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避免亚投行被过度政治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赵磊

　　中国要推动国际规则更加合理与完善，但不是要进行颠覆。在国际关系中，负责任不仅仅指要援助、要砸钱，更强调公共产品的提供，要有议程设置的能力：我不能决定大家内心想什么，但我能决定大家讨论什么。

要避免亚投行被过度政治化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和印度尼西亚总统会晤时，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中国提议建立亚投行的目的是通过互联互通实现合作共赢：目前，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普遍较差，提升空间巨大，很多国家缺水、缺电、缺道路。

　　据统计，2010年至2020年，亚洲各国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合计约需8万亿美元。早在2010年，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确定了700多项工程和计划，投资规模约达3800万美元。但是一说到资金支持，很多地区国家和国际组织就“退居二线”、“缩手缩脚”。

　　亚投行的经济意义有三个层面：1、通过互联互通，不断增强成员国自我发展能力；2、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能扩大投资需求，拉动其经济复苏；3、有利于扩大全球总需求，提振国际社会的经济信心。

　　需求决定亚投行的成败：由于资金投入大、建设周期长，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仅凭各国一己之力，难以解决，必须采取多边的方式进行推动。例如，印尼是一个千岛之国，需要海上的连接。印尼已经制定了全国计划，要建设2000公里的道路、10个机场、10个港口和10个工业园区。但稳定的资金来源不是印尼一国能够解决的。

　　另一方面，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有经验、有技术，也有深入人心的理念：“要想富，先修路”的中国理念被广大亚洲国家所接受。此外，已有金融机构根本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亚洲地区每年需要8000亿美元的投资额，但是亚行(亚洲开发银行)只能提供5%。这个巨大的缺口，也正是亚投行应运而生的契机。

　　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微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第一，共性包括：1、都是多边国际金融机构，通过发放贷款以解决发展中国家或贫困国家的发展问题。2、都是国际公共产品，是全球治理的组成部分，即通过多元主体的合作管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不以赚钱、赢利为目的，而是要推动国际社会的共同进步。

　　第二，差别主要表现在定位和业务重点不同：1、亚投行是发展中国家倡导的区域性融资平台，贷款重点服务于亚洲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行融入了更多西方价值观(贷款有苛刻的政治、人权条件)，贷款重点服务于全球的减贫工作。

　　目前，世界上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分别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在华盛顿)，美国在这两个组织中都是第一大出资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前者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后者提供中长期信贷来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世界银行的贷款作用在减退，部分原因在于针对贫困国家的贷款条件太苛刻。

　　根据规则，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亚洲银行，要获得他们的贷款，都要在政府透明度、人权等方面通过考核，还有环保、劳工等多方面的要求。所以，经济问题政治化、死气沉沉的管理方式、条件苛刻、效率不高，使很多国家开始反感，“我没钱，但是我要被尊重”，不希望这些组织对贷款国说三道四。

　　美国和欧洲非常擅于利用金融工具：历史上，英国秩序同英镑的稳定密切相关，而英镑的稳定与金本位制的确立密切相关。英镑逐渐成为全世界普遍接受的国际货币，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今天，美国秩序同美元的稳定密切相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基本内容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以及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

　　同时，西方国家的金融工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1年成立，总部设在伦敦。主要任务是帮助东欧、中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化，具体内容如加强民主、尊重人权等，常有干涉一国内政之嫌。

　　需要指出的是，既要强调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行等多边开发银行的互补关系，也要强调他们之间的良性竞争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服务，更好地提升后者的活力与服务意识。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行等组织的确有竞争关系，但是竞争的不是霸权，而是市场，是好评，是世界进步的现实意义。良性竞争对于开发贷款以及其他市场都是有利的。

　　亚投行不是“中国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要避免简单类比，一方面不要一方面反对别人拿“马歇尔计划”类比中国的“一带一路”，另一方面自我陶醉地把亚投行比作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亚投行不是“中国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因为，“马歇尔计划”、“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制度安排都有维护一国霸权的意味。许多西方媒体将亚投行称作是中国控制的，这不客观。此前中国对外表示可出资到50%，这表明中国对亚投行的强力支持，但也不一定非要50%，随着亚投行成员的增多，中国的占股比例会相应下降。

　　中国有控制的能力，但没有控制的意愿：中国不寻求一票否决权，因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反对美国在世界银行拥有否决权，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是亚投行的发起国与关键力量：中国推崇协商一致，即“有事好商量”，尽量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而不是靠投票权来决定。中国要推动共识，在共识的基础上，把具体的项目做扎实。

