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第九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学家论坛于11月24日在武汉举行。第九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获奖者、清华大学教授魏杰出席并发表演讲。 魏杰在演讲中表示，如果全面放开企业海外并购的话，一定会导致本币贬值。 “如果有外汇投资的话，外汇的需求方面，应该想个办法来稳住各类行业的投资，所以我们建议个人投资要严格的控制。一个是不动产的投资，第二个是股票的投资，第三个就是投资率保险的投资，个人的海外投资所乐部动产投资，政权投资和保险投资，应该处于收紧状态，这样才能稳住需求。”他说道。 以下为演讲实录： 我心情非常激动，因为这项研究是30多年前的研究，这让我想起30多年的许多事情，我和洪银兴同志还是年轻人，获得这个奖我们心情非常的激动，昨天晚上和他聊了好半天，这个理论也成为了我们基本的思想方法之一，所以这个理论上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一直在研究中国经济的方向盘。 我记得当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当时的思想写进了后来的经济概论这本书里面，中国必须要稳定汇率，因为汇率不稳定整个的经济就稳定不了。 那么怎么样稳定汇率啊，汇率当时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外汇的价格，是以供求关系存在的，所以现在分析稳定汇率也必须从外汇的需求和供给方面来需求，就是要协调外汇的供给关系，我们要稳定汇率就必须想办法一要稳定需求，二要稳定稳固，这样态度保证汇率的点。 中国需求目前有三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是企业的海外并购，海外并购太大了，加入供给不变，就导致本币的贬值。我们建议一个原则，就是对企业海外并购的原则，如果全面放开企业海外并购的话，一定会导致本币贬值，所以第一个要做的是就是企业海外并购要做严格的限定。 第二个因素就是个人的海外投资，如果有外汇投资的话，这外汇的需求方面，我们应该想个办法来稳住各类行业的投资，所以我们建议个人投资要严格的控制。一个是不动产的投资，第二个是股票的投资，第三个就是投资率保险的投资，个人的海外投资所乐部动产投资，政权投资和保险投资，应该处于收紧状态，这样才能稳住需求。 还有一个一带一路的投资，比如供给不变最后导致本币的贬值，一般性的一带一路的投资应该鼓励人民币的投资，所以我们要想办法一般性投资的这个需求，除了国家重大的投资项目之外，原则上鼓励人民币用于投资，这样积可以减少外汇投资的消耗，又能够保障人民币的国际合，国际化。我们影响它的因素，一个是企业的海外并购，一个是个人的海外投资，我们从政策上要严重的限定才性。影响外汇的供给的第二个因素，一个就是所谓的贸易的项目，就是只进出口，第二个因素就是资本上，总体来将影响的两个因素，一个是资本项目，一个要贸易项目。我们国家贸易项目现在是处于收紧的状态，所以中国未来的供给的调整，重点在资本上，制度项目统一决定我们外汇供给的重要因素[详情]

　　新浪财经讯 第九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学家论坛于11月24日在武汉举行。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华生出席并发表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华生：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9年的获奖理论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研究，该主义主要的贡献的人员是卫星华、洪银兴、魏杰。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从改制初到现在，探讨社会主义社会动机运行制度和框架，尤为重要，在国内较早界定了经济运行的制度概念，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技术研究是基于当中当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框架，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研究计划与市场的内在联系，国家宏观的调节机构与市场机制的相互作用，基本思想是企业是市场的主体，经济规律是通过机制调节企业，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计划机制调整市场机制，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经营活动，市场机制可能导致宏观总量的不平衡，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体现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制度的特色，中国在中国经济体系改革中社会主义运行机制的研究非常重要，从理论上说明了过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严禁和制度创新的路径。 在第九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2019年学术领组投票表决中，表明了经济学界对这一领域的充分肯定，为此，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织委员会，为主要贡献人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研究。[详情]

