投机资本可以对国民经济形成重大冲击,产生连锁反应,导致严重后果。李拉亚介绍了美国加州和日本房地产泡沫对经济的影响,以期能引起经济理论界和政策界对投机资本的重视。

  李拉亚(1995,第116页至第117页)对投机资本规模的估计结果为:“把上面几项投机资本加起来,大约有3000亿投机资本在市场上兴风作浪。而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估计约为3万亿。相比之下,投机资本数量已属不小,并且今后还会有增加的趋势。并且,现在投机资本的投机对象在分散,搞房地产投机的,也搞期货投机和股票投机,这有利于分散投机风险,增加盈利的机会。这导致不同的投机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如果投机资本集中于一个市场、一种商品,其影响十分大。尽管关于投机资本的数量猜测尚没有真凭实据,是拍脑袋拍出来的,但与平时听到的一些消息还是吻合的。”“不过,可靠的数据,还需等待政府部门提供。”

  3、投机资本对经济的影响

  《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第303页至第305页)论述了投机资本对经济的影响:“投机资本出现,导致我国经济发生两个深刻的变化。”“一是我国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经济头脑更为复杂,预期意识、不确定性意识均大大增强,对冲击的反应更为敏感。”“二是由于投机资本的存在,我国经济中的传导机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投机资本出现后,传导过程便成为跳跃式的,贷款一增加,产出和价格立即就会作出反应。”

  “在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一个导致预期突变的新因素,这就是投机资本。投机者的预期较为敏感,对政府的政策变动闻风而动。投机者的预期有可能感染整个经济系统的预期。(李拉亚(1995,第55页))”

  “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在市场经济中,存在许多高风险的投资,这些投资失败的可能性较大,但一旦成功,获利的可能性也较大。这就需要一些甘冒风险的人来投资。因此,投机者对社会是有一定贡献的。(李拉亚(1995,第110页))”李拉亚的这一认识,与不完善知识经济学认为投机者在金融市场中扮演着有价值的角色是类似的(Pistor(2012))。

  4、对投机资本的宏观监管

  李拉亚(1995,第114页)意识到应有专门机构对投机资本进行统计和研究,即要监察投机资本的行为。“现在,投机资本已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1993年的通货膨胀中,投机资本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可是,至今还没有一个正式机构去从事投机资本的调查统计,更不要说专门从事投机资本的研究了。”可以看出,李拉亚当时对投机资本的监管意识,是在宏观范围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宏观审慎管理的内容。

  5、投机资本对房地产泡沫的影响

  早在1990年代初期,中国就出现了投机资本冲击市场情况,特别出现了海南岛和北海的房地产泡沫。1993年住房制度还未改革。当时房地产泡沫主要体现在“楼堂馆所”等公共设施上。

  “有了庞大的投机资本,泡沫经济才能形成,并且才能对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李拉亚(1995,第117页))”“投机市场上的泡沫现象,如果时间较长,对经济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这方面可见日本的例子和美国加州的例子。如近20年来,美国加州因经济增长较快,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形成了一个泡沫,直到90年代,由于美国经济一直不振,特别是放弃了星球大战计划(加州很多高科技工业与此相关),导致加州经济不振,人们对加州房地产上升的共同期望终于破灭,加州的房地产价格连年下降,并且下降幅度很大。由于房地产是美国家庭的一大财产,房地产价格大升或大降,意味着家庭财产的大增或大减,这会影响到家庭消费等等。此时,由于炒房地产的人减少,房地产建筑业也受到影响。建筑业又会影响到一系列其他行业。(李拉亚(1995,第120页))”

  (六)对宏观审慎管理理论基础的研究

  1、研究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因系统性风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金融系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研究不确定性构成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任务。

