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议下限管理 证券业协会亮牌佣金战

　　作者：邬静娜

　　上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最后一次行业小组讨论会结束后，天津证券业协会理事长杨蔚东判断，通过证券业协会重新设定券商经纪佣金下限短期内可能实现，“大家都有意向这么做。”刚刚结束的两会期间，杨蔚东的提案就是建议设置券商经纪佣金下限为1‰。

　　2002年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国家税务总局等联合发布《关于调整证券交易佣金收取标准的通知》，允许佣金在3‰范围内自由议价。“这导致了券商间的恶性竞争。”杨蔚东说。

　　佣金混战

　　国内早期证券交易佣金比例由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制定。在2002年调整之前，对于股票交易，两证券交易所均采用3.5‰的固定佣金比例。

　　2002年实行上限管理后，为抢夺客户，券商之间竞相降价，恶性竞争让不少中小券商倍感压力。“每年都有因此停业整顿的券商。2003年和2004年都有十几家，去年也有好几家。”杨蔚东认为，“以降低佣金为代价抢夺客户源，券商自己也深受其害。杀敌一千，自伤八百。”

　　事实上，佣金上限制度推出后，就有券商推出了“零佣金”、“年费制”等方案以吸引客户。而国际上凡是取消佣金下限的市场，都是经历了很长时间发展的。美国股市直至1994年才取消固定佣金。香港尽管1992年起就开始讨论取消最低佣金制度，但到2003年才正式实行。

　　“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状况来看，不设佣金下限有些不合时宜。”广州一家证券公司研究部主管说，尽管不设下限的本意是让券商充分发展特色服务，但仅剩下经纪业务孤军奋战的中小券商们，实在玩不出什么花样——投行业务毫无竞争力可言、资产管理业务没有资格开展、自营业务多数处于坏账清理过程中。

　　据统计，1995年至2000年间，佣金收入分别占国内券商总收入的21.93%、41.2%、38.4%、36%、32.9%以及42.9%，2005年，由于IPO和再融资叫停，这一比例飙升至81.8%。经纪业务对国内券商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大家都不想这样做，但谁也不敢不加入到这场战争中。”上海一家证券公司人士道出了其中原委：不愿降价，只能坐视客户急剧流失。

　　“囚徒博弈”求解

　　设置佣金下限并非杨蔚东首创。进行上限管理以来，各地证券业行业协会纷纷牵头成立价格同盟。佣金浮动之后不久，广州地区107家证券营业部就共同签署了《广州地区证券营业部关于遵守诚信诺言执行自律规则的公约》，明确提出，各营业部场内交易及电话委托佣金都不低于2.5‰，网上交易佣金不低于1.8‰。而江苏证券业协会此前公布的“江苏证券业经纪业务佣金标准”两套方案里，提出的最低佣金标准比现行佣金高60%以上。

　　但广州的价格同盟坚持了不到两周就分崩离析，江苏方案也没能约束省外券商机构。“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要全国一起行动。”杨蔚东说。

　　据悉，2003年中国证券业协会就委托部分券商就佣金问题进行调研，上报盈亏平衡点预估，并形成报告上报

证监会。

　　“在现有部门法规下，由行业协会约束各成员单位，设立佣金下限是最合适的。”杨说，“我们认为1‰的水平比较合理。”

　　但杨蔚东同时也承认，行业协会的约束只是软约束，一旦有违规行为，行业协会并不能有效惩罚会员单位。

　　“即使有最低佣金的限定，券商仍然可以用多种手段返还给投资者。”西南证券研究中心副总经理周到说，按照他的了解，目前各券商的交易佣金平均水平都在2‰左右，而每个地区券商的盈利水平不一样，采取全国“一刀切”的做法，在操作过程中会碰到很多问题。

　　据了解，券商对不同资金规模、不同投资要求收取佣金方法不尽相同。如果客户资金量大，单笔交易佣金就会比较低。而周到所了解的2‰，实际上是券商全部经纪业务平均水平。这样一来，如果设定下限，对大客户没有任何影响，但对中小投资者，则意味着成本提高。

　　有专家此前已经指出，“佣金同盟”就如同经济学上的“囚徒博弈”，这种博弈局面必然会以某一方首先放弃而终结。也就是说，突破最低限制是必然的。江苏一位券商人士也称：“只有建立在法律或者部门法规的基础上的硬约束才可能有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