　　新浪财经讯 第九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学家论坛于11月24日在武汉举行。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毛振华出席并发表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毛振华：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促进中国经济改变和发展理论性研究的学术性，同时也是为了更好的弘扬先生为代表，为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富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学术奖项，今天评选了第九届，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积极响应，以及公平民主的程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得奖者是众望所归，都是经过了时间的检验证明了对中国改革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的经济学理论，反应了中国经济学家全体的价值观和判断标准，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就是要表彰中国经济理论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贡献，鼓励中国经济学家的创新精神。 这一项深远意义的学术活动，得到了大家的广泛的支持，在这里我代表中国经济创新奖的组织单位，感谢创新奖做出无限贡献的专家和各界人士，感谢201位评审专家，他们的参与对我们做了很大的帮助，感谢武大董辅礽作为惩办单位，做出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帮助。 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办成中国最有影响里之的奖项，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最后我们祝贺今年的获奖者，感谢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学的创新和中国的改革发展做出的重大的贡献。[详情]

　　新浪财经讯 第九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学家论坛于11月24日在武汉举行。武汉大学的校长窦贤康出席并发表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窦贤康：第九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今天在武汉大学这个最崇高最神圣的殿堂里举行，这是创新奖的荣誉，也是武汉大学的荣誉，据我所知这也是创新奖第二次在武汉大学颁奖，2013年武汉大学120周年校庆之际，著名经济学家黄达学生的，我在这里仅代表学校，像新一代创新奖的获得者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经济创新奖始终秉持着推动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初心，始终坚持公正公开的评选形式，是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的大奖之一，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推出了一批对国家的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具有理论前瞻性实践操作性的，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反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理论的研究创新，为构建中国特色体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自2017年起我校围绕人才强校这一核心战略，一手抓人才引进，一手抓校内培养，设立了人文社科驻愿研究员，几天前我校经管学院，获得了18届新野放经济科学奖，我希望能够继续关心支持帮助武汉学的发展，我们一定为加倍努力积极进取为中国经济学习的不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天是第九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我们希望进一步提升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更好的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越办越好，也希望武汉大学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做出更大的贡献。[详情]

　　新浪财经讯 第九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学家论坛于11月24日在武汉举行。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出席并发表演讲。 洪银兴在演讲中表示，对企业来说，最致命的风险是产权丧失，最重要的收益是财产增值。 产权界定、配置和流转具有更强调更有效的激励，把人们的经济活动的努力和财产权利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是稳定持久的激励。 “市场主体要扩展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的激励，不仅仅是我们过去强调的硬预算的约束，也不仅仅是产权激励，还需要减税降费，降低企业的负担，企业税费过高，社会负担过重，给企业最大的权利也无济于事。我们现在企业的税费还很重，我们管更严了以后，最后还是没有解决，这个确确实实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以下为演讲实录： 我认为现在应该是要建设强企业、强市场、强政府的经济运行机制。 