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冒险，上海人并不陌生。在上个世纪前半期，上海一度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滩》中的许文强黑衣黑帽、白色围巾的形象今天看来仍使人心潮澎湃，《上海一家人》中若男的坎坷经历和勤劳不息也一度感动所有的观众。

　　于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1月8日下午 在接受《财经文摘》采访时向我们描绘了上海开埠以来的冒险历史。

　　1842年8月29日 ，清政府被迫接受英国人强加于自己的《南京条约》，并开放包括上海在内的五处通商口岸。

　　在第二年冬天，英国政府用战舰将他们委派的驻沪领事堂而皇之地送入上海港口，“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能被地球每个角落都听得见的闹腾。”

　　从上海出来的中国学者余秋雨说，那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多种激流在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冒险的元素应该是自那时被植入上海领域的。官府势力和传统礼教把持的保守主义在上海被外国人的枪炮轰碎，有野心的人和没有野心的人都愿意前往，上海于是变得异常开化。以至于至今中国人仍对上海滩曾出现过的一些黑恶势力津津乐道。

　　上个世纪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1949年后逐渐消逝的冒险精神再次掩饰不住地显露出来。

　　自90年代开始，这座港口城市即面临新一轮淘金热，她受到那些狂热的机会主义分子的追捧，世界各地的投机者怀揣着热钱纷纷到来，炒高了那里的楼价，这或可能成为解释冒险精神在上海复兴的一种有力证据。

　　但是，骄傲的上海人现在更面临着一种新的尴尬和不适。这由一种新型冒险行为——权力追逐商业利益的冒险失败所导致。上海社保资金案导致一系列高官、商人落马，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也被革职调查。

　　和所有其他说起话来言语躲闪的上海人一样，于海为此事感到很没有面子。 11月9日下午4点，《财经文摘》在淮海中路的茶座里找到他时，这位在复旦大学执教了十八年的教授说，整个一个国庆长假都没有过好。他说，“今年国庆节大家都过得不好，上海的当家人出了问题，觉得很没有面子——虽然这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移民文化VS冒险精神

　　财经文摘：中国有那么多的大小城市和港口区域，为什么只有上海成为人所共知的冒险家的乐园？

　　于海：1843年开埠后，上海最大的奇迹是租界创造出来的。上海县城原来在豫园这一带，租界开在上海县城的北边。从现在的南京路、北京路到广东路、广西路，最后开到西藏路、静安寺，不断拓界，越开越大，租界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是太平天国起义军把江浙一带有钱人都打跑了，他们逃到上海。大量的人口涌入，华界根本住不下。租界的人从中发现做房地产的机会，等到租界建设了大量的房子，华洋杂处的局面就出现了。

　　租界里面通行西方的市政制度，像电车、水电、煤气等，有各种各样的服务。通过收税提供这类公共服务的情况在中国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同时租界享有治外法权，这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在当时的上海就有三个政府：一个是英租界的政府，一个是法租界的政府，还有一个是华界的中国地方政府。此时，一人若在华界犯了罪，逃到租界就没人管了。因为华界的法律不能向租界延伸，租界造成了隙缝效应，助长了冒险的机会。

　　很多在中国土地上不见容的东西，无论是另类的、创新的还是别的什么，都可以在租界一试身手。这极大地刺激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创造性，同时也是冒险性。反对清朝的康有为，可以躲在租界不为慈禧缉拿；上海沦陷以后，日本人还是不能进租界，只能隔着马路看着租界里上演着抗日的节目。从1937年一直到1941年，租界在上海成为长达四年的“孤岛”，甚至繁荣过“孤岛文学”，这种现象在现代史是都是不多见的。

　　这样一种租界格局，带来了很多创新和冒险的机会。上海那时吸收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份额，成为中国各种工业的重要基地，吸引许多国内外的金融机构，相当于今天的纽约和东京，让世界各地不安分做着发财梦的人看到了机会，更吸引中国各地的有野心有梦想的人。因为西方的制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受华界管辖，这使中国传统文化下许多看不到希望的年轻人、野心勃勃的精英、叛逆分子和不服管教者纷纷跑到上海，在这里了解最新的世界信息、最新的时尚和教育理念。

　　上海的多种文明造成容纳自由的巨大空间。上海不靠本地人发展，他们对上海发展的贡献有限，上海奇迹的最大秘密就是租界和移民。租界带来了各种冲力、能量和创造性，自然也少不了投机和野路子，但所有这些混合激荡出特别的氛围，为上海的各种势力和各种人的发展提供了各种的可能性。中国有租界的城市何止上海一地，但所有其他城市租界的面积的总和都不及上海，在广州、天津，租界充其量只是中国城市中的一小块飞地，只有上海的租界反客为主，人们讲起“十里洋场”，讲起上海，就是租界。这就是冒险家乐园的秘密。

　　财经文摘：由此开始，上海的冒险精神一直没有被打乱或中止过吗？

　　于海：上海经历了几次大的移民潮，第一次大移民是1860年前后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是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是1945年国共战争时期。上海从1843年到1949年一百多年的繁荣极大得益于这几次移民潮。

