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许一力[微博]
回顾过去30年媒体的报道历程，在厉以宁和吴敬琏这件事情上，即使在某段时间两人在某细节上有针锋相对之处，但大方向上其实一直是殊途同归，所以媒体没必要给任何人都打上意识形态的标签。
二人虽各执一词，却“在改革大方向上始终是一致的”。关于厉以宁、吴敬琏两位经济学泰斗在经济50人论坛上的讲话，一个是认为2014经济有困难，一个是认为2014比较乐观，不要听信境外唱衰中国的论调。
结果媒体纷纷用了这么一个醒目的标题《经济学泰斗掐架：吴敬琏看衰经济 厉以宁乐观》。
只是，这两位泰斗真是在掐架么？回答这个问题，还原一下两位泰斗的原话是有必要的。
这是吴敬琏说的原话：地方政府目前都在执行宏观调控，如何转型涉及到许多人的权利和利益。如果角色问题不能解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将很困难。中国经济今年还会非常困难，因为积累了十多年的问题要梳理和解决。而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期到决定性作用。
这是厉以宁的原话：对2013年有一个判断，那就是，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一年。年初的基本状况是，世界的经济大势略好，但是危机在继续。所以，我们能走到这一步不容易。但是，并不是很快就会转变到平坦。2014年，国际形势还会有什么新的情况？但有一点是肯定的，2014年是加快改革的一年，全国各界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目标的实现而努力。大家要综合一个情况，要有信心。信心的丧失是摧毁一个国家的最强大的武器。
我从两位泰斗的原话上没看出有任何掐架的意思，他们的原意都是在说经济运行中存在困难，但困难一定会克服的，前途还是光明的。稍有不同的是，似乎厉以宁更有信心一点。从头到尾，包括论坛的具体流程，都没看出这两个泰斗掐架的任何痕迹，况且他们说的话很多只是各自接受各自媒体采访时说的。不知道被一些媒体报道之后，怎么就成了“掐架”了。我可以猜想，这些媒体在报道之前，早就想好了标题，到了现场使劲寻找两位泰斗谈话中的不同之处。
更有人趁着这次的争议，甚至将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微博]等这波中国第二代学者，对了个大对比。他们认为这几个泰斗在20年前出现分化，茅首先被政府边缘化后，沦为老愤青。吴和厉则坚持到10年前，后来再次分化，厉有几个好学生，而吴的学生已经不得势了。吴沦为公知，厉则继续坚持到现在，仍然能够继续为现实政策提供落地的建议。
我觉得这种话还是缺乏依据的，他们猜测的基础是：一个人一但在公众场合下突然高调，就意味着他在政府那里被抛弃了。这个想法太随意了。
回顾过去30年媒体的报道历程，在厉以宁和吴敬琏这件事情上，即使在某段时间两人在某细节上有针锋相对之处，但大方向上其实一直是殊途同归，所以媒体没必要给任何人都打上意识形态的标签。如果借此提升到泰斗之间的掐架那就真是过头了。
这两个泰斗是怎么“掐”上的呢？
同时生于1930年的吴敬琏和厉以宁都是江苏人，吴敬琏祖籍江苏武进，厉以宁则是江苏仪征人。在南京金陵中学读高中时，二人都是刻苦用功的“小眼镜”、聪明绝顶的好学生；在金陵中学的校史馆中，吴与厉的照片同悬于一室。高中毕业后，“厉同学”与“吴同学”各奔南北，厉以宁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师从于哈佛博士陈岱孙等多位名家教授，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功底；而吴敬琏则就读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分配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孙冶方领导下从事研究，并曾与顾准“亦师亦友”。
可见这两个人真是有缘，是同庚、同乡、同学、同事。但两位老同学也许没有料到，多年后，他们会殊途而同归、同行却异见，成为中国经济学界不同理论声音的代言人。
两人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最早发生于80年代中后期，当时厉以宁认为企业改制势在必行，吴敬琏则认为应优先考虑价格改革。因为二者的主张鲜明，分别被戏称为“厉股份”和“吴市场”。
以厉以宁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也叫作企业改革主线派，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也叫作价格改革主线派。这两个派别的观点曾经受到过不少人的质疑，不管是厉以宁还是吴敬琏，都曾经被深刻批判过。作为学派，作为泰斗，就应该能接受得了别人的批判。
这两个派别之间的不同在哪里呢？我认为是他们对市场机制的理解不一样。
吴敬琏先生最基本的主张就是站在宏观角度反对政府对市场进行行政干预，他最有名的口号就是“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波动，经济过热过凉几乎都是市场受到政府行政干预的结果，中国出现权贵资本主义式的腐败，几乎全部是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权力寻租的结果。
既然这样的话，改革应当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建立法治。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以上这三个要素中，价格改革是核心，这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的基础。
厉以宁则突出第一个要素。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如果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话，以价格为信号、调节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所以只有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其他所有权不明晰的企业，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
你要问这两个学派谁对谁错，其实注定是没有答案的。经济学判断从来都是相对的，或者说经济学没有绝对是非标准，只有适不适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经济学研究的着眼点是度的问题，也就是说任何学派都存在局限性。只有适不适合，没有对和错之分。至于吴老和厉老，能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山北斗，关键点还是他们的观点能被历届中国政府所倚重，他们的经济学逻辑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
从现在的市场理论来看，吴老和厉老当初的理论观点都似乎缺少了点什么。这主要体现在两点：首先，过度市场化一定酿成灾难，必须通过制度政策有效地控制。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化效能的边际确定与控制。其次，越是好的市场，越需要有效的行政干预。
我研究两派的不少学术文章，这是当时的两派观点中有所欠缺的。过度市场化和过度私有化，将促成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自由，所以市场化和私有化都存在绝对边界和效用边际。而政府的作用就是寻找、控制、坚守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绝对边界和效用边际。
那么这两派论争的本质什么？从现在来看，它们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实际上，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中国经济走出的路到底采用的是哪一个学派呢？从历史进程来看，我们恰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就是在培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要素的方向上同时推进的。这种走法或许是很有道理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只是因为秉持不同的经济观点，吴敬琏和厉以宁争论和“对立”了多年，这当然是媒体把他们渲染的。现在的情况是，一个依然是“吴市场”，一个依然是“厉股份”，事实证明，无论是市场体制或者是股份制改革都是不可缺少的，二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重要方面。
所以，两位学者多年的争论和观点，其实是殊途同归的。虽各执一词，却“在改革大方向上始终是一致的”。就像厉以宁曾经说过：“我和吴敬琏有过几次争论，其实我们俩关系挺好的。我们俩是高中同学，我们俩在改革大方向上始终是一致的。”
这次的两位泰斗又在“掐架”了，真正的背后情况是什么样呢？我觉得大家应该有自己的观点了。
(本文作者介绍：青年经济学家，CCTV证券频道首席策略评论员，总制片人兼节目制作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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