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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峰
“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整整落后10年。”日前，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表示，“城乡消费差距令人震惊。”
邱晓华为此例举的数字是：收入消费方面，城乡差距为3.21∶1；教育卫生方面，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比例分别是乡村的3.4、6.1、13.3、43.8、68.1倍；目前，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只有10%左右，而城市合作医疗覆盖率则为42%；政府公共投入方面，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比重不断下降，由1978年的13.43%，下降到2003年的7.12%，而2003年主要针对城市居民的各项财政性补贴，超过了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
上述数据对比，无疑触目惊心。很明显，城乡消费上的巨大差距，显示了两者在收入水平、消费能力上的悬殊地位，但是，这种悬殊背后见证的又是什么呢？或者说，城乡消费鸿沟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在笔者看来，无非又是权利本身的差距。
以教育为例，表面上看，城乡学历人口的巨大反差，似乎只是农民收入低下，教育消费能力有限的结果，而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其实仍是一个城乡教育权不平等的问题。长期以来，农村基础教育主要是农民以教育附加等税负形式在自我负担，从校舍建设到教师工资等等，均是如此，义务教育实际上成了农民的义务；而在城市，虽然城市居民也有相当的教育负担，但起码像校舍、教师工资这样的投入主要还是由政府承担的。由此不难看出，享受教育权差距，才是造成城乡教育水平悬殊的制度化根源。同样，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差距，背后也有一个健康保障权分配失衡问题，为什么农村合作医疗覆盖远不如城市？根本还在于，健康权利的不平等，医疗资源被人为过度地集中于城市，农民无法分享公共卫生支出上的国民待遇。
细究下去，城乡间的权利落差还远不止这些。比如在经济劳动权利方面，和城市居民相对宽裕的择业、迁徙、劳动保障权相比，农民无论是在乡村的土地财产权上，还是在城市的外出打工谋生权益上，均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这方面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笔者就不再赘述了。
在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等方面，农民同样是权利的边缘者。如在前者，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而几亿农民却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组织。社会学理论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力量强弱，并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取决于其组织程度。显然，和社会所有其他群体相比，时下农民都是组织化程度最低的一群，由此，在社会博弈中，他们总处于失语状态、一再成为利益的牺牲者，几乎不可避免。而在政治参与方面，农民地位的边缘化同样不容乐观，以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的构成为例——五届人大以来，农民代表比重由20.59%下降为8.4%，远低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实际比例，这样的代表结构，对农民的权利维护无疑不利。
可见，要消除这种城乡差距，在经济层面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农村”固然非常重要，但从公民权利层面着手，弥合消费差距背后的权利差距，更为根本，也更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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