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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峰
28日，国家审计署第一次“倾其所有”地公布了2004年度中央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清单，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等32个“国字号”部门榜上有名：教育部所属单位乱收费1.54亿、国家发改委被地方冒领中央补助13.2亿、国家物资储备局动用国有资金7500多万元炒股、公安部数千万元借款未收回、商务部虚报基金支出5亿多……(本报昨日16版)
面对这份第一次完整披露的审计清单，不禁想起近来被公众热烈讨论的、同样也是第一次的“个税听证”。为什么在“个税怎么收、收多少”问题上，全国人大要第一次组织立法听证？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首先是个权利问题”。同样，为什么这次国家审计署要将对预算执行的审计结果“倾其所有”地向社会公开，我想，仍然也还是一个权利问题。这意味着，作为纳税人的公众，不仅有权讨论应该以什么标准交税、交多少税，而且有权知道交上去的税(政府预算)都是怎么花的、花得是否有效益。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全国人大首次组织个税立法听证，还是审计署第一次完整地公布审计清单，都是国家不断重视和尊重公民纳税权利的重要体现，值得我们欢迎。
但是，面对上述依然可谓“触目惊心”的审计清单，尤其是面对那些屡审屡犯的问题和部门，我们关于纳税人权利的思考，显然还不能仅止于此：比如，预算资金之所以能被如此普遍、轻易地大量挤占、冒领、挪用，是否说明，在预算编制、审批、执行的各个环节，纳税人作为其真正主人的权利，还没有得到有效地发挥？再比如，许多预算使用违法违规问题，一些部门之所以敢于屡审屡犯、屡教不改，是否也表明，在惩戒乱花公共资金的问题上，纳税人的权利意志和财政法治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
众所周知，所谓法治，要义正是保障公民权利、规制政府权力，那么，所谓“财政法治”，无非也就是维护纳税人权利、规范政府花钱行为。毋庸讳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缺憾甚多：一方面，由于预算编制的权力主要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项目编制往往粗放、疏空，导致预算可供随机操作的空间非常大，缺乏应有的可监督性；而另一方面，受专业辅助机构缺乏、审批时限过短等多种条件制约，作为立法机关的人大，在预算问题上，又很难对预算的制定、使用形成实质性的监督。
这样一来，对财政预算进行严格审查、监督的权利源头得不到保证，问题就很难避免不断向预算审计这个下游汇集，让审计部门查不胜查、审不胜审。而且，由于预算违法责任制度的种种缺陷(如按照现行《预算法》，预算违法仅仅只有三种粗略情形，而且违法者只须承担行政责任)，对预算违法行为很难形成足够的威慑力，于是，便形成屡犯屡审、屡审屡犯的怪圈。
总之，在欣慰于第一次纳税听证、第一次公开完整审计清单的同时，我们希望能看到更多这样的“第一次”。因为惟其如此，完备制约花钱行为、落实纳税人权利的财政预算法治，才能由此不断被一步步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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