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作家应为文学牺牲(4)

　　做作的中文

　　经济观察报：你为何认为中国当代诗歌的成就超过了小说，为什么小说不好呢？

　　顾彬：我怀疑中国小说作家有什么真正的创造力。不少当代的小说家是先看译为中文的外国小说，然后模仿这些外国小说开始创作，例如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作品。另外有不少作家不把写作看成一件辛苦的工作。他们似乎要先看如何满足市场需求、如何能赚钱，然后才写小说，这样他们会比较“成功”。但一个文学家不应为市场服务，他应为文学牺牲自己，当下有没有读者，那是无所谓的。但现在好像除了诗人之外，中国没有什么文学家愿意这么做。

　　经济观察报：但文学的目的不就是满足读者的需求吗？

　　顾彬：不一定，文学的意义首先是为语言服务，应该以语言为中心。语言是最重要的，它是作家的工作对象。

　　经济观察报：那你觉得一部好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满足什么标准？

　　顾彬：我的标准就是1949年之前的作品。当时市场的作用不大，作家们觉得有任务创造一种新的语言。鲁迅、张爱玲、沈从文等1949年之前的作家，使用的语言是全新的，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在辛亥革命之后，用白话文来写作是一种新的尝试。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鲁迅就只能用古代汉语来写诗，用白话文写诗时，他的文笔是很差的。所以当时的作家在探索创新。而现在不少中国作家根本不知道如何来写一句正确的话。一句话不应经常重复已有的东西，不应老用同样的词。一个作家用的词不应来自报纸，应该创造自己的语言。另外语言应该非常自然，但现在中国人的中文常常是做作的。

　　经济观察报：做作是什么意思？

　　顾彬：就是不自然，受外文的影响非常大。我现在看《人民日报》等中国的报纸，感觉根本不是中文，而是翻译成中文的外文。从日常的需要来看，这样做是可以的，但从文学的角度讲，这种翻译体的文字是做作和蹩脚的——当然《人民日报》不是文学作品。

　　经济观察报：你是说现代汉语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一种西化了的语言？

　　顾彬：对，太西化了。人们日常说的语言不一定西化，但书面的中文、尤其是报纸上的中文太西化了。

　　经济观察报：在现在的中文文章里，非常西化的语法与句式几乎随处可见。

　　顾彬：如果是报纸，我可以理解。但如果是文学作品，我觉得遗憾。我希望中文不要走上太西化的道路，应该保留它原来的美丽。

　　经济观察报：什么样的中文是美丽的？

　　顾彬：中国古代汉语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你读《诗经》还是《红楼梦》，你都会发现作者掌握着语言。但是现在的中国作家根本不掌握语言，是语言在掌握他们，是媒体语言、人人都在用的语言掌握着他们。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语言。你看德国最好的诗歌、散文、小说作家，他们的语言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不行。你看鲁迅的作品，貌似不重要的字，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藤野先生》里“东京也无非是这样”的这个“也”字。但现在中国作家的作品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无所谓，也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中外读者懒得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经济观察报：你比较推崇中国古代文学，在你看来它好在什么地方？

　　顾彬：古代文学的语言很美，思想很深，形式很丰富。你去读唐朝诗歌和宋朝诗歌，味道会不一样，思想、形式也不一样。小说、戏剧也是如此。唐朝小说和明朝小说不同，元杂剧和明传奇也不同。所以中国古代文学是非常丰富的。从周朝到清末，中国文学都属于世界文学，有世界文学的水平。我个人觉得，中国现代文学也有世界级水平，但当代文学除了诗人之外，就没有这种水平了。

　　经济观察报：从语言上来讲，你觉得文言文好还是现代汉语好？

　　顾彬：文言文我觉得是非常美丽的。辛亥革命之后、1949年之前的白话文，基本上也是很不错的。当时有些作家有时还不善于用白话文，例如萧红写书信的时候，她的白话文不好。胡适的白话诗也不好。但他们还会有一些很好的白话文作品，如萧红最好的作品《呼兰河传》。本来传统文学应该是中国文学的源泉，但是作家们到了1949年之后对传统文学的了解就越来越少。尤其是从1949年到1979年，对传统文学基本上是否定的。我看到有个报道，到了1998年，还有上海的某个领导说《牡丹亭》是黄色作品。所以说中国人和他们的传统离得太远了，似乎是丢掉了传统。你可以不懂中国1949年之前的哲学、历史与文学，也完全读得懂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但在德国、在欧洲，如果你没有很好地研习欧洲的传统与语言，你根本看不懂作家的作品。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