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大为：回到现实中的斯蒂格利茨

　　程大为

　　经济学很容易被高深、神秘的新衣所装饰，乐在其中的经济学家们争先恐后地把模型更精美化、把简单复杂化。经济学家也曾被单一的教条所束缚，新自由主义武断地认为，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开放是最好的政策。脱去经济学家神秘的外衣，坦荡对待真实世界是不容易的。通过这本《国际中的权衡交易：贸易如何促进发展》，我们看到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Stiglitz)开始回到现实中寻找出路。

　　斯蒂格利茨先对经济学家们高呼：新自由主义论断的前提是完全市场和效率假说，在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中，这些条件基本成立，但往往与发展中国家现状不符；一般均衡分析得出的结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提假设，对于政策影响的大多数经济学分析都是建立在一个特定的经济模型上的，这些假设往往是不现实的，不正确的；大多分析贸易自由化一般均衡作用的理论工具都是静态的，这些静态模型仅仅描述经济从一个固定形态到另一个形态的转变过程，而不考虑在转变过程中的成本，也不考虑处于非固定状态的经济体……

　　斯蒂格利茨摆脱了经济学家惯用的假设、工具，然后，他把目光投入到了现实世界。他以多哈回合谈判为时间点切入当今世界贸易体系，考虑这个没有充分就业、没有完全竞争、没有良好市场机制，只有无尽的争斗和日益分化的国家和阶层的真实世界。在斯蒂格利茨的笔下，这个真实世界被逐步呈现出来：

　　* 在关贸总协定和WTO的谈判史上，反映出是发达国家占有优先权，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很低；

　　* 由于不平等和失败现象层出不穷，乌拉圭回合谈判是历史上最为失败的一次谈判。贸易条款所产生的福利绝大部分最终是被发达国家占有，而流入那些以出口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的只是微乎其微的利润而已，更多的国家变得更贫穷了；

　　* WTO不仅在贸易政策设计上制约了发展中国家，在产业政策上也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权利，这些政策恰恰是发达国家曾使用过的；

　　* 多哈回合已经变成了发达国家争夺利益的竞技场。

　　你可能会说，斯蒂格利茨所看到现实我们早就知道。是的，作为刚刚加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人，我们自然不会忘记过去的诸多不平衡，诸多不公平。但是，斯蒂格利茨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当他脱掉经济学家的新衣时，同时还要摆脱发达国家的传统立场，更要摆脱一个现有的富有实力的阶层，即大企业阶层的影响，这后两次摆脱实际上更难。当摆脱了以上约束后，这时，一个经济学家给出的建议才可能是相对公平正义的。

　　斯蒂格利茨并没有像哲学家一样去认定什么是公平，也没有像经济学家那样去推导什么是公平。他仍保持着脱去新衣的经济学家的朴素，一步一步告诉你，眼前的这个多哈谈判如何做才能公平。他写道：“任何协议在制定前必须估计其预期对发展的影响，如果对发展会带来负面影响的，那么就不应该出现在议程上。”这是一个如何做到公平的具体建议，在这个建议中，斯蒂格利茨表现出他经济学家的本色，他强调使用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分析时必须注意，不同发展中国家受政策的影响很可能是不同的，应注意个案分析。斯蒂格利茨还强调了谈判程序上的公平型，对臭名昭著的“绿屋”会议进行了批判，对争端解决的不公平进行了抨击。

　　公平观印证的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这种良知被经济学家运用到全球治理中，成为斯蒂格利茨给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的一个基本原则、一个平衡贫富的天平。然后，到此为止，就能证明斯蒂格利茨是一个好经济学家吗？不能，看出病因，道德高尚的医生不能说是好医生，好医生要能开出药方。

　　斯蒂格利茨的药方很简单，他自己称之为“多哈回合市场准入提案”。这个提案的核心在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必须作出承诺，在所有的产品领域为所有比自己弱小和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自由市场准入。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预期自由进入到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的市场，一是国内生产总值较高，二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例如，埃及可以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自由，但同时必须向更穷的乌干达提供开放。这份提案保证了自由化， 摆平了力量强弱之间的对话能力，明确了义务范围，保证了各国足以应对主要的进口威胁。

　　笔者曾多次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部长级会议，斯蒂格利茨书中描述的故事、问题，我是每个细节的亲历者。多哈以来，多少政府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他们本身把多哈回合变成一个功利主义的瓜分世界的竞技场，他们怎么可能找到公平之道呢？也有不少学者在象牙塔中谈多哈，更有学者在接受了大企业的资助后谈多哈，他们又怎能为多哈带来真正的曙光呢？从风格上看，这本书没有华丽之处，但正是这本深入浅出之作，让笔者看到了大师的风采。大师回到现实中，却又仿佛是旁观者，逃离了国家、阶层的制约，指点迷津，把混乱如麻的世界引向了一个可行的、正确的门口。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