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健康为何追不上经济发展

　　在中国经济持续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公众健康的挑战。如何使公众健康与经济增长同步？中国应确立什么样的公众健康政策？

　　报道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宋雪莲/北京报道

　　社会上早就有一种对于健康的最形象的比喻，那就是健康是最前面的1，而其他诸如财富、声名等都是后面的零，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后面的零再多也是零。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上海社科院年初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市，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已经从10年前的59岁降到了调查时期的53岁，这比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市人均寿命75.85岁低了20多岁。

　　2005年，深圳市人均寿命目标计划达到77岁，但深圳人的健康状况却令人担忧。目前深圳第一代创业者已经进入老年期，慢性病逐渐增多。同时，青壮年心脑血管疾病、青少年肥胖、营养不良等疾病越来越严重。面对大量健康意识较低的大量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口，面对因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呈现出的越来越多的亚健康人，要完成这样的目标，又谈何容易。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日前则表示，中国是世界上艾滋病毒感染率递增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2003年，中国有84万人染上艾滋病毒，4.4万人死于艾滋病。中国全部31个省份都发现了艾滋病感染者，在贫困农村地区情况最为恶劣。如果中国继续让艾滋病毒以这种速度蔓延，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将超过一千万，并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不健康的生活状态

　　毫无疑问，公众健康已经成为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未来生产要素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但是，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对健康的漠视正在或多或少地给我们的生活埋下不良的种子。

　　35岁的尹先生是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在他的工作日程中，回家吃晚饭的几率微乎其微，一天工作下来，晚上还要陪同各式各样的客户吃饭、交流是常有的事。短短几年，缺乏运动、劳累不堪的尹先生不仅没见消瘦，体重反而增加了40多斤。很多时候尹先生上下楼梯都感到力不从心，终于在4月初的一天深夜，因为心脏的剧烈疼痛和呼吸困难，他被送进了医院，并且一住就是一个月，花费数万元。从此，救心丸竟成了他的常备药物。尹先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次得病的经历让他开始关注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现实中，越来越多的人群，像知识分子、科研人员、艺人、媒体从业人员、白领打工者、甚至民工都正在加入到亚健康甚至是不健康的队伍里，而一些原本属于老年人的慢性病，竟然越来越多地降临到年轻人的身上。有资料表明，我国处于职业巅峰期(40～64岁)的人群受到心脑血管和肿瘤等慢性疾病影响的比例比发达国家更大。从1958年到现在，我国的高血压患病率增加了3倍，患者约为1.6亿人；心脑血管病患病率增加了4倍，每年耗掉医药费近3000亿人民币。目前，每15秒就有一位中国人被心脑血管病夺去生命，每22秒就有一人因此而丧失工作能力。

　　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影响健康的四大因素中，环境占15%，生活方式占60%，生物即身体因素占15%，医疗服务则只占10%。中国保健协会秘书长朱康年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过去国人的观念里，健康和疾病是截然分开的，只要不需要去医院，就可以认为这个人是健康的。而人们也几乎就认定了自己的健康是要由医生来负责的。所以人的一生所花费的医疗费用80%都用在了临终医疗上。直到上世纪70年代亚健康理论出现以来，人们才开始关注平时的身体健康。

　　欠缺的健康投资会被加倍索回

　　健康对经济的影响，最具有说服力的可能就是2003年在中国大陆肆虐的非典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田雪原对《中国经济周刊》形容到，当时，如果不是搞了一场人民战争，还不知道非典会持续多久呢？由于疫情的严重和没有有效的治疗和预防方法，一个楼、一列火车、一个学校都可能因为发现了一个非典病人而被隔离，许多人在那个非常时期不再上班上学，甚至由政府供吃供住。基础建设停止了，旅游也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过去政府舍不得投给公众健康的投资被加倍地索要了回来。

　　朱康年对《中国经济周刊》说，美国是一个很早就研究健康经济学的国家，美国公众在卫生与健康方面上的花费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卫生部门占用的资源越来越多， 这也是美国相关研究发达的原因之一。

　　据悉，早在1909年，美国经济健康学者Irving Fisher 提交给国会的“国家健康报告”中就提出，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健康首先是一个财富的形式。Fisher界定了疾病所带来的损失包括：因为早亡而丧失的未来收益的净现值、因为疾病而丧失的工作时间、花费在治疗上的成本。Fisher估计美国的健康资本存量在1900年为2500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其他形式的财富数量。在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下，估算出如果死亡率在1960—1970年期间下降10个百分点，则美国经济增长率可以提高0.02个百分点。

