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洪：城镇化未完 房地产业不衰

　　刘奇洪

　　中国城市化的方向与路径应当延续一个怎样的准绳？

　　确切地说，这仍然是一个 “在路上”的话题。城市化战略，在50余年来，一直是一个摇摆不定的话题，这甚至成为当代经济生活中，一个波及面最广、涉及产权问题最为复杂，而争议也最多的政经话题。

　　冷战思维在初期的“城市改造”中横空而出，“生产型城市”成为1949年之后的一个首选格局，北京的老城墙，以及诸多古建筑正是在这样的规划方向之下被轰然拆除，“从消费型城市转向生产型城市”，成为当时城市化方向的唯一准则。

　　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大城市的各个角落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工厂与无处不在的“防空洞”，而“简易楼”也是当时冷战需要配备的战时建筑，因为一直处于戒备的警报器，似乎表明，这些楼宇没有必要建得齐整，因为它们随时都有可能毁在从天而降的 “轰炸”投弹中。这些战时装备，成为城市从冰冷、划一的桎梏中解脱的最大障碍，对路网的阻隔、工业污染、水电网与居民生活需求，以及工业产品的运输交通与民用交通之间的冲突等等诸多问题，成为大城市复兴首先遇到的问题。

　　“退二进三”，即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成为80年代之后的城市改造的方向。但是从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战略仍表现出了相当大的摇摆性。一直到90年代后期，对于农民的政策仍然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到90年代末期，农村城镇化率的隐患逐一而出，基础设施不足、环境保护的矛盾非常尖锐、远离市场造成信息不灵、各种要素很难实现优化配置等。而农村“城镇化”的口号从那时才开始提出。

　　至2003年，中国出现21世纪第一次投资高潮以来，全国相继出现了大面积“电荒”、“油荒”。那是令人记忆犹新的一个年度。

　　2003年：城市化进程的转折点

　　2003年中国尽管遭遇了非典的袭击，但2003年中国官方统计报告仍有这样一组重要的数据：第一，中国城镇人口所占比重突破40%，达到了40.5%(2002年为39.1%)；第二，中国人均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大关，按照当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8.3计算，达到了1088美元/人；第三，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指数等指标都开始进入新一轮上升阶段；第四，中国对外贸易进入“井喷”阶段，国家外汇储备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中国开始了“流动性过剩”时代。

　　可见，2003年以来，中国又进入了新的一轮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但与以往的经济快速增长周期不同，这次经济快速增长表现为：尽管中央政府在2004年起也采取了各种紧缩政策，但经济增长依然保持快速，且周期相对较长，目前虽然有调整迹象，但是房价及能源等价格指数一直攀升不下，唯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衡量宏观经济过“热”与否指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否将维持在政府可控范围之内。

　　一般来说，城镇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城镇化缓慢阶段，通常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30%以下；第二个阶段为城镇化加速阶段，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30%-70%；第三个阶段为城镇化稳定阶段，通常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70%以上。由此判断，中国从1996年起，进入到了城镇化加速阶段。

　　中国自1978年推行市场化改革政策以来，中国的城镇化阶段明显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城镇化水平低于30%的1995年以前阶段，其特征是城镇化进程明显缓慢，年城镇化率为0.66%，平均每年有650万-800万净增城镇人口；二是城镇化水平高于30%的1996年以后阶段，其特征是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年城镇化为1.27%，平均每年有1500万-2000万净增城镇人口。从1979年-1995年的17年时间里，虽然也有年份城镇化率超过1%，但都是特殊事件引起，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反映在年城镇化率指标方面波动较大。如1979年城镇化率达到1.04%，原因是当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1984年城镇化率达到1.39%，原因是当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并有政策规定农村户口子女可进城占用直系亲属城镇退休职工用工指标。从1996年-2006年的11年时间里，中国大部分年份的城镇化率在1.4%以上，年城镇化率波动也相对较小，但也有年份城镇化率在1.4%以下，甚至1%以下的反常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为什么1996年城镇化提高，但没有引起较大的房价上升？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1992年-1993年房地产泡沫破裂所引起的后遗症没有完全消除，如北海、珠海及海南等地的“烂尾楼”到了2004年后的全国房价普涨才消除最后影响；二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中国，中国沿海以出口为导向的地区，年经济增幅出现了大面积下滑的情况；三是中国福利分房制度没有取消，体制内的人还依赖单位或政府的福利分房；四是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经济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中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国家，国际资本市场上“热钱”还难以进入中国。因此，本来在1996年就有可能发生的房价大规模攀升没有发生，推迟了8年，但最终还是在2004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跃过了40%这个台阶时发生了。事实上，如果2003年中国没有遭受非典，就会开始房价的又一轮攀升。

　　2004年起，中国的年城镇化率打破了多年保持的均衡状态，出现了城镇化加速阶段不应有的减速状态，显然，这种反常状态与城镇房价攀升，进而提高城镇化“门槛”有关。2004年开始的房价攀升，引起了全国新一轮以高耗能产业为核心的投资高潮，这轮投资高潮有合理的方面，因为，起初就是由城镇化加速和货币分房代替福利分房制度所致。但是，高房价导致城镇化率的下降，则反映出商品房价上涨，吓跑了最需要住房的顾客。这就如因为旅客增加导致航空公司购买飞机，但购买飞机数量超过旅客增加量，航空公司只能依靠提高票价的方式来冲抵财务费用增加，最终又因机票价格上涨导致乘客的减少。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