在当前情况下，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经济运行机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涉及企业、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运营机制，当时引起了经济界的广泛的关注和认同。 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后定义有两次，一次是定义为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后来是改为市场对资源只起决定性作用的和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义有所改变，但是运行机制都离不开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运行，市场对企业的条件，政府对市场的调节，我们对经济运行机制在新时代如何运行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在新时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关键是按照四中全会所讲的，要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显著有时重要方面是建设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毒的经济运行机制，所谓的微观主体有活力，是指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也就是企业。所有市场机制有效，是市场决定的资源配置达到效率目标。 所有的宏观调控，就是政府在应该发挥作用的宏观调控中发挥强有利的作用，这就是形成了一个强企业、强市场、强政府的结合，这三者是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企业强是以市场的有效作为条件，市场强是以政府的正确导向为条件，政府强是以宏观调控有度为条件。 企业的活力源于有序的市场竞争和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因为企业市场经济的细胞，企业活、经济活，在当下我们要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需要有充满活力的企业发挥作用。 按照这个要求，我认为对企业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地位需要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过去讲企业是市场主体主要是指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我认为这个定义在现阶段需要进一步的扩展。 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企业要成为产权主体，为什么市场主体能够服从市场调节，根本原因是在于他自自身的产权利益和市场行为相关。 我认为对企业来说，最致命的风险是产权丧失，最重要的收益是财产增值。产权界定、配置和流转具有更强调更有效的激励，把人们的经济活动的努力和财产权利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是稳定持久的激励。市场主体要扩展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说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的激励，不仅仅是我们过去强调的硬预算的约束，也不仅仅是产权激励，还需要减税降费，降低企业的负担，企业税费过高，社会负担过重，给企业最大的权利也无济于事。我们现在企业的税费还很重，我很赞成毛振华同志讲的一个观点，我们把管更严了以后，最后还是没有解决，这个确确实实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市场主体他要强关键还要有规范的市场竞争秩序，形成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增强企业活力的市场环境布置是充分竞争的问题，还涉及到市场秩序的问题，这里面有三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针对阻碍资本自主选择和要素自由流动的政府审批和准入的制度性限制，要构建宽松、便捷的市场准入环境，公平统一、开放透明的市场准入机制，要建立灵活规范的市场退出机制，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建设。 这个退出的问题两大意义，这个是企业存量资产，会大大的减少进入市场配置的要素，要为创新创业的风险投资，因此我们讲无论是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做强做大的有效的通道。第二个我们看市场的条件，市场的强，市场的条件有效，是源于政府调控市场行为的规范，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关键是自身运行的自助行，要求我们的要素流动没有人为的障碍，没有市场的垄断，也没有行政的限制。 而且要素的价值由市场自主决定。但是我们发现改革40多年及时在这方面有进步，但是时不时的政府的干扰，在这种干扰下面，市场决定的资源配置就不会是有效的，政府调节的原则是不能干扰破坏市场在自主运行，基本要求是顺市场而动而不是逆市场而动，而且政府调控市场必须规范自身行为并且推动市场的自助性建设。这里面我强调几个问题，我们政府调节市场它的政府本身的行为规范，包括建设统一开放的市场。 包括完善要素价值由市场自主决定的机制，必须明确政府调节市场部等于政府决定市场的价格，尤其是要强调我们政府的规定的产品的价格，无论是产品的价格和货物的价格需要进一步的方法。这是一些垄断行业，还是由政府来定价，以更多的确定商品和价值的自主权，再一个是各种要素他的价值在各自的市场上形成，强调市场评价贡献和相应的要素价格比例这个问题来调节我们的要素。 