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关于信用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晋商热”使“票号”为人熟知。其实，大约产生于明代嘉靖年间以存取、放贷款为主要业务的“银号”(也称钱庄)，要比票号产生早得多。明、清北京一直是都城，长期是政治中心，商业也十分繁荣，因此银号业非常发达。

　　存取款、放贷款这种金融业本质上是主客双方彼此的信用。唯其如此，金融业又给不讲信用的商家提供了“赚大钱”(其实叫“骗大钱”更准确)的机会。一些银号经不起巨大的利益诱惑，欺诈骗钱之事时有发生，为此，清政府对经营钱铺的商人原则上曾提出“五家互出保结”的要求，以防奸商“关铺潜逃”。当时京城生活指南手册性书籍、主要为外省暂居京城的行旅客商之需而编纂的《都门纪略》就提醒说：“京师钱铺，时常关闭。客商换钱，无论钱铺在大街小巷与门面大小、字号新旧，必须打听钱铺虚实。不然，今晚换银，明日闭门逃走，所开钱帖，尽成废纸。”

　　然而，在这种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金融业竞争中，“恒和”、“恒利”、“恒源”、“恒裕”这“四大恒”却是赫赫有名的几百年老店，被称为“都中钱肆巨擘”。这“四大恒”都在东四牌楼附近，据 《旧京琐记》记载：“官府来往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依之。市民也以握有‘四恒票’为荣。时有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踩‘内联升 ’、腰缠‘四大恒’之说”。“四大恒”开出的银票成了京城最受欢迎、最体面的硬通货。虽然近代银行业的兴起使传统的银号逐渐萎缩，但那种讲求信誉、以诚信为本的经营之道，还是令人钦佩的。从近人齐如山《北平怀旧》中记载的一则史实，便可略窥一斑。“同治末年，四恒之一的恒和银号关门歇业了，但他有许多银票在外边流通着，一时收不回来。彼时没有报纸，无处登广告，只有用梅红纸半张，印明该号已歇业，所有银票，请去兑现等字样，在大道及各城镇中贴出，俾人周知。然仍有许多票子，未能回来，但为信用必须候人来兑，等了一年多，还有许多未回，不得已在东四牌楼西边路北，租了一间门面房，挂上了一个钱幌子，不做生意，专等候人来兑现。如此者等了二十年，光绪庚子才关门”。

　　同治末年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光绪庚子是1900年，等了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直到义和团进京、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京城大乱、遇到这种“不可抗拒外力”时才关门走人。笔者工作单位紧邻东四牌楼附近，现在每每路过这里，不免遐想那间为兑现租了二十多年的“门面房”究竟是否还在这里？可还有如此“信用”近痴的商家？丧失已久的诚信之魂，还招得回来吗？

　　如果招不回诚信之魂，在诚信严重匮乏情况下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确实困难重重。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信用经济。在市场经济早期，市场、交易范围狭小，大多是熟人之间的交易，交易手段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甚至“以货易货”的“即时完成”，欺诈不易发生，因此信用的作用并不突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易范围不断扩大，从地方扩大到国家、世界，交易大多是在陌生人之间发生，“交”与“易”很难即时完成。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也只能是信用经济。如果大家都不讲诚信，不讲信用，收款不付货或收货不付款，交易链条立即断裂，市场随之崩溃。由此观之，当一个社会连熟人都要欺骗、以至产生了“杀熟”这一专有名词时，足证诚信缺失已到何种程度。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