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的“最大制度红利”？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贾康 苏京春

　　从基本、核心的理念上讲，所谓供给侧改革，实际上强调的就是改革为统领、结构优化为着眼点、使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提升、在深化改革中解放生产力的系统工程。经济增长中间“中高速”的直观表现到底是7%左右，还是6.5%左右，不是关键。

　　“供给侧改革”现已成为各方热议的一个主题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事关我们如何认识、适应并引领经济增长“新常态”而对接“全面小康”和“中国梦”这一全局。

　　从概念上讲，“需求”和“供给”是经济社会中相反相成的一对概念，政府的调控职能，就在于怎么样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动态平衡。在调控的“技术路线”上，过去就已很清楚地区分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而现实生活中经验比较丰富、比较成熟的主要是需求管理，它属于总量型，指标是单一可通约的，就是掌握整个市场中的流动性，以对银根的抽紧或者放松、总需求的抑制或刺激来实施反周期操作。中国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确立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之后，也在这方面积累了相对丰富的反周期的需求管理调控经验。

　　然而，过去中外从理论到实践，应该讲长期忽视了供给管理，虽然必定会有所涉及，但是认识很不系统。过去中国的政策实践中已多次强调过“定向宽松”，所谓“定向调控”，这说的是什么？绝对不是讲需求管理，而是属于供给管理的命题。

　　供给管理中的结构特征是非常鲜明的，指标复杂得多，绝对不是需求管理中单一货币供应量值和有效需求量值的指标，涉及各种各样的结构问题和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权衡问题。

　　尽管理论界过去的分析认识还相当薄弱，但可观察到的调控实践中间的供给管理经验总结却不可回避。事实上，美国人在自己的金融创新走过了头，引发次贷危机、金融海啸、最后冲击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之后，在应对危机中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框架而实行了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的供给管理措施，最关键的是运用公共资源对花旗、“两房”注资，一直走到对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汽车公司注资，极大地扭转了市场预期，带来了以后使全局稳定下来的走向复苏的新阶段。现在美国已告别量化宽松，进入了升息轨道。

　　中国这几年在积极探索货币政策的所谓总量型政策工具的结构化运用方面，也体现了过去需求管理所不能够解释的政策要点，财政政策方面更是不得不特别注重和多次强调结构优化问题。

　　从基本原理来说，需求是经济生活中的原生动力，但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却恰恰才是划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以供给侧视角看人类社会发展，从人与物关系形成的生产力角度和人与人关系形成的生产关系角度，都可以合乎逻辑地看出，实际上人类社会一步步发展起来，就是在人必然有的需求要得到满足这样一个原生动力之下，在供给侧会不断对需求做出响应，而这种响应机制必然在创新中间一步步地向前走，也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走。

　　所以一开始人类脱离动物界，是以采集和狩猎为供给特征的最初阶段，后来上升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工业革命后又经历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自动化机械时代，而现在我们是处于信息革命的高新技术时代，是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产业革命时代，这都是供给侧的创新，使我们一个一个阶段发展起来。

　　生产力的特征和根本上由它决定的生产关系特征，依学理分析，都是发生在供给侧，生产力里面的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都是供给体系中不同要素的结构性划分，更有现实生活中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等等——我们必须处理好诸如此类的结构问题，而生产关系，更是所谓结构性改革要处理的制度供给如何有效与优化的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作为转轨的经济体，要实现现代化，关键的供给首先就是制度供给，改革就是要解决以“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解放生产力的问题。我们过去在需求管理中有“三驾马车”这样的认识，其一定意义上的积极贡献，就是把需求这个总量型管理问题开始结构化了，但是结构化的逻辑在需求侧无法展开和完成，必然要传导、转移到供给侧，并完成供给机制和整个供给体系构建问题。

　　过去人们一向注重需求管理，所内含的理论假设是供给侧环境为完全竞争，由市场自发解决结构问题，但恰恰实际生活表明，完全竞争理论假设在现实中必须做矫正还原，考虑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怎样理性地加上政府的结构优化政策措施，以合理促进资源配置优化——这一新认识框架客观上所要求的。总体而言，是既避免市场失灵也要遏制政府失灵，这当然就复杂得多。

　　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努力，是在供给侧打通物质生产力和人际生产关系的视角，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的互动与结合处理好——中国现在最主要的发展理念、排在第一动力位置的创新驱动，实际上就是要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相结合，而三层互动里面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好以制度供给为龙头的全面改革阶段的攻坚克难。