  “在任何一种经济系统中,都存在不确定性的影响。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有限制不确定性影响的某些功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采用保险、期货交易、远期合同和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来限制不确定性的影响。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则采用计划手段来限制不确定性的影响。”“我们正处于对不确定性影响的限制手段较少的状态,政府的宏观调控,常被突如其来的不确定性冲击所干扰。研究不确定性,已是实践的迫切需要,是经济学家不可推辞的责任,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李拉亚,1995,第IV页)”“不确定性不仅与通货膨胀有密切关系,事实上,它是影响经济系统的重要变量之一。(李拉亚,1995,第25页)”“经济体制改革,物价放开,金融市场建立,对外开放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问题,是中国经济中不确定性问题的大背景。(李拉亚,1995,第27页)”

  “令人惊奇的是,尽管理性预期理论问世之初就已注重信息混淆问题,但理性预期理论却没有把不确定性作为内生变量看待,不确定性没有得到预期那样的同等待遇,颇有厚此薄彼之感。从理论发展史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一种把不确定性作为内生变量的理论正在等待时机破土而出?经济理论继预期革命之后还会出现一个不确定性革命吗?(李拉亚,1995,第12页)”现在看来,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宏观审慎管理已把不确定性作为内生变量看待,宏观审慎管理理论就是李拉亚期望的经济理论的不确定性革命。“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不确定性的研究还相当薄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不确定性也会像预期理论一样,推动经济理论发展,并把通货膨胀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上。(李拉亚,1995,21页)”《通货膨胀与不确定》一书把不确定性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也为宏观审慎管理奠定一个方面的理论基础。

  2、用粘性预期理论解释了顺周期行为

  虽没有使用顺周期这个词,“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用预期粘性解释了人们的顺周期行为。“1.预期是诱导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由于预期的粘性性质,在通货膨胀的初始阶段,货币增长对物价增长的冲击迟缓下来,出现一种市场繁荣、购销两旺、经济增长、人民收入增加的虚假繁荣局面。正因为这样,当经济步入通货膨胀轨道时,政府看到的是经济蒸蒸日上的景气现象,此时政府并不急于制止通货膨胀。”“2.在通货膨胀发展一段时期后,预期将会粘在较高的水平上,它又起到阻止通货膨胀下降,并对通货膨胀上升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3.当经济进入谷底,预期也终于被拉下后,又会出现预期陷阱效应。此时,政府试图启动经济,增加货币投放,但多投入的货币都被预期陷阱所吸收,变成库存资金积压起来。(李拉亚,1991,第240页至241页)”李拉亚(1995,第337页)提出信息混淆情况下公众易犯两种预期错误:“在信息严重混淆的情况下,面对货币供给增加,经济人可能会犯两类判断错误。第一类判断错误是把名义货币收入增加判断为实际货币收入增加。”“第二类判断错误是把实际货币收入增加判断为名义货币收入增加,这会减弱货币对产出的影响。第一类判断错误是预期粘在较低水平上的情况。第二类判断错误是预期粘在较高水平上的情况。”从周期角度看,第一类判断错误易发生在经济扩张期,会起到刺激经济进一步扩张的作用。第二类判断错误易发生在经济收缩期,会对经济下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3、提出了逆周期调节可能导致的问题及克服方法

  李拉亚在《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第260页至第263页)指出:“有一种可称之为反周期的方法,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拉下总需求;而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便刺激总需求。这可称之为削高填低。”“但是反周期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存在问题。货币供给对经济的影响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这种滞后的时期长度受到预期影响,预期粘性的改变又是不确定的,这就可能发生时间错位反应。这可表示为,货币的滞后可能导致货币的刺激或抑制作用姗姗来迟,试图拉上总需求的货币扩张政策可能在总需求萎缩已经过去继而总需求扩张已经来临时才起到作用,这就起到刺激经济活动扩张的作用,加剧了经济的波动。”“反周期方法的另一个问题是,当刺激经济增长时,由于预期粘性及价格粘性的作用,政府易刺激总供给使之达到潜在总供给水平以上,此时供给明显增加而价格并未明显提高,若政府乐此不疲,接踵而来的就是新一轮通货膨胀。”