　　中国营养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程义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有鉴于此，如果在发生疾病之前提前预防，就可以减少疾病发生的几率、降低疾病发生的程度，大大减少医药费用的开支，并且促进社会的发展。

　　由于国内经济学界对健康经济学的认识还比较欠缺，而我们对于健康与经济的关系的研究还十分滞后。同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也面临着医疗费用上涨、卫生保健支出占GDP比重增大的问题，所以专家们都十分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够投出更多精力和资金来支持这方面的研究。

　　人力资本需加上健康砝码

　　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的是美国学者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健康作为一种投资”一文中，Mushkin在一开始就提到人力资本的理论正在构建之中，他将“教育与健康”并列为人力资本框架下的孪生概念，并计算出了美国在1900—1960年期间由于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带来的经济收益约为8200亿美元，从而归纳出了由于疾病对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造成损失的“3D”框架(Death, Disability， Debility)。

　　程义勇和田雪原都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生产力要素排在第一位的是生产者，不可否认的是，生产者的健康是构成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一点，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人力资本有了用武之地，以前我们在谈论人力资本的时候，更多地考虑的是智力资本，而对于同属人力资本的体能资本则放在了次要的位置，甚至很少被记起，只有当一些优秀的人才因为健康原因过早离世的时候才引发了人们短暂的唏嘘。

　　目前，政府和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健康对人力资本甚至是国家、企业未来竞争力的影响了，许多企业在开始致力于为员工健康做些什么。

　　首都钢铁总公司的负责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作为国有特大型重工业，多年来他们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始终重视和关注广大职工的身体健康。2004年他们成立了首钢总公司健康教育领导小组，2005年又启动了建设健康单位活动，每年都组织大中型健康教育讲座，内容涉及关爱健康，心血管病防治、亚健康、高血压、糖尿病预防、一日三餐如何吃出健康等。每年他们要不分时段地组织职工健康体检，把不健康的因素及时消灭在萌芽里。

　　厦门市中山医院体检中心外科主任成有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一些单位已经把定期体检作为了职工福利提供给大家。

　　对话

　　公众健康考验中国经济

　　主持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宋雪莲

　　嘉宾：

　　程义勇

　　中国营养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田雪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

　　朱康年

　　中国保健协会秘书长

　　公众健康为什么追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

　　《中国经济周刊》 ：过去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全世界是最快的，人均GDP增长率甚至超过了9%，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但是反过头来考察一些重要的健康指标，比如说人口预期、生存质量等，却进展比较缓慢，没有与社会发展成比例进步，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程义勇：过去的十年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急剧变革的时期，也是居民膳食结构、营养状况和疾病模式发生重大改变的时期。但是，由于一些地区膳食结构和经济发展不均衡，人群中仍然存在营养缺乏病，严重的对未来劳动力的素质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度营养造成的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异常等慢性疾病患病人数也不断增加，并且逐步呈年轻化趋势，这是应该密切关注的。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FORGEL曾经研究了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并且从中发现了规律性的东西，那就是，经济发展的快速阶段，都是国民素质大幅提高的阶段，其促进因素就是国民体能和智能的改善。解放前，中国人被称做东亚病夫，那时的中国正处于被列强欺凌的阶段。解放后，到了1970年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就已经从解放前的30几岁上升到了60多岁。这时候经济发展和国民的健康素质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只是到了1980年代以后，由于对经济发展的过度追求，国民的健康才没有跟上经济的发展。

　　朱康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医疗的压力和对健康保健的需求都要加大。1980年代中国的恩格尔系数高达70%以上，意味着人们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在了维持生活的必需品上，当恩格尔系数达到50—60%的时候，就会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要用于健康投资。今年初，我国城市的恩格尔系数已经达到37%，农村也达到了46%，因此健康成为了排在前三位的最受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随之人们对健康的要求也变得高了。