　　上海最后失去活力是1949年，到上世纪90年代，因为上海不再有新的移民，不仅不移民，而且还移出，失去大半活力，近亲繁殖必定导致族群的退化，上海是一例。此时上海也由原来集经济、金融、制造等多重中心于一身的城市变成只是经济的或更确切的说是制造加商业的重镇，上海的优势地位接着逐渐消失，由一个国际性都市变成了一个地方性城市。

　　在全国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上海自然容易成为全国工业的老大，到处都是上海货，上海制造就是品质，畅销全国。上海人因此而得意，感觉很好，看不起外地人，这也成为上海人所以遭全国人民嫉的一大原因。

　　但上海的冒险精神或者说标新立异的精神是这个城市的基因成分，在一统的经济社会体制下只是缺少发扬的机会。上海人不安分的天性还在。在中国那种清一色的时代，管头、管脚、管衣服，管到人生活的所有方面，上海人还是不服管，还要在禁止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革命文化氛围中，穿要穿出一点花样来，住要住出一点“小资情调”来。中山装、皮鞋和布鞋到了上海人手里就能变得好看点好玩点，并且很快为全国人民所喜爱，我自己那时往返在外省的工作单位和上海的家，大包小包地为同事带上海货，上纲上线就是在传播“非无产阶级”的生活喜好。可以说，革命从大的方面改变了上海人的命运，但是还不能完全改变上海人的天性，也不可能触及弄堂里面的资产阶级情调。在这一点上，最伟大和最激烈的革命都没有办法，这是上海本地精神所以一脉犹存的心理学。

　　冒险的回归

　　财经文摘：但是我们注意到，上海现在被人们称为新的冒险家乐园，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于海：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浦东开放，上海不再往外移民，并且开始吸收移民。上海再次变成所有冒险家、所有有野心和有梦想年轻人的向往之地，又成为全世界的投资场所。

　　上海过去曾有一百多年的开放历史，与现代世界体系不仅不隔绝，而且还是它的重要关节。你要知道，现在很多外国人来到上海做生意，不乏孙子辈的来重续其爷爷辈在上海昔日辉煌的故事。这毫不夸张。上海对于一些外国侨民，是他们的第二故乡甚至第一故乡。很多人人到上海来冒险，生活在上海，甚至出生在上海，最后老死在上海，这里不仅成为冒险家的天堂，更象是家园，中国城市最让西方人有家园熟悉感觉的，大概要数上海。

　　从1978年开始，中国打开国门对外开放，采取务实的经济发展路线，自觉地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经济每年以两位数发展，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之一。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90年代上海开放，在中央政府的新战略下，找到了定位，发展上海成为国家战略，进入上海就是进入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带。因此，90年代以后，上海多少在恢复其成为其城市灵魂的海派传统，或至少是真心诚意地呼唤海派传统，这着实让世界为之兴奋，上上个世纪就来到中国的挪威船级社的前任主席孙欧灵(Sven Ullring)先生在挪威驻上海总领事馆开馆10周年宴庆上的一句话颇能代表今日世界对上海的看法：来到上海就是来到世界的未来。

　　财经文摘：你怎么理解这种冒险的回归？是指我们前面谈到的自由状态下的不正当行为和混乱秩序吗？

　　于海：历史不会重来一遍，上海的冒险也不可理解为浑水摸鱼，无法无天。这样的冒险， 可以意大利西西里的黑手党为例，上海显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冒险家的乐土。上海为什么繁荣？为什么冒险行为能够成功？反而是因为法制好、商业环境好、运作成本低，能够容纳另类、创新和自由的程度高。

　　上海如果是一个法制基础很差的城市，不仅会有多种违规操作，显然会出现黑手党。至于旧时代的帮会，他们也是上海特殊的政治地理的产物，黄金荣、杜月笙，不是我们想象的只干“风高月黑，杀人越货”的勾当。他们是在租界和华界都管不了的地域中，建立起一种为双方都需要的秩序。

　　在上海，90年代以后的冒险，走不正当的路径难免，但不严重。上海是比较接近国际惯例的一个城市，最符合西方人的做法，也是投资环境最少障碍的地方。那种胆大妄为的冒险还是比较少。上海最近的社保基金事件，放在全国范围来看，也不算是一件很野的事件。

　　权力资本的冒险

　　财经文摘：90年代以后的冒险特征是什么？

　　于海：真要说冒险，那是通过滥用政府权力的种种作为。这可能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风险。最有能力调用最重要资源的就是政府。除了土地，还有各种或明或暗得到政府保护的垄断经营。经济活动仍与政府千丝万缕地联系着，政府的各项政策都会干预市场，容易导致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在法治不完善，政府行为不甚透明，公众监督软弱等情况下，更会刺激人们的胆大妄为。