  “由于反周期政策的上述潜在危险,我国经济学家们现在又转向实行一种消极的方法,以不变应万变。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从不变的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出发来调节货币供给及配给限制。”“我们认为。稳定经济增长速度,需首先稳定货币供给的增长率。这也就是说,通过稳定货币供给增长率来起到稳定经济增长率的作用。”“由于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及经济系统内在的扩张机制的作用,我们也可采用反周期的计划政策和财政政策与稳定货币供给的金融政策配套,尽量消除经济系统的波动。这是一种以金融政策为主,计划、财政政策为辅的管理宏观经济的方法。”

  4、债务失控问题

  这次金融危机触发了欧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因此,宏观审慎管理也要考虑债务导致的系统风险。李拉亚当时也认识到债务问题的重要性,认为中国今后有可能面临债务失控的危险。“今后,银行将采用公开市场业务,准备金率,再贴现率三大手段调控金融市场,财政赤字又不再走透支的路子而走发国库券的路子,财政银行两家在赤字问题上就不再是利益冲突,而是利益一致了。这颇像美国经济中赤字问题。美国经济中出现天文赤字,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对赤字的内在制约机制。历届美国总统,竞选时都主张限制赤字,至少不公开宣布搞赤字财政政策,可上任后都增加了赤字。原因就在于增加赤字阻力最小,而削弱财政支出则困难重重。中国今后会不会像美国那样,出现赤字失控的情况?这是令人担忧的。我相信,今后数年内,赤字有益论和赤字有害论的争论迟早会出现。(李拉亚,1995,第312页)”

  5、提出了系统风险的一种形成机制

  系统性风险有客观因素,如高杠杆,也有主观因素,如金融恐慌和预期突变。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在雷曼兄弟破产后急剧恶化,与金融恐慌有关,而金融恐慌是预期突变的表现。故不确定性和预期突变,都与系统风险密切相关。防范和化解不确定性和预期突变,也就是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

  到目前为止,经济理论界对系统风险的主观因素研究薄弱,对系统性风险这一方面的形成机制几乎没有研究。“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的预期突变机制,也是系统风险主观方面的形成机制,尽管没有使用系统性风险这个词。

  “粘性预期的粘性和突变性来自于信息不完备性。当信息严重不足时,经济人就无法调整预期,这时预期呈现粘性,或者经济人也可能大规模调整预期,这时预期又呈现突变性。往往在通货膨胀之初,不确定性较小时,经济人的预期易粘在较低水平上。而当通货膨胀发展一段时期后,不确定性较大后,预期又会突变,粘在较高水平上。究竟何时预期的粘性会从较低水平变到较高水平,是很难确定的,受多种因素影响,特别受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李拉亚,1995,第55页)” “预期突变带来经济的剧烈变化,防不胜防。如果政府能执行稳定的政策操作,可以减少预期突变的可能性。(李拉亚,1995,第55页)”粘性预期的粘性特征对应了系统风险的累积,而粘性预期的突变特征对应了系统风险的爆发。可见,用粘性预期理论解释系统风险的形成和爆发,要比用理性预期理论解释系统风险的形成和爆发,要更为实际一些。

  6、不确定性的测定

  李拉亚(1995,第90页至第91页)依据卡尔曼滤波方法设计了一个反应价格系统不确定指标。李拉亚(1995,第174页至第178页)建立了现金与存款比重的理论分析模型,由此比重测度不确定变化。

  李拉亚(1995,第178页至第179页)用1980年到1992年的年度数据测度了这十三年这一比重的变化情况。李拉亚(1995,第303页至第304页)用1993年月份数据测度了1993年从一月份到十二月份这一比重的变化情况。

  7、金融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联系

  《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的第十章第五节指出:“把不确定性纳入消费模型的当代消费理论,已经把单年度的静态消费、存款和投资的资产组合模型发展为跨年度的动态资产组合模型。这是当代消费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有意思的是,消费理论这一扩展,不仅研究了消费,也研究了股票、债券市场,这就把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直接联系了起来。”该研究在二十年前已经意识到有必要把金融系统和经济系统联系起来分析,并把资产组合作为联系这两个系统的纽带。