　　亚投行表明中国外交布局的重大调整：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是中国的外交布局。可以预见，多边外交将提升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亚投行等多边机制，既有利于中国整合周边与全球资源，也有利于中国赢得良好的口碑与声誉。

　　为什么大家争着想做创始国：国家在考虑回报的时候，既包括经济回报也包括政治回报；创始会员国会得到特殊的政治回报，会载入史册，特别是大国非常在意这个。小国更加关注具体的经济回报。从原则来说，创始会员国与其他会员国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并无区别。金融机构最大的特权是投票权，投票权的多寡取决于成员国的出资份额。

　　具体来说，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各国的经济权重，以经济权重来衡量各国的出资份额和股份分配的比例。由此看来，创始会员国的特权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即“历史不会忘记”。

　　要避免亚投行被过度政治化：中国要推动国际规则更加合理与完善，但不是要进行颠覆。在国际关系中，负责任不仅仅指要援助、要砸钱，更强调公共产品的提供，要有议程设置的能力：我不能决定大家内心想什么，但我能决定大家讨论什么。要避免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的政治化，要在便利、透明、高效、合规上做文章，推动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公平性发展。

　　1、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要符合绿色和低碳标准，要有人文情怀、要在生态友好上下功夫；2、包容性发展，使各国人民有机会的参与到亚洲的共同事业中来，要避免由于边缘化状态而导致的极端化情绪的蔓延。3、公平性发展，既要反对霸权，也要反对特权，使公平成为亚洲国家的共同价值。目前的突破口：成立后要提高放贷效率，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但同时要制订严格并切实可行的高标准保障条款。

　　亚投行不是“中国版的门罗主义”。开始的时候，美国游说七国集团和亚洲盟友不要加入该机构。美国认为，鉴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存在，没有必要再建一家新的开发贷款机构。美国的担心：1、从战略来说，亚投行会动摇美国霸权的基石——全球货币与金融秩序，美国已经领导了70年；2、从技术来说，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金融组织，美国担心贷款标准是否会很低，或形同虚设。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今天，美国在能源领域、金融领域都感受到了中国强大的竞争压力。

　　3月23日，奥巴马称欢迎亚投行的设立并表示亚投行可以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展开合作。美国态度的转变不仅仅是因为盟友的倒戈，更主要是国内压力：1、全球经济新格局的主要标志是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美国要接受这个事实；2、加入才有可能从内部影响亚投行的发展。

　　从围堵到合作，也表现出美国态度的虚伪性：一方面，不停敦促中国发挥与其日益增强的实力相符的国际责任，为全球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当中国朝这个方向努力时，比如建立亚投行，美国却试图阻挠，这就显得短视和虚伪了。对中国人而言，亚投行的建立不是北京与华盛顿争斗全球经济影响力，而是发展中国家与西方经济秩序的博弈。

　　亚投行是中国“共同体外交”的新载体：“共同体外交”的实质，不是单纯寻求一国利益，而是将共同体成员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实现普遍的利益增值。因此，区域开放主义、利益均沾、透明化操作是“共同体外交”的逻辑基础。这也是区域多边主义与开放主义的合法性基础。共同体有三个阶段：利益共同体，即要在满足需求上做文章；命运共同体，即要在应对挑战与回应压力上做文章；价值共同体，即要在相关欣赏与内心认同上做文章。

　　从金砖银行到丝路基金再到亚投行，中国要把一带一路做实：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亚投行等金融平台的建立，使中国梦同亚洲梦、世界梦有了对接与落地的抓手。

　　但是，要避免资源多而杂乱，要做“精致资源”：在经济上，要处理好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传统平台的关系，这些组织有很多宝贵的经验，特别是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有全球视野，因此中国要主动地学习借鉴，要合作共赢。这些新平台与现有国际金融机制是互补、合作的关系，也是推动后者不断完善的新鲜血液。

　　3月26-29日举行博鳌亚洲论坛，“一带一路”规划将正式发布。“一带一路”范围广，规划不会过细，更多是原则性的表述，要留下足够多的、动态性的空间让丝路国家和企业去参与，不希望限制参与国和企业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主要提供方向性内容，如交通、能源、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重点与合作领域是什么？这个方向与亚投行的工作重点是匹配的。亚投行已经箭在弦上，要大干一场。

　　(本文作者介绍：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目前主持中央党校“一带一路与边疆稳定”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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