第三点就是政府调控能力的增强在它的调控有度，就是目前还政府，政府调控的强不在于他调控的资源多，也不在于调控的范围大，虽然大家都说我国有几种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但是不能把这种优势过分的放大，不然就没有市场经济，政府的强，是强在科学和宏观调控，有序的政府治理，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政府调控的科学性，他的重要是有度的，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增强，是依靠它的制度性作用，特别是是我们四中全会，我们越来越发现是强调制度的重要，在市场制定了资源配置以后，政府不再是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行为，政府资源集中进入了公共性、公益性、基础性领导，他成为一个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政府，在这个里面政府才能一个强政府。 我这里特别强调政府调节的度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政府调节市场指的是政府提出方向，市场去实施。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去产能和库存，我们政府做了不应该做了事情，也就导致了我们现在的一些问题，造成了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的困难。 再一个宏观调控的合理区间，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以后，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应该每时每刻进行，宏观调控的对象也应该事无巨细，要明确调控就业总水平、价格总水平，防止出现系统性宏观风险，在可承受的通货膨胀率和可承受的失业率之间的区间内政府的手不能乱动，给市场自主作用的留出走狗的空间。为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政府作用要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相配合。 克服市场失灵也要尊重市场决定的方向，例如政府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克服市场运行产生的两极分化，所进行的调节主要不是进入资源配置领域与市场作用相抵抗，而是进入到收入佩佩领域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再如协调区域发展，政府也是不改变资源在市场决定的流向的前提下，利用自己掌握的财政资源和公共资源按公平原则进行转移支付，或进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吸引发达地区企业进入不发达地区的创造外部条件。调控者受约束，建立有效的制度约束和规范政府行为，因为我们讲的制度的约束就是政府的规模的约束，财政和税收的约束，法制的约束，尤其是政府权利应该受到宪法的限制，政府需要制定全力清单、责任清单、腹面清单，尤其要是腹面清单能够降到最低限度。[详情]

　　新浪财经讯 第九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学家论坛于11月24日在武汉举行。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毛振华出席并发表演讲。 毛振华在演讲中着重介绍了他从事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即宏观调控的稳增长、防风险双底线思维。他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政策基本上贯彻了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这是金融危机以来宏观调控的“中国经验”。在中美冲突持续存在的背景下，宏观政策要在稳增长和防风险双底线思维下选择好平衡点，做好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的结合。 以下为演讲实录： 毛振华： 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发言。这个论坛已经举办了9期，在前几期中我均作为董院等机构代表作欢迎致辞，但这次是第一次做学术发言，也是我给自己申请的一个机会。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这两年关于宏观经济与政策的的思考，是我个人对2008年以来宏观经济与政策的梳理与总结。我重点分享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讨论一下金融危机以来宏观调控的“中国经验”是什么，其次，讲讲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新情况，也就是中美博弈之下，中国的政策做了哪些调整；第三，分析在当前内外挑战之下，中国未来怎么走。 双底线思维是中国过去十年宏观政策的高度浓缩 有关金融危机后中国宏观政策应对效果的讨论有很多，对于以“四万亿”为主的经济刺激政策影响和效果的评估也存在比较大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一系列反危机措施的引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成为第一大贸易国，此后虽然跟美国互有交错，但不是第一就是第二；2014年开始中国成为净资本输出国。这些都是我们过去无法想象的成就。“四万亿”的强刺激政策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窗口期，在西方国家经济低迷、复苏艰难的时候，中国经济实现了错峰发展，我们今天的经济格局乃至政治地位都是由这样的一个政策所带来的。不管有多大的问题，我们都不能否认在过去10年（2008-2018年）稳增长政策所起到的效果。 但是，稳增长的经济政策源起于金融危机，是反危机时期的政策，在政策出台的第一天起就与风险相伴。