  8、对资产组合理论的推广

  《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的第七章《资产组合分析》第四节《资产组合理论》中,对从凯恩斯到弗里德曼的经济理论中资产组合思想的来龙去脉做了简单的介绍。该书的第七章第四节指出:“在中国经济中,可对资产组合理论作进一步的推广,不仅消费者的资产组合中包括实物资本,生产者的资产组合中也包括实物资本。生产者的资产组合中,其资产概念不仅指股票、债券、存款,还包括有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等等。这样资产组合理论不仅可用于消费理论之中,也可用于供给理论之中。”现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该研究的这一观点对怎样在供给理论中纳入风险配置,是有意义的。

  《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第322页)指出:“计划配置”是一种宏观的资本组合。这里的资本不仅是金融资本,也包括实物资本。现在看来,如果说微观的资产组合是微观审慎监管的对象,宏观的资本组合则是宏观审慎管理的对象。

  9、宏观杠杆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杠杆成为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的第四篇《金融与不确定性》的第九章《货币流通速度》的第二节《货币流通速度的力臂作用》(第190页至191页)中,“从力学角度看,货币交易方程式是一杠杆系统。M和Q为两个质量,货币流通速度为M的力臂,(力臂指质量到杠杆支点的距离),价格为Q的力臂。杠杆系统的平衡原理为,杠杆一端的质量乘力臂等于杠杆另一端的质量乘力臂。”这里M是货币量,Q为交易量。

  现在我们常用的货币表示的杠杆M/PQ,其中P为价格,这一杠杆概念的理论背景可用货币交易方程式的杠杆系统说明。从货币交易方程式杠杆系统的角度,李拉亚比较了古典货币数量论、凯恩斯货币理论和费里德曼货币数量论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不同点,指出凯恩斯的货币流通速度是不确定的,“货币流通速度的不确定,给货币政策出了个大难题。李拉亚(1995,第196页)”

  (七)对经济模型的研究

  1、提出新的引致投资模型

  在经济理论上,存在两种引致投资,一是投资是本期消费与上期消费之差的线性函数,二是投资是本期国民收入与上期国民收入之差的线性函数。李拉亚(1995,第256页至第259页)依据中国经济中的钓鱼工程现象,提出了一种新的引致投资,即本期投资是上期投资与再上一期投资的线性函数,并由此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宏观经济模型,用于分析中国经济的投资行为。

  2、新的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模型

  无论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还是新凯恩斯经济理论模型中,均只使用数学期望作为运算算子。李拉亚(1995,第59页至第61页)尝试建立了一个即包括数学期望运算算子又包括方差运算算子的经济数理模型,用以研究预期与不确定性关系,证明了通货膨胀预期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成正比。但这类非线性模型求解十分困难,尚未找到可行的精确求解方法,只能用线性化近似求解方法。

  3、较早进行非对称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研究

  在《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的第16章第3节(第344页至第350页),李拉亚提出了一种非对称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该模型的特点是,用区制分析方法,依据经济增长率变化的上升时期和下降时期,分别对每个上升时期或者下降时期做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回归模型,可以发现每一个时期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经济增长处于上升阶段时,经济增长率对应的通货膨胀率较低;经济增长处于下降阶段时,经济增长率对应的通货膨胀率较高。这一方法把表面看不存在的菲利普斯曲线又揭示出来了。李拉亚用粘性预期和成本推动解释了这一非线性关系。

  4、卡尔曼滤波模型

  在《通货膨胀与不确定》一书中,多处用到卡尔曼滤波模型。如在该书的第二篇《信息混淆与滤波》的第四章《卡尔曼滤波与随机最佳控制》,李拉亚用卡尔曼滤波代替卢卡斯孤岛模型中最小二乘滤波,得出相同的结果,但所需条件要弱一些。这是对卢卡斯孤岛模型方法上的改进。

  5、动态最优模型

  在《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的第276页至第280页,李拉亚用庞特雅里金极大原理方法,研究了动态的最佳货币控制问题,得出了动态的最佳控制函数。

