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邹新
从表面看,中国的税负水平并不高,但因为国外大多是直接税为主,且含有大量的税负豁免、扣减和返还,中国以间接和隐形为主要特征的整体税负水平,无疑是过高的。
每次出国,即便再忙,我也会尽可能在闲余挤出时间,去逛最受当地居民欢迎的商场尤其是超市或集市。除了偶尔满足个人购物需求,更为了从中迅速掌握当地的民风、民情和品位。
最重要的是,家用商品价格,是体现一国货币购买力平价和居民生活水准的最好指标。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因为是发展中国家,恩格尔系数较高,所以物价自然总体较高。但深究起来,这种判断存在因果倒置的逻辑漏洞。
先不论发展中国家和恩格尔系数之间的对应标准问题,中国与国外普遍出现的同物不同价问题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可能恰恰是中国恩格尔系数较高,而居民生活水平较低的推手,更是未来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必须逾越的障碍关口。
首先是农产品等初级食品。一个普遍现象是,无论农产品收购价格高低,中国农民从中的获利,其实只占最终居民农产品消费价格的很小一部分,居民大量负担的隐形成本是路、税、店等费用。这种高税费的结果是,制约了仍作为中国人口主体的农民群体的消费能力,同时降低了城镇中低收入者的货币购买力,最终致使价格难以真正发挥调节市场供需的机制。
其次是劳动密集型消费品。一个奇怪而又长期存在的现象是,对中国经济奇迹贡献巨大的绝大部分价廉物美商品,中外价格却相距甚远。
其中的确有中国长期以来对外贸出口部门大量补贴因素(这种事实上的补贴具有较强的历史原因和合理性),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境内高额的税费。这些税费还不仅仅是很多人认为的进口关税,而是境内的流通、工商、上架等间接税费。当你购买了一条动辄高达几百元人民币的Levi's仔裤,可曾知道,自己其实为大量的行政、税务费用买了一笔大单。
如此,虽然中国的基本消费品早已供过于求,过剩产能却有增无减,背后的重要原因便是,长长的供应链条上,积聚了太多的利益相关者,真正的产业升级亦无从谈起。从国外买Made in China、网上代购如此盛行就不难理解了。
其三是奢侈消费品。去年中国居民的海外消费,据说已高达1020亿美元,而近期又报中国已成美国、中国香港以外的第三大瑞士表消费地(如把香港地区加上,中国理应名列第一)。
因为历史发展水平很低和产业升级困难,中国的高收入和高消费能力群体,购买国外奢侈品牌自然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大量的消费及乘数效应外流和损耗,在降低中国产出质量的同时,更固化了中国畸形的经济结构。即,大量的消费需求国内无法真正供给,国内能大量供给的要么部分人消费不起,要么被部分人嗤之以鼻。
当北京新光天地的Chanel旗舰店、前门23号的Patek Philippe专卖店以及上海恒隆广场的Dior概念店,遇上巴黎的Cartier[微博]精品店、纽约第五大道上的Coach店铺以及米兰街头越来越多的Prada橱窗,实在令人在感叹国人强大消费能量和潜力的同时,对本土消费市场和需求一声扼腕叹息。
最后是货币真实购买力问题。近年来人民币对外尤其是对美元升值,而对内实际贬值的现象,除了从国际资本流动层面找到蛛丝马迹,更本质的成因是,内外经济均衡点的高低不一,致使货币价值内外错配。而背后的一大重要原因便是,过高的税费混乱了中国实际价格水平的形成。
从表面看,中国的税负水平并不高,但因为国外大多是直接税为主,且含有大量的税负豁免、扣减和返还,中国以间接和隐形为主要特征的整体税负水平,无疑是过高的。
中国经济转型的终极目标和必然路径,是释放、刺激消费,而厘清、整合并削减税务尤其是居民税费负担,已是必由之路,这是减小中国已经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影响的必备钥匙,更是迎接远处那艘依稀可见的中国经济巨轮到来的基础性水利工程。
(本文作者介绍:邹新,经济学博士,金融从业者,多年出席APEC峰会及WTO谈判大会,曾业余担任多家媒体特约撰稿人、广播电视主持人、特约记者、电视策划人及英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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