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在世界上扮演建设性的角色

　　刘波

　　提及24年前作为芬兰外交部长访问中国的场景，帕沃·韦于吕宁（PaavoV覿yrynen）依然记忆犹新。而当20多年之后再次来到北京时，他显然不会有物是人非之感，因为中国的变化已是翻天覆地。当前芬兰已是中国在北欧最大的贸易伙伴，而现任芬兰对外贸易与发展部长的韦于吕宁率领一个由40多位企业代表组成的访问团来到这里，目的之一也是探寻中国的商机。

　　韦于吕宁是应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的邀请访华的。他将走访北京、上海、成都和苏州四个城市，其访问团成员来自环保、能源、金融等诸多领域，包括邦森集团、诺基亚、芬欧汇川等公司以及Finnfund、Finnvera等金融机构。代表团将与中国官方及业界人士探讨贸易与投资合作的可能性。

　　韦于吕宁是芬兰政界名宿，23岁即当选议员，投身政治活动，曾经担任芬兰中间党领袖、欧洲议会议员，并曾在历届芬兰政府中担任要职，包括教育部长、劳工部长、外交部长等。1月29日，韦于吕宁在下榻酒店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就中芬双边关系及相关的全球性问题发表观点。

　　经济增长应惠及大众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多次到访中国，在这么多年来接触和了解中国的过程中，你如何看待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发生的变化？

　　韦于吕宁：事实上，我一直以来都有机会非常密切地关注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进程。1979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耿彪访问芬兰，当时我作为芬兰的外交部长接待他。之后，恰好在24年之前的1984年，我对中国做了第一次正式访问，那是芬兰外交部长首次访华。在那之后，我们也有一些总理和总统访问中国，但两国间政界高层的互访关系却是从1979年开始的。当时便已经有一些商界人士与我同行，其中之一便是诺基亚公司的总裁。在那时，诺基亚便已开始探索中国市场。1992年我也曾再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现在我再次来到这里。

　　显然，在此期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做出了明智的政治抉择，实行经济开放，以融入世界经济的整体。此举给中国带来了强劲的经济增长，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同时贫困状况也有了大幅度的缓解。但是显然，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发展的程度是有差异的。仍然有许多穷人，需要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很明显的是，中国必须在将来对环境投以更多的关注。我想说的是，中国应当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包括生态、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意味着未来的经济增长应当是惠及大众的，以使全体国民从中得到好处。而另一方面，必须对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投以很大的关注，否则经济发展便将是不可持续性的。这些都是我想强调的因素。但令我钦佩的一点就是，中国人能够将古老的中国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显然，这样的结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评价两国双边关系近年来的发展？

　　韦于吕宁：当然，我们两国之间双边关系的发展一直都非常迅速。我们现在有许多高层访问，而且双边贸易额很大。去年的贸易量大致是在100亿美元左右。虽然从芬兰的角度来看是逆差，但我相信我们能够共同努力，以弥合目前的差距，增加我们对中国的出口。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欢迎中国人到芬兰投资。芬兰公司目前在中国有很多投资，我听到的数字是50亿欧元，芬兰公司现在总共雇用了约3万名中国员工。而且芬兰的投资还在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

　　经济观察报：你是否认为未来的双边贸易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韦于吕宁：是的。在许多领域都可以有很大的增长，而我认为尤其重要的是环保科技、节能科技与可再生能源生产，这些领域的双边贸易都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当然还有信息与通讯技术，这个领域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同时也有强大的进一步增长的前景。现在有两百多家芬兰公司在中国运营，其中约一半在中国从事生产。而我相信所有这些数字都将继续增长。

　　经济观察报：你讲到希望中芬的双边贸易能呈现一种更为平衡的状态，你觉得应当如何来实现这一点？

　　韦于吕宁：我认为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就是，两国有一项政府间协定和谅解备忘录。在政府间协议的基础上，我们两国的政府和权力部门能够促成良好的条件和机会，促进两国间公司达成交易，尤其是在我刚刚提到过的几个领域，即环保、节能、有效利用能源、可再生能源等。在这些领域我们可以提供很多机会，现在只是需要在中国找到合适的人和合适的公司，以增加我们的对华出口。当然，我们生活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出现这种不平衡也是很自然的。芬兰外贸在总体上保持了非常良好的平衡状态。以全部贸易额来算，我们有很大的顺差，只不过同中国是逆差。我们看到了改善现状的可能性，而中国当局很理解我们的想法，并帮助我们实现这种改善。当然，我们并不需要得到特殊待遇，那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应当公平地对待所有公司。但通过强化两国的科技和经济合作，我们能为将来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生态城市”

　　经济观察报：此行你将拜访一些芬兰在华的公司，在中国运营的过程中，它们主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关切？

　　韦于吕宁：事实上，我已经递交给中国商务部长一个单子，上面列出了芬兰公司的一些关切事项。这些事项都是一般性的关切。其中之一就是官僚主义的问题。有一些非常繁缛的程序和方法需要有所简化。不过这些关切，事实上是因人而异的。例如，在华规模最大的芬兰公司就希望，在中国推行产业标准化的时候，能够以某种方式参与到这一进程中。这将有利于中国，而且有利于双边贸易。在这个领域，我们需要看到外国跨国公司与中国当局的合作。

　　经济观察报：你是否在筹备一些计划，以增加芬兰向中国的投资？

　　韦于吕宁：显然投资的事情是由企业来考虑的。而且我也知道，许多公司正在计划到这里投资。不过我们已经投资很多了。芬兰在中国的累积投资额已达50亿欧元，根据一些估计，这个数字还要高得多。对于芬兰这样一个人口只有500万的国家而言，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了。而且我们也希望中国企业能到芬兰投资，那里有一些前景非常看好的投资领域。芬兰是通往欧洲市场和俄罗斯市场的门户，因而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目的地。