  《在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的第97页至第106页,李拉亚采用随机二次型最佳控制方法,研究在计划期内尽量降低通货膨胀的同时,又尽量使经济增长率降低的程度最小。这是一种随机动态最优控制模型,需联合使用卡尔曼滤波和确定性最佳控制方法。

  6、混沌模型

  《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的第六章《混沌经济理论简介》第131页至第136页,李拉亚研究了一种具有理性预期的非线性系统,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完全遵循理性预期学派的前提条件,如预期是理性的,价格是完全弹性的,市场是结清的,仅把Sargent-Wallace模型中的需求方程由线性改为非线性,即可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原模型的结果在新模型中只是一个特例。在该书第280页至第282页,李拉亚研究了混沌型投资模型,分析了参数在混沌区间内时投资的内在波动。

  7、混沌记忆性质

  理性疏忽是信息粗化处理或者说不精确处理。李拉亚(1995,pp.146-150)研究了一种对混沌系统进行粗化处理的方法,即仅研究变量变化的涨与落,而忽略变量变化的具体大小数值。李拉亚采用这种方法,发现了他研究的混沌系统的记忆现象:在混沌出现之前的某些规律性,在参数的混沌区间的一段内还能保留,当参数继续变大超过这一段区间后,这种规律才消失。李拉亚发现他研究的混沌系统具有遇落必涨的特点。换言之,如果混沌系统的一个值是落,它的下一个值必是涨。而混沌系统的一个值是涨,它的下一个值不一定是落。并且,随着参数的变大,混沌系统取涨值的概率也变大。由此可见,混沌系统还不是纯粹的随机变量系统。“混沌的记忆性,表明混沌还不全是杂乱无章的,它也有一些内在规律可言。混沌的这些内在规律性,还有待于探讨。(李拉亚,1995,p.147)”

  (八)基于如下理由推荐“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

  1、该研究具有超前性和重要性

  从我们上面对该研究的理论贡献介绍中可以看出,该研究的一些内容提出时间早于欧美理论界类似内容提出时间,如关于预期的异质性假定,关于理想疏忽假定,关于信息粘性假定,关于企业定价准则,关于预期管理的稳定预期思想,关于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等,均领先于欧美类似理论提出时间。鉴于欧美提出类似理论的经济学家在欧美理论界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这些理论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明的。

  2、该研究对中国经济理论产生了影响

  1993年,《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荣获1992年度第五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反映了该研究被中国经济学界所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1999)》指出:“1991年,李拉亚出版了《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标志着预期理论研究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此以后,预期问题就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并且集中于通货膨胀和博弈论问题研究方面”。现在中国经济学界重视的预期管理理论和宏观审慎管理理论,以及原来重视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都可以在该研究找到源头。

  3、该研究对中国政府制定政策产生了影响

  1989年“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问世之初,就对中国的经济理论特别是政策制定产生了影响,李拉亚的论文《通货膨胀是预期影响,物价上涨有心理因素》(《经济参考报》1989年3月28日)反映了这一点。该文由当时中央总书记批示,作为中央办公厅文件下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常务会议,计划、财政、银行和物价等部门。从此,预期成为中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李拉亚在《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中提出了稳定预期的思想和方法(见该书第256页,第259页,第266页),前面介绍理论贡献部分已经介绍了稳定预期的思想和三大方法,这里不再介绍。从2007年开始,中国政府就一直强调稳定预期。

  4、较早提出中国版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

  1989年至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通货膨胀目标制,包括1997年问世的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是欧美央行调控经济的一种主要方法,在理论界引起很多讨论和研究,刺激了政策透明、政策规则和预期管理理论发展。“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在1991年结合中国的经济实践情况,在理论上总结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模式,这一模式与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有很多共同之处,如都是双目标制,都重视政策规则和政策透明,都试图稳定预期。这一模式可视为中国版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这是该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