　　田雪原：健康是需要投资的。微观的投入可能会很快见到效果，但是从宏观上看，政府对公众健康的投资，很多时候，并不能很快见效益，甚至看不到直接的经济效益，所以并不为广大受经济指标考核限制的各级官员们所重视。1980年代以后，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对经济增长的需求表现得极其迫切，因此很多有限的资金被用在了再分配、积累和消费等方面，对公众卫生和健康的投入却相对不足，基本上还是原来的比例，有些年份还是下降的。以医院投入为例，据统计，1997年财政投入只占医院支出的3.84%，2000年财政投入只占医院支出的5%，目前全国医院从财政获得的部分，平均大约只占医院支出的6.2%。尤其是农村，原本取得过很好经验的合作医疗也渐渐被丢弃。另外，人口结构的转变和疾病谱的转移也给公众健康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使得处在带病期和伤残期的人口大幅增加。同样，经济发展的同时，一些已经绝迹的传染病死灰复燃，病毒变异也产生了新的目前无法攻克的疾病，这些都使得人们越发感觉公众健康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甚至是滞后了。

　　重预防反能少投资

　　《中国经济周刊》：有关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没有对人口的健康进行投资，特别是对农村的投资的话，将很难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我们如何能够做到用少量的投资来达到最大的效果？

　　程义勇：合理的公共卫生体系，应该是以健康为主导，以人为本，以社会为基础。但我国现行的公共卫生体系，却是以疾病为主导，以患者为中心，以医疗机构为基础的重治轻防。10年内消灭甲状腺肿大的碘盐行动是我国政府在1992年召开的国际营养大会上向世界作出的郑重承诺，结果，由于政府积极推动，措施得力，宣传到位，尽管所花费的资金较少，也很好地完成了预定的目标，实现了重预防少投资的效果。

　　朱康年：从1994年开始，美国就有50%的公民有长期服用健康食品的习惯了，经过研究结果表明，每年他们的医疗费用支出竟然比没有食用前降低了近10个百分点，不仅节省了很多资金，而且人们发生医疗费用的时间也后移了。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组数据可以说明，每3个亿产值的保健品不仅可以满足1万人就业，提供4000万元税收，而且可以减少5亿元的公费医疗支出，因此，好好保护和发展我国的保健品行业，为群众提供优质的健康保健产品，建立良好的保健品信用体系，是我们应该好好考虑的事。

　　田雪原：构建和谐社会，身心的健康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但是近些年我们滞后了，尤其是公共资源向健康的倾斜远远不够。尤其是农村，过去起到预防、保健和医疗作用的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致使一些农民不了解保健常识，造成了小病没地方看，大病看不起的局面。一些农民脱贫后因病返贫。目前国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已经结束，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营养不良和全国城乡的营养失衡问题不容忽视，我们应该以农村、孕妇、婴幼儿人群、城乡劳动力人口行为改善为重点，倡导平衡膳食和健康生活方式，全面提升国民的健康素质。

　　政府需要加大力度

　　《中国经济周刊》 ： 健康是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人类发展的中心，也是我国政府关心的重要问题，但是医疗改革却频遭诟病，那么政府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维护公众的健康？在维护公众健康方面国家出台了那些政策？效果如何？

　　田雪原：医疗改革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但是一定要适合中国的国情。日本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制定了对全体公民健康负责的公费医疗制度，结果到了1990年代以后，政府却发现国家负全责带来的竟是巨大的浪费，因此日本不得不在1990年代中期改了回来，国家不再负全责。其实，健康保障涉及到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方面，三个方面都要负起各自的责任，三个方面要很好地寻求一个合理的结构，决不能搞一刀切。

　　程义勇：政府的确采取了很多行动来维护公众的健康，从营养的角度来讲，1990年代就制定了《食物营养发展纲要》，2000年和2001年还组织专家们制定了十五营养发展规划。在贫困地区推广大豆计划等，有关营养立法也在加紧制定。 但是目前政府方面的力量还是不够，正面的力量太小了。 只有像推动碘盐行动那样来推动全民的营养健康运动，才会取得真正的效力。

　　朱康年：自2005年7月1日起，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保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新法)正式实施，此次颁布的《办法》在严格核定申报和审批制度上，为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设定了一个高门槛，能够有效规范目前保健食品行业的混乱局面，引导保健食品行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也可以为群众提供有质量保证的健康食品。但是新法更深的背景，是制定这些法规的人都是搞西医的，他们会把相关问题无限细化下去。而食品药品两者最本质区别在于，作为食品的第一保证是安全，作为药品的第一保证是有效。这两者若按新法往下走，就本来属于食品概念范围的保健品不由自主地被推向了药品。因为新法的细化程度远远比药品差，而它使用的又是药品概念，按这个思路发展，肯定还有许多未知数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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