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强：管窥可持续 荷兰病与资源诅咒的警示

　　□林伯强

　　煤炭资源省份可能过分依赖煤炭产业而降低其综合抗风险能力。当资源枯竭时，留下的很可能是一个没有资源、没有环境和没有富人的地方，这就是通常比喻的“荷兰病”和“资源诅咒”。煤炭资源省份应该在兴盛时期就着手产业的多元化，思考在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浓烟滚滚，污水横流，烟囱林立，排放的各色烟气之浓以及污水排放点之多令人震惊，坐在车上都感到刺鼻难闻。这是一位记者对一些煤炭资源省份的某些地区的形容。是否言过其实，或许有人可以亲身去体会一下。

　　发展经济学常常提到的“荷兰病”(Dutch　Disease)是指自然资源的丰富反而拖累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现象。经济学家们则常常以此来警示经济和发展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的过分依赖的危险性。

　　荷兰上世纪50年代因发现海岸线盛藏巨量

天然气，而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其他工业逐步萎缩。资源带来的财富使荷兰国内创新的动力萎缩，国内其他部门失去国际

竞争力。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此外，关于矿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除了中短期矿业项目所带来的“新兴都市”效应外，更多的是与矿业资源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简单叫做“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中国古语的“富不过三代”讲的是另一个故事，但结果是一样的。

　　中国去年煤炭总产量达到23.8亿吨，煤炭消费量为23.7亿吨，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七成左右，能源供应将长期以煤炭为主。有预测中国可能在2007年底转变为煤炭净进口国。中国的煤炭资源省份如山西、内蒙和陕西，在全国煤炭探明储量中分列全国第一、第二和第六位。仅陕西、山西和内蒙三省区交界处的13个县区煤炭探明储量约占全国的60%。产量前三位的山西、内蒙和河南煤炭总产量约10亿吨，是全国总产量的43%。

　　从动态的增量来看，这些煤炭资源省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煤炭产量。根据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公布的2006年全国各省煤炭产量排行榜，内蒙古煤炭产量比2005年净增5575万吨，在增量排名中名列第一，山西净增5254万吨，排名第二。除了增加煤炭输出，煤炭资源省份还将与煤炭相关的高耗能产品的生产及深加工、煤焦油的深加工、大型坑口发电厂等作为鼓励发展的产业，享受含税用户优惠电价和各种税费减免，结果就是以煤为主，产业结构单一。

　　按照经济学“比较优势”的理论，煤炭资源省份产业与煤相关才有“比较优势”，因此，市场本身也会强化产业结构单一问题。因此，煤炭资源省份可能过分依赖煤炭产业而降低其综合抗风险能力。当煤炭资源枯竭时，其经济将陷入困境，这就是通常比喻的“荷兰病”和“资源诅咒”。

　　辽宁省阜新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中国第一个被确定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地区”。阜新是一座因煤而建、因煤而兴的城市，曾经是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由于煤炭的过度开采，地面塌陷情况令人触目惊心，许多煤矿因资源枯竭而陆续关闭，20万矿工中近半数下岗，全市共有15.6万下岗工人，19.98万居民处于每月156元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比例占市区人口的25.4%。与阜新市类似的煤市，中国还不少，大致都面临同样困境。

　　煤炭资源输出并不一定就有“荷兰病”。例如，矿业资源输出一向支撑着

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单一。此外，“荷兰病”多发生在小国家，这也证实了产业结构单一的严重性。中国是一个大国，“荷兰病”即使有，也只能是局部问题，煤炭资源省份患病了，还会有中央政府帮助。当然，这不等于煤炭资源省份不用为此担心。

　　事实上，如果煤炭资源省份现在不未雨绸缪，他们的麻烦会远远超过“荷兰病”和“资源诅咒”可能带来的问题。由于近年煤价上涨和煤炭需求快速增长，这些省份煤炭扩展的财力充足，加上东部发达地区对高耗能产业在环保、资源等方面的限制，资金纷纷向这些煤炭资源省份转移，增量资金绝大部分投向与煤炭相关，高耗能，也是高污染的行业。使当地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受到破坏，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

　　几乎所有的煤炭资源省份都在大力发展耗能产业，这里既有“比较优势”的市场动力，还有政府的积极扶持，由煤矿为焦化企业提供了初级原料，焦化企业再为钢铁、电石等企业提供原料，形成了一条高耗能、高污染产业链。例如，山西首富河津市，围绕着煤炭，煤电铝、煤焦化和焦铁铸成为三大链条支柱产业。

　　现在我们再回到本文的开头记者所描述的情景，凭逻辑和想象可能就可以理解了。除了“荷兰病”和“资源诅咒”，我们知道，可持续发展讲的就是正确处理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煤炭资源省份正在不惜资源、环境代价，努力为别人提供能源和高耗能产品，却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态环境，甚至基本生存条件。我们比较熟悉地把忽视资源成本和环境污染理解为不可持续的发展。事实上，忽视资源成本和环境污染是不计成本的发展。因为，如果加上资源成本和环境治理费用、人的健康和医疗费用，10%的GDP增长是要大打折扣的，严重的则有可能是经济的负增长，只不过剥夺了子孙后代该有的东西，或是把债务留给他们罢了。希望我们有经济学家去仔细算一算这个账。

　　阜新市被国务院确定为资源枯竭型地区经济转型试点城市后，中央政府在政策、资金上给予了大力支持。然而，在多次碰壁之后，2002年阜新市委出台的《关于加快阜新经济转型的决定》强调以农业和服务业为重点，走上以发展现代农业为主的转型之路。国际经验表明，经济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阜新市选择发展现代农业进行转型，可能是一个最便宜的做法，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经济转型肯定是要因地制宜，中国的煤炭资源省份主要位于北方干旱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有限。农业，无论传统的或现代的，都离不开水资源和可耕种的土地，而水土流失恰恰是资源枯竭型地区的特征。

　　当然，矿业可以给当地的就业和基础设施带来好处，但是矿业活动对环境有潜在的危害，如造成水地流失，使农业人口失去生计，而这些人往往是穷人。另外，煤炭资源输出所带来的财富往往大多外流。当资源枯竭的时候，留下的很可能是一个没有资源、没有环境和没有富人的地方。

　　有两点必须强调，首先，煤炭资源省份必须在资源还未枯竭之前，由政府强制进行经济转型。基于比较优势的市场运行会强化本已单一的产业结构，资源型省份的经济转型不可能由市场自发推动。这包括强制性地将煤炭资源输出的收入留住，进行经济转型投资。其二，有效的经济转型只能远在资源枯竭之前就开始进行，因为这时才有足够的资金支持。煤炭资源省份不能在煤炭资源枯竭的时候才开始寻找发展接续产业，而应该在煤炭兴盛时期就着手产业的多元化，思考在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对煤炭资源省份来说，可以做的很多，问题是想不想和敢不敢。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荷兰病”必须防患于未然，个别城市转型的困难和成本是个警示。

　　(作者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电子邮箱bqlin＠xm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