  5、该研究政策透明研究在国内超前与国际基本同步

  欧美经济学界关于政策透明的论文综述表明,政策透明思想萌芽最早于1986年提出。在1986年至1990年代初期,欧美经济学界鲜见论文研究政策透明。大致1990年代中期后,政策透明逐渐成为欧美经济学界的热点问题。无论新古典经济理论还是新凯恩斯经济理论都支持政策透明。1990年代中期后,欧美国家央行才放弃暗箱操作和突然袭击的政策制定方式,实施越来越透明的政策。“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在1991年提出公布政策目标、政策规则和政策手段,在1995年使用政策透明这个词,在国内是超前的,在国际上是基本同步的。

  6、该研究较早提出了预期管理理论

  “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在1991年就试图通过公布政策目标、政策规则和实现目标的政策手段,以及依靠政府的权威和声誉,实施透明政策,传递政策信息,通过这些方法引导公众配合政府政策,进行预期管理,以达到稳定预期和提高政策效率减少经济波动的目的,从而也达到减少不确定性的目的。该研究还较早提出前瞻性指引思想萌芽。1991年问世的中国预期管理理论,与2003年问世的欧美预期管理理论,其稳定预期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7、较早提出政策规则的先进理念

  在泰勒规则问世前,欧美理论界流行两种政策规则,一是没有反馈功能的费里德曼的固定货币率增长规则,二是没有预期因素的货币数量型政策规则。中国粘性预期理论把预期引进经济增长和货币供给关系中,把反馈引入政策规则中,并把政策规则作为双目标调控(即中国版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理念是先进的。

  8、提出宏观投机资本理论

  宏观投机资本理论关于央行货币政策两个组成部分研究,早于欧美经济理论类似思想,是现在央行双支柱框架的早期萌芽思想,其理论是超前的。该研究以不确定性理论为基础,从宏观上得出泡沫难以治理,与明斯基在微观上得出金融系统难以稳定,是异曲同工的,可视为对明斯基理论的补充与发展。美国这次金融危机,与投行把投资转变为投机有密切关系。从宏观角度研究投机资本,仍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9、较早研究宏观审慎管理理论基础的若干问题

  该研究以不确定性理论为基础,较早研究了宏观审慎管理一些基础性问题,并有所贡献。这些贡献前面已经介绍,如顺周期性和逆周期调节,逆周期调节可能导致的问题及克服方法,系统性风险的一种形成机制,债务失控问题,经济系统内在产生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测度,货币交易方程式的杠杆特点,金融系统与经济系统联系,资产组合理论推广等,这里不再复述。该研究对金融系统不确定性的研究,在中国经济理论界是超前的。

  宏观审慎管理之所以要审慎,重要原因是系统性风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金融系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重点研究不确定性,自然也会涉及到宏观审慎管理的一系列问题。作为对比,新古典经济理论只把不确定性作为外生的,而“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则把不确定性作为内生的。该研究表明,宏观审慎管理并不是完全的舶来品,也有中国经济理论自己的实践和理论根基。

  10、对中国通货膨胀理论的贡献

  “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的两本著作《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和《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本从预期角度研究通货膨胀,一本从不确定性角度研究通货膨胀,系统提出了前面所述的许多假设、概念和理论,这丰富了中国通货膨胀理论,推动了中国通货膨胀理论发展,并为防范和治理通货膨胀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

  我们知道,通货膨胀目标制、政策透明、泰勒规则和预期管理是1990年代来欧美央行防范和治理通货膨胀的四大手段,也是欧美央行调控宏观经济的四大手段。“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在1991年也提出了中国版本的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政策透明、政策规则和预期管理,作为防范和治理通货膨胀及宏观调控的四大手段,与欧美相应理论发表时间比较,并不落后,一些地方还要领先。更为难得的是,在1991年,已经基本形成了以粘性预期理论为基础的包括这四大手段的理论体系,在1995年又补充不确定性理论进入这一体系,形成了颇具理论特色的“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理论体系。

  11、对宏观经济理论贡献

  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综合症,研究通货膨胀不能只局限于价格与货币,要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大背景考察。“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实际上也是宏观经济理论,其粘性预期理论、预期管理理论和不确定性理论,均丰富了中国宏观经济理论,该研究提出的中国版本的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政策透明、政策规则和预期管理,丰富了宏观调控理论与方法。该研究有关模型内容,如新引致投资模型,同时采用期望算子和方差算子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模型,非对称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卡尔曼滤波模型,动态随机最佳控制模型,混沌模型等,也丰富了中国宏观经济理论模型。