　　如果要对冒险做一个界定，除了原来意义上的商业冒险和闯荡，今日国情下的冒险，就是滥用权力的冒险，钻法律空子甚至就是罔顾王法以谋私利的冒险。就此而言，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政府一样，难免。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上海的一个街道主任对我说，她做事是凭良心的。这话反映的情境有多危险？就是说负责的官员，即使到城市基层的社区，要做什么事都太容易了。我认识这位主任十年，深知她是律己甚严的干部，但能指望所有手握重权的干部都仅凭良心干事吗？你要知道，上海的一个街道的财力甚至超过内地不发达地区的一个中等城市，几千万的收入在上海的街道并非稀罕。一个街道主任的权力，是可以做很多事了，钱不拿到自己的口袋里，吃了，用了，公费旅游了，给大家发发奖金，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过大的权力而相形之下显得完全不成比例的无力的监督和约束一定不会停留在公费消费上，设法钻制度不完备的空子，以身试法，冒险闯红灯，去化公为私的行为，就会不断被诱发出来，这是新式的冒险，也是最要不得的一种冒险。

　　财经文摘： 也就是说，权力寻租和商业贿赂是上海冒险精神新的表现形式？

　　于海：是的，但这不是上海的特点，更不是上海的“强项”，你甚至可以说这是中国城市普遍存在的现象。相比之下， 上海倒是更收敛点，不那么野性勃勃的充斥这类冒险。我有官场朋友，有些人不走野路子，而是靠专业和敬业，居然还有官至高位的，我相信这是另类，在其他地方恐怕较难做到。我的一位在政府部门供职的职位蛮高的朋友甚至用了一个“上海官场文化”的词来说明上海较少那种胆大妄为、徇私枉法的冒险精神。她认为官场上人们大体有一个文化认同，做事不敢做得太无耻，而且要做就多少要把事情做好。或许可以将此看作是上海开埠以来的形成的现代理性精神，它和其他城市不一样。只是当社保基金事件发生后，上海人包括官员会感觉到没面子。

　　财经文摘：你怎么理解上海的“冒险家乐园” 这个称谓？

　　于海:上海其实算不上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它可能是投资者的乐园，或者是投资房产的乐园。人们来上海炒房，是因为这座城市有太多的商业机会，所以上海楼市会吸纳越来越多的资金，上海的房子会越来越大、越来越豪华和奢侈。上海现在出现了世界级的住宅区。本地的富人住在黄浦江边，外国人住在汤臣别墅。一些在境外住了几十年的人，都选择来上海定居。中国其他的有钱人，也大致在上海买房和炒房。

　　财经文摘：可是我们也听到人们有关这一方面的无数指责，认为上海正在房地产市场方面进行一次从未有过的冒险。比如中央政府一直在推行调控政策，但上海却没能拿出什么成绩。

　　于海：上海要把房地产建设成支柱产业，背后是政府在推动。无可否认，上海的房价是高，但不管怎样，核心地段房价回落的空间很有限。核心地段的资源绝对是不可再生的，完全稀缺的，调控的空间也会显得有限，一些地段的房价还可以上升。你要知道，上海不是一座地方城市，它的房产有来自外部世界的多方需求，它的地产格局，也要按它是正在形成的世界级的城市的前景来估计。

　　至于说到冒险家精神的复兴，有一点需要承认，上海的发展离不开房地产的兴旺。19世纪60年代，上海城市的第一次扩张就有赖大批江浙富人在上海买房和租房。因此，上海从来就不确少地产的投机。这个城市如此巨大的空间发展，房产是大动力之一，从租界的石窟门弄堂，到计划时代的工人新村，再到九十年代的商业楼宇，就是这个城市不同时期的城市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上海的楼市吸引着更多不同层次、品位和需求的人到来，仍会有许多外地需求进入。否则楼市是热不下去的，你不能说没有泡沫，但还没有与实际价值完全背离。

　　财经文摘：这是否意味着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并且上海相较于其他地方而言，博弈能量更大，因此才导致热钱流入的情况一直得不到很好的控制？

　　于海： 这是中国的现实。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一个重头戏就是分权。这种分权改革目的是要盘活中国经济。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不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毛泽东时代就有，毛泽东相信中国如此大，各地情况如此不同，只发挥中央一个积极性是显然不行的，他主张赋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性，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所谓“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说法，本身表明计划经济时代决非中央一统，而是在中央与地方间存在不间断的博弈，当然中央占有更大的主动权。

　　上海是直辖市，是中国计划时代真正的经济中心城市，地位当然非同寻常，上海的市委书记或市长从毛泽东时代就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员。改革开放前，上海给北京的贡献占到中国财政的六分之一，上海虽贡献大，但上海是中国的长子，是听话的任劳任怨的长子，从来是上缴的多，留下的少，所以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是多年欠帐。

　　在分权分税的制度安排下，今天的上海在与中央的利益关系上自然能发出更多的自己的声音，例如上海坚持对私人车牌实行拍卖供应而不理睬中央有关部委的批评，上海在房地产的发展上更多自行其是，但上海绝对是比较听中央的一个地方政府，很难说是博弈能量最大的，在这方面上海并不具有挑战中央的冒险精神，在各地都认为中央偏爱上海的舆论中，此类冒险似乎是没有道理的。

　　采访/本刊记者 章剑锋 张志勇

　　文/章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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