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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覃里雯/文
这里有全球最庞大的国家人口，有散布南北的国际化城市，互联网和手机信号伸展到偏僻的乡村地区，日夜不息的工业化建设速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先例，它每时每刻的变化都在改变世界对它的成见。
然而，在中国这个国家里，社会依然是单调的。
在一个单调社会里，一切活动和情感都指向一个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标准答案。如果不了解这种金字塔形的社会体系，你就很难理解“芙蓉姐姐”造成的冲击。现在，这个单调社会看起来正在被互联网所瓦解，但有些时候，互联网却加强了这种单调倾向。
在这个单调社会里，我们拥有9400万网民，很快就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网民国家。但是，我国的互联网新闻却被只拥有三个看似无所不包的“三大门户网站”所劫持，目前点击率最高的新浪网日点击率为1亿次，这意味着新浪网占据了大多数人的网上新闻阅读时间。由于网站受政策限制不能自己采写新闻，新闻网站因而成为传统媒体的快速传递终端。然而传统媒体却高度同质化，无论是纸媒体还是电视、广播，在过去几年的竞争中，一律采取了“无所不包”的战略。大多数主流媒体——无论它名称为何——都开设政治、财经、文化、社会等版块，在封闭社会残存的壁垒中小心维生，通过重叠率很高的渠道获取消息，试图占领每一块刚刚盟生的市场。
著名电视主持人杨澜在评论“芙蓉现象”时说：“我觉得中国一直存在的一个最大的不公平，就是我们人很多，机会很少。”这句话解释了所有“拥堵现象”产生的原因，紧缺的物质和机会造成了紧缺的心态，也造成了对金字塔顶端的过分关注。
物质和机会的增加速度还不足以迅速缓解这种紧缺心态。管理学教授杨沛霆在2004年底的一个论坛上谈及存在于中国商业界的“心理不平衡”问题，国企管理者心理不平衡，私营企业管理者心理也不平衡。由于到达金字塔顶端的人注定很少，而社会认定的标准又很单一，处于金字塔下面的庞大人群蔓延着心理不平衡状态。
11岁的“超级女声”参赛者李璐珂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我想当歌星。看见太阳。太阳对我来说意味全世界都看得到，全世界都知道我。”这种愿望看上去是美国式的，正如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在上世纪70年代说：“将来，每个人都能当十五分钟名人。”但是它也是纯中国式的，否则，它不可能在短短时间内就占领我国流行文化的中心。
对金字塔顶端的景仰和追随，可以在漫长的皇朝历史中找到根源。数千年来，皇朝的首要作用是保持一个单一的效忠体系，也就是保证民众没有任何其他与之冲突乃至抗衡的效忠对象。这与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形式非常不同，人们效忠于国王、城邦、教会、领主、行会……而这些身份归属和认同并不互相排斥，这种秩序具有很强的后现代特性，一切都没有一个普遍统一的形式，但一切又都能有它合适的位置。
权力和权力间的冲突时会发生，但权力及其相互间的冲突都带有私人的性质，很多冲突都能通过中间调停来解决。但在中国，分散的地区势力却始终不会真正改变金字塔的稳定结构。在庞大的国家里，中央政府的管理很难带有私人性质，它始终是遥远的，以威慑和榜样两种力量存在。
威慑当然不用解释。榜样——无论是孝行、学问还是政府管理——则经常是由皇朝册封的，因此具有无上权威，即便是民间的榜样，也由家族和地方士绅阶层保证其权威性，无论是《二十四孝》中的孝子，还是贞节烈女，或者是科举考试的状元。榜样在官方和民间都是不可侵犯、至高无上的，因此也具有很强的压迫性——任何不效仿榜样的行为都被认为是不完美的、次等的乃至不合法的。友谊、爱情、亲情、女性之美都有最佳模范。榜样的存在是为了造就一个齐整的效忠体系，和高度统一的社会规范。因此，当20世纪80年代“一无是处”的流行歌手忽然替代雷锋成为中国青年人的偶像时，整个社会仿佛遭到了天大的冒犯。
榜样的传统一直被承袭至今，尤其是在教育体制当中。这就是为什么大众媒体始终不放过北大、清华学生，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社会评论的话题——无论是同居、向狗熊泼硫酸、义务植树造林，还是追看芙蓉姐姐的帖子。“看，他们这么做。”或者“看，他们怎么能这么做？”这些话后面隐藏着一个习惯于追随科举状元的社会的惶恐，和对一个精英阶层发生了变化的时代的不适应。
如果北大、清华学生追看芙蓉姐姐的帖子，那么他们就树立了一个榜样行为，可是当人们顺着这个行为看去，发现了一个毫无特色的平常人物，他们自然会感觉受到愚弄。她既无惊人的美貌，也无可羡的才华。很多人的说法是看到她就“恶心想吐”，这可能并非夸张之辞，真正原因不在于史恒侠的样貌丑怪(她的样貌完全是健康正常的)，而在于追随榜样是我们社会的强迫症，受到强迫症驱使的人很容易为自己的行为感觉恶心。
如果不是这种强迫症的驱使，你很难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会在情感上搅入“芙蓉事件”，对一个由空洞言辞和平常照片组成的形象充满强烈得令人不解的愤怒、反感、同情或者喜爱——他们本来可以漫不经心地点击鼠标离开窗口。
大众文化研究者和互联网专家认为，这是网络世界“反精英”的民主运动，但这个解释只停留在表面现象。被误称为“贱文化示威者”的芙蓉姐姐的眼睛所瞄准的依然是金字塔之端，她为自己所描绘的形象是一个“上进”(以坚持不懈考北大、清华研究生为证据)、贞洁(以性生活保密、一次只有一个男友为证据)、多才多艺(唱歌舞蹈写作)、天生丽质难自弃的一个古代闺秀，尽管她使用的宣传手法是现代的。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追随一个传统的精英路线，虽然她不幸被淘汰在她所追随的机会之外。她对所谓的“贱文化”不屑一顾，所以才会自喻为“出水芙蓉”。
中国博客推动者方兴东称，芙蓉姐姐和其他的网络名人带来了“闹哄哄的大集市时代”。然而，他没有看到这个闹哄哄的集市中依然大量供应着非常单调的产品和缺乏独立判断能力的商贩及顾客。在看似开放的社会中存在着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周星所称的“围墙文化”，也就是视野封闭的大学、单位、办公楼空间。
在这个习惯于追随而不是自主创造的社会里，围观者闹哄哄的程度被误解为判断创造力高下的标准。簇拥在集市中的人群普遍存在着对一种被统一标准认可的渴望，甚至希望这个标准囊括文胸的尺寸和肤色深浅。一个打破既有精英体系、树立多元标准的世界，一个独立、自由而生机勃发的世界，还离我们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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