  中国经济学家提出过不少独创的有意义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经济理论与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些独创理论的大多数只有中国一家,别无分店,因此难以和国外经济理论对比,缺乏可比性。“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的基本内容不止中国一家,在欧美也有分店,客观上可比程度高,从发表时间看更易比较谁先谁后。鉴于欧美类似经济理论提出者的重要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力,这种比较就更有意义。

  “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不是对个别观点的创新,而是一种系统性理论创新。该研究能早于欧美经济学界提出一些类似的假设、概念和理论,是可贵的。然而,李拉亚在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单枪匹马提出的这些理论,不可能像现在欧美经济学界的类似理论那样成熟,那样系统,那样数量化,和那样深入。对此,我们应于理解,不必求全责备。

  国内经济学界现在比较注意借鉴国外的一些理论、方法和概念,对国内经济学界更早提出的类似理论、方法和概念则不重视,甚至不愿提及。这不利于国内经济理论的发展,我们应该有理论自信。虽然李拉亚后来移民美国,但他的这些理论贡献是他移民美国之前所做的,仍是中国经济理论的一个部分。

  注:“推荐理由”中提及的非本理论贡献人文献如下

  Bank of England,(2013),“Monetary Policy Trade-off and Forward Guidance”. http://www.bankofengland.co.uk/monetarypolicy/Pages/forwardguidance.aspx

  Bernanke, B. & M.Gertler(1999),“Monetary policy and asset volatilit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Economic Review 84(4):17-52.

  Bernanke,B. & M.Gertler (2001),“Should central banks respond to movements in asset pri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2):253-257.

  Carroll,C.(2003),“Macroeconomic expectations of households andprofessional forecasters”,Quarterly Journal ofEconomics 118(1):269-298.

  Carroll,C.(2005),“The epidemiology of macroeconomic expectations”,In: Blume & Durlauf(eds.),The Economy as an Evolving Complex System, II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larida, R., J.Galí & M.Gertler(1999),“The science of monetary policy: A New Keynes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7:1661-1707.

  Gali, J. & M.Gertler (1999),“Inflation dynamics: A structural econometric analysi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44:195-222.

  Krugman, P.R.(1998),“It’s baaack:Japan’s slump and the return of the liquidity trap”, Brookings Panel on Economic Activity.

  Levy, D. et al(2005),“Asymmetric price adjustment in the small: An implication of rational inatten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04-23, Tjalling C. Koopmans Research Institute, Utrecht School of Economics, the Netherlands.

  Mankiw, G.N. & R.Reis (2002),“Sticky information versus sticky prices: A proposal to replace the 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1295-1328.

  Minsky H.P.(1986),“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Yale University Press.

  Morris, S. & H.S.Shin(2008),“Coordinating expectations in monetary policy”, in: J-P. Touffut (ed.),Central Banks as Economic Institutions, Edward Elgar.

  Pistor, K.(2012),“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Regulating Financial Markets,” Columbia Law School Public Law & Legal Theory Working Paper 12-304, June.

  Reis, R.(2006),“Inattentive consumer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3(8).

  Roberts, J.M.(1998), “Inflation expectation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monetary policy”,Federal Reserve Board FEDS Working Paper No.1998-43.

  Sheedy, Kevin D.(2005),“Structural Inflation Persistence,”working paper, Cambridge University.

  Sims, C.A.(1998),“Stickiness”,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49(1):317-56.

  Sims, C.A.(2003), “Implications of rational inattentio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0(3), pp. 665-90.

  Svensson, Lars E.O.,(2011),“Monetary Policy after the Crisis,” Speech at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November 29, 2011, www.larseosvensson.net.

  Woodford,M.,(2012),“Methods of Policy Accommodation at the Interest Rate Lower Bound”[J].Symposium,Jackson Hole,Wyoming,August.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 李拉亚,《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2. 李拉亚,《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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