而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在体制机制上具有政策层层放大效应，在这种政策放大效应的带动下，当年的投资实际上或远超过四万亿。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利用国有企业作为反周期调控的一个基本工具，优点是国有企业的执行力度强较容易取得政策效果，但问题也会随之伴生。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在金融危机后对一些企业提供了救助，但它们没有那么多国有企业，且在危机之后就逐步收回了救助。中国通过扩大负债等形式提供给国有企业的救助却并没有被回收，一条临时开挖的应急渠道最后变成了一条奔腾的大河。国有企业在政府支持下的高速负债扩张引发了对民营企业的挤出、产能利用率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对金融危机前既定的市场化的改革路线图，并导致风险持续累积，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2016年中，我发表了一篇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转向防风险”为核心思想的报告，第一次把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宏观政策浓缩为稳增长、防风险双底线思维。报告提出，金融危机以来长期的稳增长政策已经取得良好效果，但同时也积累了很多风险，稳增长政策边际效用不断下降；随着全球经济走出金融危机，外部环境相对宽松，宏观政策应转换至以防风险为重心。总体上，在实施以稳增长为重心的宏观调控时，需要密切关注风险的防控；而在倚重防风险的政策中，也需要关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合理把握稳增长与防风险二者的平衡。这个报告通过中国人民大学的智库渠道提交给中央并获得了领导批示。无独有偶，2016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增长、防风险，这个政策继续在2017年的两会得到确认，当年10月举行的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 虽然直到2016年底中央才把防风险列为正式的宏观调控目标，但我认为，我国的政策目标始终关注防风险，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变化各有侧重。我认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宏观政策高度浓缩的话就是两条：稳增长以及与稳增长相配套的一系列的政策，防风险以及与防风险相关的一系列的政策，也就是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这是回顾中国过去十年所走过的路得出的经验与总结，是我对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我最近也在思考，有没有可能再进一步提炼和深化。 美国因素的干扰导致中国调控重心再度转换 在2017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防风险政策之后，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再度明确“推动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取得明显进展”。。但是，中美贸易冲突的爆发改变了这一政策取向，使得2018年以来宏观调控重心再度侧重于稳增长。 事实上，美国因素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扰动多次存在，并总是在中国准备开展重大经济政策的调整的时候出现。比如，2007年正值上一轮经济增长的顶峰，当时政策层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宏观政策也开始注重结构调整，防止经济过热。但由美国发端的金融危机导致宏观政策重心发生了偏移，迅速转向稳增长，开启了力度较大的反周期刺激调控。2018年中国也走了类似的路，宏观调控刚刚把把防风险作为重中之重，美国便挑起了贸易战，经济运行的外部复杂性上升，导致经济政策重心不得不做出修正，再度转向稳增长，政策力度超出预期，财政政策积极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从稳健中性转向稳健、边际宽松。 在同一年内两次调整宏观政策方向，这在全球宏观调控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基本上承受住了政策的调整。未来中国经济还会承受什么样的情况？这就必须看未来中美关系对中国的影响。我认为，贸易战只是一个“前哨战”，美国挑起的对中国的冲突或存在“三部曲”，第一步就是贸易战，第二部是推动中美“脱钩”，第三步甚至是将中国拖入“新冷战”。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发生根本改变，认为中国是前苏联之后美国所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和忧患。在这种背景下，中美关系的紧张会是常态，不因为我们目前签订或不签订贸易协定而发生根本改变。无论是中国还是全世界，都不得不承受中美长期博弈的局面。 未来需做好稳增长、防风险的平衡术，更加精准的做好力度把控 在中美博弈长期化的背景下，中国该如何应对？还能继续像2008年那样扩大债务、扩大投资、依托国有企业逆向调节的思路吗？我不太赞同。金融危机后借道国有企业进行总量扩张的方式导致投资效率下降是事实，国有企业挤出民营企业也是事实，必须警惕再度重蹈这样的覆辙。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我国的债务风险已经累积到了相当的程度，无论是企业部门还是政府部门乃至居民部门，金融危机以来杠杆率均快速攀升，这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风险。