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药价真相调查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张志勇 章剑锋 杨政文 樊兰

　　10年的医疗体制改革，铺天盖地的舆论声讨，俗话说，十年磨一剑，但是，中国的医疗依然问题重重。

　　尽管法律、行政手段“双手互博”，药品腐败依然我行我素。俗话说，富不能与官斗。为何握有法律、行政大权的药监管理部门不能遏制那些显而易见的腐败呢？

　　仅仅是体制之过吗？

　　当体制成为一种借口，当体制成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俘虏之后，遏制药价虚高必然遥遥无期！

　　药价虚高屡禁不止，是不能也！更是不愿也！

　　试问，为何

药品降价令发出19道金牌后，仍然不能取得任何成效？为何旧药变身之后能够以全新药品再次上市？为何本来研发水平低下的中国企业每年竟然开发1000多项新药？为何招标集中采购实施6年后，弄得医院不满、企业不满，患者也不满？

　　一个依赖体制生存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正是所有这些问题背后的真正原因。

　　不难理解，为什么药价虚高这种遭社会深恶痛绝的恶劣现象，屡禁不止？皆因整个药品利益的链条缠结太紧，皆因治人者即治于人者。

　　高药价困扰中国

　　中国能够有效降低居高不下的药品价格，从而使百姓摆脱暴利掠夺吗？

　　“不能。”中国人民大学医药物流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宪法毫不犹豫地对《财经文摘》说——如果政府不对现行医药卫生体制进行更好的改革，这几乎不可能实现。

　　今年8月，国家发改委下令对99种抗微生物药品的零售价格进行调整，涉及400多个剂型规格，药品平均降价30%，预计降价总金额会达到43亿元。

　　这已经是中国第19次明确宣布大幅度调整药品价格。但收效怎么样呢？

　　“没有收效！”一位医药媒体的负责人对《财经文摘》说。有一些进入降价目录的药品很快从药架上消失，有更多高价格的同类药物重新包装后又进入市场。

　　1998年，政府发出第一次药品调价指令。那时有人说，这会是徒劳无功！不幸言中，9年时间很快过去，政府把调控范围扩展到超过800种化学药品和300种中成药，每次平均降价幅度都达到15%。但是，药价仍然没有降下来。

　　药品寄生链

　　是什么原因令政府意志在政策推行过程中遭遇如此挫折？

　　药价可能是许多问题积重难返的一个标志，其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一件商品的简单价格定义。药业市场里的一些人甚至认为，药价高企并不是药品本身的问题，将责任归咎于医药代表和销售商似乎并不能使人更加明智。深圳市金活医药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李从选对《财经文摘》说，“我要纠正一个说法，绝大多数药品并非暴利，国产药品更是价格低廉”。

　　李从选说，中国的卫生资源使用方向极不合理。人们总是向城市和大医院集中。政府在卫生方面的投入又没有比照GDP同期增长水平增加，医生收入、医院营运费用在政府买单的支出中比例还在逐步缩小，“有些地方听说连20%都不到，医院以药养医就成为必然。”

　　在其他一些国家，一般是医、药彻底分业经营，医院不能卖一般的处方药，只备有一些急救用药。但中国却不是，医院和医生往往将患者视作开拓额外收入的渠道。

　　加之中国在医保管理方面的监管存在缺陷，药价极易受到操控。中国社科院专家张永建说，中国80%的城市人口拥有医疗保险，其中有60%都是富有群体或享受政府补助的，这促使许多医药企业想方设法将自己的产品挤入基本医保用药名录，以从中获得更为稳固的市场营收。

　　当然，药厂也在纵容和强化一些暗箱操作。由于中国企业缺乏创新研发能力，只能低水平模仿和复制，造成产品同质化严重。为此，药企更多是重渠道、公关、轻产品创新，在医药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他们往往寻求高薪酬的市场代理，通过渠道推力(价差产生充足的运作空间)实现销售，从而助长医药价格在渠道的流通中不断上涨。

　　“药品价格牵扯到太多环节，”李宪法说，简单的价格调整于事无补。

　　在健康、规范的药业市场，买卖双方的利益取向应该是对立和相互制约的。现在的问题是，作为买方的医院、中间商与作为卖方的药厂形成了明显的利益同盟，药价越高，所有人的利益也会更趋丰厚，李宪法说，“他们都把虚高药价当作实现经营利益最大化的途径。”

　　一个业内常识是，药品审批须“用钱推磨”、医生处方须给回扣。这使中国出现一种奇怪的药品流通现象：销售商吃药厂、医院吃销售商，每个环节都想方设法要从上一环节榨取油水，而这食物链的终端被榨取者就是患者。

　　一位医药人士介绍说，以销售价100元的药品为例，代理商10元从厂家拿货，然后以65元的价格给商业公司，商业公司只赚取票面价格的3%到6%(行价)的开票费。从表面上来看，代理商有55元的利润，但实际上，代理商必须把30元分给医生，才能保证医生对药品感兴趣。

　　经过繁琐冗长的流通环节后，患者已经无从获知一种药品的真实价格。

　　流通腐败

　　“药品流通的最大赢家是谁？”李宪法说，中国医院的药价收入账面利润平均为30%，生产企业账面利润也是30%，另外40%都在“暗箱”里面，被个人据为己有。

　　政府对于药品流通的治理，如果不能遏制流通环节的灰色收益，患者永远不可能从中受益。

　　实践证明，药品流通腐败并不能被有效铲除。一位医药企业的人士告诉《财经文摘》，药品定价和进入医保目录，需要药厂付出大量公关费用，数字很巨大，涉及到企业的生命，大部分生产企业都有专门的公关部门去“运作”政府关系，“道理很简单，价格越高对企业越有利。”