　　当下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概念，直接对应了对现在的“新已明朗、常未实现”的新常态怎么样认识、适应和引领的问题。在这个引领方面，我们主观可为的有统领意义的事项，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一路走来，依据最高决策所要求的全面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体系化的现代发展理念，如何通过供给侧创新为主的系统工程实现新一轮生产力的解放。

　　所以，从基本、核心的理念上讲，所谓供给侧改革，实际上强调的就是改革为统领、结构优化为着眼点、使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提升、在深化改革中解放生产力的系统工程。经济增长中间“中高速”的直观表现到底是7%左右，还是6.5%左右，不是关键——虽然“十三五”规划期间需要年均GDP增速652%以上，才能对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但真正关键的是在底线守住的时候，还一定要追求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还要形成长期发展的后劲。这样的供给侧视角，又明显不同于需求管理的年度短中期视角，必然追求短期与中长期的衔接、追求实现长期的战略性的目标。

　　所以我们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决策层的精神实质，是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还必须使三中全会以来部署的顶层规划中的改革任务，取得决定性成果——换句话说，相对容易实现的全面小康，如不匹配上全面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个全面小康的价值会大打折扣，因为全面小康只是中国梦实现过程的一个节点，关键在于形成后面的可持续性和发展后劲。

　　以上这些应属于对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基本理解。具体分析有更丰富得多的内容：本书中我们已说明，供给侧至少有五大要素，即劳动力、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管理与制度。

　　对这五大要素，国际经验分析和中国实践都可以认证，在一个经济体的起飞阶段，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前的发展过程中间，前面三项更容易体现出支撑力，更容易发挥动力作用——中国就是这样：一旦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建设为中心，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的低廉劳动成本一直支持我们发展到世界工厂；传统体制下土地资源开发没有与市场对接，而一旦对接，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物质利益驱动下，展现了生机勃勃、生龙活虎的发展进程；再看资金与资本，原来我们自己严重匮乏，靠引进外资，同时带来了管理和技术，于是支撑了我们的发展，使民间资本完成原始积累以后又迅速雄厚起来，现在规模已相当可观，但这些在后来又迎来了一系列挑战：劳动力方面现在看到了原来的人口红利迅速消失，变成招工难、用工贵、民工荒，劳动成本不断升高——这表明中国的人均收入提高过程中低端劳动者收入这几年比总体提高得更快一些，正面说是好事，但负面说，同时必须注意到这也就是我们原来一个重要的相对优势的丧失，因而我们的传统制造业不得不往外转移。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问题、扩大建成区的征地拆迁补偿等方面越来越多的问题，以及自然资源粗放使用已不可持续的问题等等接踵而来，在这前面两项因素的支撑力明显下滑的同时，现在中国资本运用的突出问题变成了大量资本在寻找什么是合适的投资对象，常规投资项目的边际收益递减已经普遍化地摆在我们面前。

　　所以要引领新常态，我们必须更多地打后两项的主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从邓小平的判断到我们的学理论证，都可知科技是以走创新型道路产生生产力乘数效应的供给侧最重要动力来源之一；同时中国特别要以制度方面的变革，打开千千万万的企业、事业单位科技人员聪明才智与潜力活力释放的空间，这是中国最主要的“最大制度红利”命题。从这个意义来讲，制度这个要素甚至要高于技术。

　　总之，五大要素后面这两项的文章，要全力做好做足，以新的动力体系支持我们冲破一系列供给约束、供给抑制——这就是供给侧改革所追求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生产力整体跃升新境界，是支持我们在实现“全面小康”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实现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最关键的动力机制。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最为深刻的体会，是经济学“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新供给经济学是在中国本土研究者所抱有的家国情怀与创新追求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致力于不负时代呼唤而有所作为，实实在在地做到胸怀世界、脚踏实地，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道路上以有质量的学术研究为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服务。

　　基于这样情怀创立的新供给经济学，其理论框架和相关研究远非完美，而且就“供给侧”改革所针对的结构性问题，放眼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尚有太多复杂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尽管如此，我们仍欣慰地看得见现有研究成果对中国科学决策已形成的参考价值，以及世界范围内经济学者对其的关注与研讨。我们期待着怀抱“经世济民”情怀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以及学界所有有志、有识之士，能够在合作研讨中继续将经济学研究推向更深入的层面和更具“学以致用”水准的境界，努力实现更多更好地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服务的夙愿。

　　（本文摘自《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

　　(本文作者介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