在当年中国的债务水平还比较低的时候，通过“债务-投资”驱动稳增长具备一定可行性，但当前中国的债务水平已经很高，再按照这个思路已经难以为继。 2018年以来在中美贸易战一波三折的情况下，我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边际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对冲经济的下行是有一定效果的。但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总量政策对于解决短期问题有一定效果，但并不能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在中美博弈长期化的背景下，不能总以短期心态应对中长期的问题，将短期的稳增长政策当作中长期政策来实施。经济增长要把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结合，坚持稳增长和防风险双底线思维，在不同的时期选择不同的稳增长、防风险之间的平衡点和侧重点，做好二者的平衡术。 在当前中美博弈持续的情况下，稳增长暂时成为政策的重心，但经济运行的风险持续存在，比如债务风险，因此，未来仍需持续防范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当然，尽管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与风险，但中国经济仍然存在很多机会，消费升级、技术创新等等都有望给经济增长带来动力。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外部环境的复杂化，按照既定路线图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 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好自己的事，对中国来说才是应对风险的最佳选择。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调控“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使我们率先走出危机，取得系列成绩；随着经济企稳，在我们侧重防控风险之时，由于中美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使得我们的政策重心发生了调整，政策力度也比较大；我认为尤其是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二者尺度或者力度的把控方面，是当下宏观调控尤为需要平衡或者考虑的。那么在当前内有下行压力外有中美博弈等多种压力下，做好自己的事，对中国来说才是应对风险的最佳选择。以上就是我对三个问题的回答。 由于每位代表只有十五分钟，我这里就简单的介绍我的观点和看法，请大家指正批评！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第九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学家论坛于11月24日在武汉举行。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谢丹阳出席并发表演讲。 谢丹阳表示，国际机构和多边协议仍然将是未来的主流。 无论特朗普怎么样的退群，他最后还是需要大家的配合，因为竞争和合作不光是在经济层面的，还有安全健康这些层面，不得不需要各个国家在一起联合来处理。 以下为演讲实录： 谢丹阳：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领域，或者哪一个产业在做工作，首先在你的心中要把握几条长远趋势，当这个转折点到来的时候你能够比较正确的去做出反应。 世界总是喧闹的，有很多的热点，但是我们需要记住的是长远的趋势。 人类智慧是在不断积累的，不管是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经验，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另外科技也是改变世界，过去我们所碰到的灾难我们都会想办法去避免，而且不断的进步。 第二就是世界和平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诉求。 第三个就是全球化仍然是大趋势，虽然说这个这条路并不平坦，因为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在世界各地分配并不是很平均的，我认为这个下一步的重点是包容性全球化。 还有就是美、亚、欧的三足鼎立，当然我们作为中国来讲我们不应该从这个角度想，我们永远要拉上欧洲，亚欧三足鼎立，这点很重要。 国际机构和多边协议仍然将是未来的主流。无论特朗普怎么样的退群，他最后还是需要大家的配合，因为竞争和合作不光是在经济层面的，还有安全健康这些层面，不得不需要各个国家在一起联合来处理。 中国应有的取态，就是第一体制改革创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大环境，这点上过去我们学习的机会是越来越少，我们要靠自己。第二个是坚持和平崛起，不称霸，但合理提高国际事务话语权，走多边路线。继续拥抱全球化，坚持互利共盈，但要关注弱视群体，就是包容化。最后是逐步完善各个层次的民主决策。 大家要更多的关注你那个领域的这种顺势的转折。重大转折点的特征首先它是取决于一个大分享的问题，何去何从的问题，另外是一个既得利益和新兴势力是博弈，但是可能是一个逐渐失势的过程，重大转折点一般会涉及到百十华的争夺，有时候会有流血，这样也包括一些没有校验没有流血的所谓产业过程、技术革命、思想革命等等。 顺势转折点的历史案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只讲一点就是美亚欧三足鼎立的，就是在苏联解体1991之后，之后的世界和平是怎么样的来维持的呢，尤其是在像欧洲这些地方，那么欧洲的话，他的共同体到欧盟整个的历程，基本上都是你看上去像是在为了经济合作，实际上是为了求取和平。所以现在你不管是这个应该脱欧会怎么样，结果那他这个和平为了和平尤其是在俄罗斯虎视眈眈的在旁边，他的同盟比较还是要保护好的。 这是全球化的一个侧面，跨过的资本流动。我们看到其实在一战之前，世界的跨国资本流动已经达到的一个非常发达的地步，一战当中跌了下来，后面有大萧条，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但是之后又有一个很大大反弹，除了问题之后，我们开始大家以为跨国资本流动会停滞下来，但是没有，是继续在完善的。 大湾区的展望我就不讲了，就是体制创新的湾区，是开放包容和关怀的湾区，是胸怀世界的湾区，我认为总的来讲是非常期待的事情，在这里我想给年轻人一点建议两个，要么你待在武汉，要么你去大湾区。[详情]

