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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陈志武
本报记者 谢静昱 李利明 北京报道
中海油185亿美元收购优尼科的计划目前在美国面临的政治阻力远大于商业风险，这是中海油当初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国内习惯把这种交易阻力更多的联系到“遏制中国”的层面
，但熟谙中美政治经济生活的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认为中海油曾有机会把政治风险控制到最低水平，但因为对种种操作细节缺乏经验，所以才使整个过程一波三折。
这种细节表现在：收购时间的拿捏、对美国政客的游戏规则缺乏了解、忽视了公关游说的重要性、不清楚美国公众生活的周期性对政治的影响等等。细节决定成败，这个道理对中海油收购案同样成立。陈志武强调，此次收购不论结果怎样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这可以积累中国企业进行国际并购的操作经验。
但中国目前在能源领域行业资源国有化、公司规模“航母”化的趋势正在加强，国际化的压力也日益增加，这些“航母”公司以后的并购行为也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与中海油同样的政治化责问，这该怎么解决？中海油的尝试提供了一种方式：他们有意邀请美国的私募股权基金The Carlyle Group、新加坡的淡马锡加盟并购团队，调整收购结构，这可以帮助他们淡化政治阻力。
然而，结构性调整不能解决最基本的问题：到底谁更应该走出去？陈志武认为，去年停顿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改革不应该再停了，中国应该进一步民营化，让更符合市场身份的企业去竞争才符合潮流，在这方面，五六十年代日本的国际化方式对目前的中国是个很好的借鉴。
访谈
细节失误
经济观察报：中海油并购事件为什么会出现强大的政治阻力？
陈志武：中海油一直强调这次收购只是一个商业交易，但美国许多国会议员和经济学家却正在进一步把这件事情政治化，跟美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尽量挂钩。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美国的政客们抓住了两点：第一，在纽约上市的中海油71%的股份都是由中海油集团持有，也即国有股达到了71%；第二，收购资金中有工商银行60亿美元的贷款。于是他们说，这次并购更像国家行为，而不是商业行为，中海油收购就被说成是一个威胁美国国家与经济安全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此次中海油收购时机是否合适？
陈志武：首先强调一点，如果换成国内其他任何公司来做，很难会做得比中海油更好，因为中海油是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企业。但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
道理很简单，因为2005年1月份的时候已经有消息称中海油将收购优尼科，如果那个时候果断收购的话，美国的政客可能没有时间和舆论环境把这桩收购炒作成政治事件。但6、7、8月份是美国的暑假时间，多数家庭会选择驾车外出度假，因此按照习惯，暑期美国的普通民众最能直接感受到油价高低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的深刻程度远远超过了平时。当下石油市场的价格已经涨到60美元/桶的高位，这是多年来最高油价，在大众对石油价格敏感度最高的时候，中海油恰好提出以185亿美元竞购优尼科，由此美国议员抓住机会向美国民众宣传石油安全、经济安全，反对中海油的收购，这是非常有效的获取政治资本的做法，政客最关心的不是区别真理与谬误，他们往往更关心实在的选票和支持率。
因此从时间上来说，中海油错过了一月份的好时机，选择在6月23日作出收购决定，其实也是中海油的无可奈何之举，是雪佛龙提高收购价逼迫的结果。但应该记住的一个经验是，海外并购必须考虑到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以及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周期性规律。
经济观察报：现在能够改变美国国会议员的态度吗?
陈志武：我们知道，中海油在6月23日前后雇用了一家游说机构，这做得非常好。但客观讲，此刻游说国会改变态度的时间有些晚了。如果能够提前1-2个月就雇用游说公司去做工作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令国会议员在中海油收购事件上有不一样的表态，美国的政治规则就是如此。但是，最近的实际情况是这些游说公司真正开始运作之前，就已经有许多议员公开表示反对了，一旦这些议员已经公开表态，立场公开化以后，即使游说，也不大可能改变他们的观点、态度。因此这次中海油游说的被动程度比主动程度要高。
当然，中海油也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有报道称他们最近在跟美国的私募股权基金The Carlyle Group、新加坡的淡马锡等谈判，邀这些大私募股权基金加盟并购优尼科，把收购的结构做些调整，这都可以帮助淡化目前遇到的政治阻力，但困难依然很大，虽然美国有许多声音支持中海油并购，比如《华尔街日报》，但是像那些已公开表示反对的议员，因为炒作可以提升他们的政治知名度，达到拉选票的目的，他们会不惜代价阻挠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他们已把自己的名声跟否决中海油收购案连在一起了。
到底是谁走出去？
经济观察报：从这件事情上，我们该怎样来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的风险？
陈志武：无论这次收购是否完成，中海油的努力对中国都是一件好事，让我们更具体地知道“走出去”的含意。中国从中得到的非常有启发的教训之一是：去年停顿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改革不应该再停了。现在看，189家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这些资源性的公司，基本都是国家控股的或者说是国有企业。为了中国的出口行业能够在国外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也为了资源与能源，中国企业接下来肯定要进一步走出去。但是如果说企业背后直接或间接的还是国有控股的话，那么以后这还会拖中国企业在海外扩张的后腿，让别人无法区分商业行为与国家行为，不必要地增加政治方面的风险。
这次中海油并购，当初大概没有谁意识到美国政客和舆论会从这个角度解读，这让中国威胁论重新抬头并更加具体化了，这种负面影响将不仅仅加大中海油面对的政治危机，同时也加大今后其他的中国公司去做类似的收购时可能面对的政治压力。
换句话说，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是：中国应该进一步民营化，让有实力的企业更加以商业企业的身份去竞争，去参与全球化的运作。客观地讲，即使是加快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也需要一段时间。当务之急是有必要让更多的企业走出去，而民营企业的政治包袱相对少得多。
经济观察报：但是民营企业的实力还偏弱，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陈志武：民营企业在经济实力上、在规模上都不如中海油、中石油这样大型的国有企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鼓励日本企业走出去、到海外去收购石油资源，日本设立了由国家出资的海外投资基金，为日本企业到海外收购提供资金，为收购其他国家的资源资产提供风险贷款，但他们的原则是由私有企业到海外并购，而不是由国家或国有企业去做。民营企业到海外并购的政治风险、政治敏感度要低得多，因为他们可以更理直气壮的以一个商业企业的身份去做。
另外，中国这些年走过的历程也告诉我们，国有企业到海外扩张的成本是一个无底洞，往往会形成非常非常大的亏损，仅从成本上讲，中国也应该鼓励民营企业去海外收购，因为他们如果在海外亏钱，民营企业会从这个亏损的经营并购里面吸取更大的经验教训，而国有企业相对来说对成本意识不像民营企业那么敏感，即使亏损也不一定能学到什么东西，所以说仅从成本、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讲，应该更多地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
当然，如果只是为了避免政治风险，我们可以有几种选择：第一种通过建立国家海外投资基金给民营企业贷款，让他们走出去；第二种可能选择的途径就是由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把钱直接投资到像The Carlyle Group、淡马锡等外国私募基金，变成这些基金的最大股东，中国也就实际上对这些私募基金有了控制权，然后再由这些外国基金公司直接在海外做资源型的并购，他们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对海外资源的收购控制，并且从政治上，由他们做的海外并购就不会像中海油这样面临强大的政治障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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