　　经济观察报：正如你所说的，中国的西部地区还是比较贫困的，你认为芬兰业界是否将进一步扩大在中国西部的业务，以促进该地区的发展？

　　韦于吕宁：是的，我今天就将飞往成都，那里已经有了一些芬兰公司安家落户，它们正在寻找新的商机。我知道该省是一个巨大的人口中心，那里有8500万左右的人口。那是一个大展鸿图的好地方。我相信芬兰公司也能在那里找到很好的机会。我们认为，平衡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对中国而言非常重要。在中国访问期间，我们还讨论了发展“生态城市”（Eco-city）的问题。我们已经达成一致，我们也许会组成联合工作小组，或者组织研讨会，来讨论如何发展“生态城市”的问题。在我个人看来，世界各国都应当优先发展规模较小的城市与村镇，从而避免让过多的人口集中在巨大的城市中。但不论如何，仍有数以亿计的人口生活在庞大的城市里，因而改善那里的环境状况、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以及促进这些城市的生态可持续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就中国而言，我认为，中国的西部地区应当得到超乎寻常的发展。显然，这样做的话，中国的发展将更加具有一种包容性，从而使所有地区、所有人口都受益于经济的增长。

　　“增长的极限”

　　经济观察报：正如你所说的，环境问题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而中国政府也正在做出种种努力来面对这一挑战。在你看来，芬兰的公司或其他机构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韦于吕宁：我想这要通过两国之间的合作。在中国和我国的各个部门之间已经有一些谅解备忘录，在这些协定的基础上，我们是有机会在不同领域实现发展合作的。我们需要为此而密切交流。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在全球的层面上共同努力。我不仅是管外贸的部长，同时也是管发展问题的部长，我在芬兰政府中负责发展政策的制定，以及对外发展合作事宜。今天我刚刚与中国的几位部长讨论了气候变化、环保和世界的发展挑战等问题。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应当积极地参与这个对话。

　　16年前，我还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人们首次将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结合在一起讨论。我们必须理解，在许多方面，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连接、不可分割的。应对气候变化是个重要的挑战，但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推动构建生态上可持续的发展。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只考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也应考察各个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问题。在里约热内卢，各国也达成一致，我们必须发展生态上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而这主要是工业化国家的责任。在这个领域我们做得还不够，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推进这方面的工作。与此同时，我们在中国也能看到，西方化的生活方式正在中国蔓延，而一些生活方式是有违生态可持续性的要求的。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必须培养具备生态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经济观察报：我们知道芬兰有很多先进的环保和节能科技，你是否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在两国之间推动更多的科技转让？

　　韦于吕宁：是的，这方面有很大的可能性。因为实际上芬兰是被迫发展这些科技的，因为我们有严寒的天气，所以就必须在取暖方面使用很多的能源。我们有林业等能源密集型产业。国内的交通距离很长，所以就需要很多的能源来在各地之间运转人口与货物。所以说我们不得不努力节省能源。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很好的节能科技。例如，我们已经将发电与取暖结合在一起，而这已经带来了一个能源方面非常高效的体系。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我们也有很高的科技水平。芬兰25％的能源生产都是来自可再生的资源，而其中的85％是来自生物能源。我们与中国公司的合作可以涵盖所有这些科技。

　　经济观察报：现在有关环境方面的一个问题是，在西方世界，人们平均消耗的资源与能源要比中国人和印度人平均消耗的数量大得多，这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资源压力，在你看来，为了应对全球变暖的压力，西欧和北美的民众是不是应该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准？

　　韦于吕宁：事实上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生活水准”，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在我看来，人们的消费应当减少——不仅是在西方国家，而且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在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少人有着和欧美人一样的生活方式。这并不只是西方人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的问题，也是俄罗斯人、中国人、印度尼西亚人的问题，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这些国家的社会上层已经接受了西方通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长远来看，这样的做法是难以维系的。因而我们必须对各国社会与经济进行调整。通过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将能实现这样的调整。我们必须减少向大气的碳排放量，这将导致能源价格的提高，而那些驾驶高耗能汽车的人将遭受影响。这将促使人们去购买更具生态可持续性的汽车。

　　当然我认为，世界上所有生活在贫困之中、不能拥有体面生活的人应当有权利改善自己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也须谨记，人类的所有基本需求都可以以更加简单的方式得到满足。基本上，通过可再生的资源、农业、森林，通过大自然，人类便可以得到满足。对自然损害最为严重的消费行为，事实上是极富阶层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建立一个生态可持续性的全球社会依然是有很大可能的，我们必须为此而齐心协力。

　　中国的责任

　　经济观察报：作为一位前外交部长，在你看来，在未来的世界舞台上，中国是否会拥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韦于吕宁：显然中国已经在世界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还会变得更加重要。当今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极具工业产能的国家，也是一个世界级的金融大国。所以说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力，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中国还有很大的潜力。但随之而来还有中国的责任。因为如果要给全世界的发展带来影响，中国就必须肩负起自己的责任，而在我看来，中国已经在负起自己的责任。

　　经济观察报：你所说的责任都是指什么？

　　韦于吕宁：首先中国应当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解决世界面临的环境与发展问题。这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应准备好在WTO的谈判中做出妥协。在有关气候变化的讨论中，作为共同的参与者，我们应当努力达成一项协议。在金融市场上，显然中国可以对解决世界经济失衡问题发挥很大的影响力。我认为中国已经在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