　　1996年，中国政府曾经对医药领域的流通腐败实施专项整治，那时官方已意识到腐败十分严重。他们承认，在药品流通中，腐败数额大、形式多、范围广，有一些甚至构成犯罪。

　　国务院办公厅当时也表示，这会导致国家税收流失和企业的不公平竞争，推动药品价格上涨，并且加重企业和患者的负担，更为严重的是扰乱了社会和经济秩序，腐蚀了一批工作人员。

　　但整治并没有产生任何收效。从目前情况来看，药品流通腐败在长达10年时间里从来没有间断过。今年，中国政府又展开了治理商业贿赂工作，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都强调要坚决执行这项工作，他们准备建立一个黑名单，以治理医药生产流通企业的回扣、提成交易行为。

　　10月中旬，卫生部负责此项反商业贿赂工作的官员在一个公开场合透露，经过一年的检查，有 790件医药商业贿赂案件被查处，涉案金额达到5701万元。其中有涉案单位623个，涉案人员1160人；被刑事处理230人，党纪政纪处理和其他处理266人。

　　但形势不容乐观，医疗卫生领域正成为商业贿赂的高发区。有数据显示，在全国药品行业，仅回扣一项，每年就有约7.72亿元国家资产被侵吞。李宪法认为，药品流通领域的腐败行为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机制问题，如果这一方面不适时加以改革，还会有更多腐败事件出现。

　　天津红日医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郑对《财经文摘》说，药品流通受到国家专控，行政之手无时无刻不在流通领域中显现，各部门与这个行业都有关联权力和关联利益。

　　这位人士说，药品作为特殊商品，许多行政机构的特殊参与，会产生特殊的环节和引发特殊的竞争。他表示，中国药业市场主体一直在药品进药的渠道权、销售的控制权进行竞争，“我认为问题存在于控制环节，越是壁垒高筑越是环节增多、权力集中，越是腐败滋生。”

　　“如果倒退到计划经济时代，放弃自由竞争，也许能够解决目前药品销售的市场状态。现在的机制既不是完全计划经济体制，又不是完全商品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伦不类。”

　　李从选则说，也许是政府本来就不想自己解决问题，准备依靠市场机制来化解矛盾，因此存在于体制上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政策性障碍

　　在滋长腐败的体制性障碍没有彻底清除前，政府对于药业市场的介入程度可能还在加深。比如政府目前正在大力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并寄希望以此遏制药价高企的状况，但事与愿违。

　　现在，很多地方都设有自己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办公室，政府直接参与，制定招标药品目录并指导这一制度执行。他们规定，每个非赢利医院都必须参与招标采购，以规模采购的方式压低进入医院的药品价格，减少采购操作空间，增加价格透明度。

　　但是，一个招标由政府出面组织十几个机构参与，用阵容庞大的队伍去解决一个机构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赵郑说，这应该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因为这一制度并没有平衡药厂、医院和老百姓之间的利益分担。招标采购单位可以通过招标形式从药厂那里索取大量费用，这不仅致使药厂经济负担加重，中标药品价格无从下降，连质量也很难保证。

　　药品招标中介组织海虹集团的戴天岩说，药厂和医院为保证利益，均欢迎药品高进高出，拉动异型规格大量出现和整体药价偏高趋势，“如果中标价格低，要么药厂利润小，要么根本没有办法运作。”

　　医院不愿意在药价大幅压低的情况下向患者销售，否则他们很快会养活不了自己。如果不能从中获得足够多的好处，他们会抵制或者应付招标。药厂同样如此，在招标环节中，他们不仅要挖空心思去疏通医院、中介机构等招标主体，还需要和每个地方的招标办、卫生部门、评审委员会、科室主任、医生等主体逐一进行有效沟通。

　　“招标确实是导致药价升高的一个原因。”李从选说，其中有两类“暗箱”：招标是第一次暗箱操作，产品进院是第二次暗箱操作。一种药品即便通过招标，在进入医院后也未必能够保证被大量使用。如果药厂不对医院和医生进行“二次招标”公关，他们的药几乎不可能有市场。在此情况下，所有显性和隐性交易不仅没有消除，反而一直繁衍增加，这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招标政策给流通环节设置了新的障碍，并增加了腐败机会和权力寻租空间，导致药业市场的价格机制和市场秩序更加混乱。

　　一项用心良苦的政策没有取得预期成效，可能与政策被利益主体异化有关。因为一开始就没有人去按照制度设计的方向操作，李宪法说，“人们往往只是打着招标的旗号，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全没做。”

　　最好的政策就是不再出台政策，李宪法说。政府要有所作为，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应该仔细筹划怎样将已有政策进行到底。

　　这可能涉及到更为艰巨的一项任务，那就是更好地对卫生行政机制进行治理和变革，如果不能，药品流通环节会有更多新的问题出现，使政府的降价命令成为一纸空文。

　　“无论是治理医生还是治理医药代表，都是舍本逐末”，赵郑说，政府必须回到治理行政体系上去。行政体系单纯，渠道就单纯；行政体系透明，因为垄断的门槛而造成寻租的可能性就越小。

　　本刊记者/章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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