　　新浪财经讯 第九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学家论坛于11月24日在武汉举行。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沈坤荣出席并发表演讲。 沈坤荣在演讲中表示，地方政府在人才争夺、年轻人流入的政策的制定、落户的政策的制定到现在自贸区很多很多地方的政策的制定当中，都看到了突然财政出让金的影子。 研究观察发现，这样的竞争还在剧烈的增长，每个地区都在为争夺年轻人而竞争，争夺这个人才而竞争，这一切的一切实际上就是有土地异化带来的经济的可持续。 “背后的动机要监管部门深深的思考，政府的行为不断的对市场造成的部分的干预，实际上是给我们提出了巨大的政策的挑战。”他谈到。 以下为演讲实录： 过去的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历程，无论是高速增长还是频繁的波动，背后都离不开政府行为影响。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分权当然是客观的需要也是一种顶层设计，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说控制一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有很多因素都离不开地区政府的这个身影。 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地方政府的行为跟市场的互动，总体而言是正面的效应大于负面的效应。 因为中国的市场的不完善的，恰恰是因为市场的不存使政府推动本地区的经济的增长，也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种作为可以表现为要素的流入的竞争，也可以表现为企业构筑良好的企业运作的环境，或者是盈润的环境，虽然有的时候是牺牲一点点税收，但是对扩大微观技术的活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2006时候，我研究过税收竞争地区博弈与中国地区经济的增长，那么实际上在做这样的研究，延伸到现阶段来看呢，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随着中国逐步的迈向高质量发展需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种地方政府这种竞争的正面的作用，负面的作用或者是影响机制不断的在突破，表现为地方政府博弈的异样，造成了很大的负面的影响。 地方政府游走在监管的边缘，现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超过正面的效应，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我只是举三个方面来展开一下，第一个方面是在环境治理方面，我们说地区之间为了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展开比赛竞赛，应该是非常好的，但是为了保持继续的增长，为了追求本地区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在环境治理上呢，原来这种竞争开始外化，比如说对环境污染产业的整治，它慢慢的变成了污染产业的空间转移，在污染产业的过程中当体现它的利益。我曾经在环境桂枝引起了污染就近转移的原因当中，城市生产率的增长有巨大的影响，这是就环境整理的角度。 第二个方面是在金融资源的争夺方面。我们说为了营造良好的企业运作的环境，那么这种争夺金融资源慢慢的逐渐的演变为隐性债务的扩大的竞争，由于我国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尚不够完善，这给予地区政府无序竞争和隐性债务提供了空间。这些违规的债务，这些通过中央调控实际上也很难彻底的清除。首先这个数据有多少、量有多少就很难弄清楚，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实际上在人才争夺、年轻人流入的政策的制定、落户的政策的制定到现在自贸区很多很多地方的政策的制定当中，我们都看到了突然财政出让金的影子。 我们的研究观察发现，这样的竞争还在剧烈的增长，每个地区都在为争夺年轻人而竞争，争夺这个人才而竞争，这一切的一切实际上就是有土地异化带来的经济的可持续。 背后的动机要监管部门深深的思考，政府的行为不断的对市场造成的部分的干预，实际上是给我们提出了巨大的政策的挑战，引发的还有很多这个经济层面，所以如何来处理好地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现代化重要方面，也是当下中国经济挖掘潜力和释放动力的前提。 这个前提首先是中国经济是安全的，如果说风险累计的过大之后就是不安全的。所以我们做理论研究，比较面对这些紧迫的问题，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使得中国的经济运行走的远。如何站在新的阶段创新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实际上值得探索的领域还是很多的，比如说有的地方快事在做这方面的尝试，比如说跨世的治理，我们都知道污染的治理很难，难就拿在政府的边界，监管不到的地方，而这种地方一般是以河为界，以湖为界，比如说河长制和湖长制，但是怎么巩固政府去做这些事情，需要我们政策研究、公共治理这方面的思考。[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