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

　　马国川

　　我被改革的浪潮推到了潮头

　　经济观察报：你大半辈子都和武汉大学联系在一起。

　　刘道玉：我少年时的梦想是当一个诺贝尔那样的发明家。1958年武汉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60年代初到苏联留学了一年半，结果被赶回来了。这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因为那时候适逢“反修”，周总理还专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我成为“反修战士”、“反修英雄”，被推到领导岗位上，结果文化大革命挨整，被关押、遭毒打。“文革”后被教育部借去当了两年多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那时候正值拨乱反正，工作繁忙，两年主持了24个会议。我累病了，于是借故辞职回到了武汉大学。到1981年夏，又被任命为校长。

　　经济观察报：当时的《人民日报》头版还报道了这个消息，称你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位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我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

　　刘道玉：《人民日报》记者专程来武汉对我进行专访。我对他阐述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必须发扬彻底改革精神，转变陈旧的教育观念，改革一切不适应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要在武汉大学搞改革？

　　刘道玉：解放前武汉大学是全国五所名校之一，解放后一度滑落到全国重点大学第22位。我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期间，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要选择5所大学，作为全国的“重中之重”。虽然我处处为武大说话，但由于它在科研上没有特色，成果不多，缺乏知名学者群，故而不能列入前5名。这在我内心里埋下了强烈的振兴武汉大学的愿望。

　　经济观察报：80年代初，改革已经成为潮流。

　　刘道玉：1980年2月，胡耀邦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改革的地位不断提升，旋即成了一切工作和国民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他提出一句名言：“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这话显示了一个革命家的卓识和魄力，反映了时代的精神，表达了人民的意志，激励了亿万人民的改革热情。我就是被这改革的浪潮推到了潮头，出任了武汉大学的校长。

　　经济观察报：有意思的是，当时全国有些大学在试行校长负责制，但你却说决不争当校长负责制的试点，等全国所有的大学都实行了校长负责制，你才最后一个搞校长负责制。这似乎与你一贯锐意改革的形象不符。

　　刘道玉：我的确说过这话，虽然偏激了一点，但都是真话。当时，教育部仍然实行“大一统”体制，一个大学校长没有调动一个教师的权力，没有批准建筑一平方米房屋的权力，没有使用一美元外汇的权力，何以实行校长负责制？又有什么责任可负呢？还不如把重点放在被教育部所忽视、但又十分重要的教学制度的改革上，踏踏实实地做一点有益的探索。

　　经济观察报：武汉大学的教学制度改革从何处入手？

　　刘道玉：教育改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落后的教育体制。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教育改革的重点应是教学制度改革，基于这种认识，我从学分制和插班生制度开始。凡是提前修满学分和完成毕业论文的优秀者，准予提前毕业和攻读研究生。实行学分制后，学生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学习兴趣广泛了，知识面也拓宽了，学生的自由选课也促进了教师们的积极竞争。

　　所谓插班生制，指的是凡达到了大专学历的其他大学的学生或社会青年，都可参加我校的一次特殊考核，符合要求者，允许直接插入我校相关专业三年级学习。通过插班，可以把那些非重点大学中最好的学生和自学成才的青年吸引到武大来。

　　经济观察报：插班生制度在当时还不合法吧？

　　刘道玉：报告送到了教育部，半年过去了，仍没有音讯。我亲自到教育部去汇报，得到的答复是：“此事无先例，需要慎重，待研究后答复你们。”一等又是三个月，不得已，再次进京汇报。我陈述道：“改革就是做前人未做过的事，应当允许失败。何况试行插班生制度并不一定会失败，即使成不了材也不会出废品，难道统招的大学生个个都能成为人材吗？”经我这么诘问，教育部的负责人也觉得有道理，表示同意，但还需国家计委批准。我趁热打铁，径直找到国家计委，我的改革热情感动了计委负责官员，同意实验，招收的插班生纳入国家拨款和分配计划。

　　经济观察报：真是好事多磨呀。

　　刘道玉：插班生制度实施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虽然招收的插班生数量不多，但是却点燃了广大社会青年求知的心灵之火，使他们看到在统一高考升学的制度以外，又有了一次升学的机会。实践证明，插班生制是一个先进的教学制度，本应得到普遍的推广。遗憾的是，除了北京大学、西北大学效仿我们举办作家班以外，几乎所有的学校均没有作出积极的反应。

　　经济观察报：这是什么原因呢？

　　刘道玉：一方面，说明传统教育观念和教学制度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要改变它决非易事；另一方面，在中国“大一统”的教育制度下，推行任何新制度或倡导某种新事物，必须自上而下通过行政指令。如果最高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人没有转变教育观念，没有强烈的改革意识，不去发现和支持教育改革中的新事物，那么再好的新创举也只能是自生自灭了。就连首创插班生制度的武汉大学，由于人事的变更，在招收了三届插班生以后，插班生制的做法也越来越变味了。这就说明，改革的关键在于有创新精神的人，如果人的教育观念不转变，那势必是穿新鞋走老路。

　　独立、自由和民主是大学教育的精髓

　　经济观察报：武汉大学的哪项改革措施是最有争议的？

　　刘道玉：我们冲破了一个禁区，就是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这项改革，的确有些冒险，弄不好就会被扣上忽视政治的帽子，甚至会被斥之为办学方向错误。但是，我认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应当图形式，而应当重实教。政治辅导员制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是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实行的，规定每100个大学生配一名专职政治辅导员，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很明显，这个制度已经过时了，但是由于它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谁都不愿触及，宁肯它流于形式。我从调查中发现，政治辅导员既不为学生欢迎，他们自己也不安心工作，是一支极不稳定的队伍。政治辅导员大部分是刚毕业的年轻人，业务好的不愿干，学习平庸的，在学生中没有威信，他们时常为自己的前程担忧。有些学校的政治辅导员不安心工作，迫不得已靠发津贴来稳定。他们本身是这样的思想境界，那么对学生还有什么说服力呢？基于这种认识，1984年我宣布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同时开始试行导师制，这在全国是惟一的。

　　导师制是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于15世纪初实行的一种个别指导制度。实践已证明它是一种很好的制度。我认为，可以借鉴这个制度，以它代替政治辅导员制度，建立一种稳定的、权威的、有效的学生管理制度。导师制最大的优点，是将教书育人制度化，实现政治与业务的有机结合，体现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完美统一，因而它是一个符合教育规律的、有生命力的制度。

　　经济观察报：诸多改革措施是如何出台的？

　　刘道玉：有的是集体研究，有的是受到来自学生们建议的启发。例如，当时生物系1979级的学生田贞见给我写了一封信，诉说他想当作家却被生物系录取的苦恼。因此，我们就推出了转学制度，得到广大学生们的拥护，他们把它称作“学习的解放运动”。我校转学制度在报纸上披露以后，在全国的大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些学生纷纷投书，想通过转校方式，飞向“空气清新”的珞珈山来。

　　经济观察报：当时学生的思想还是非常活跃的。

　　刘道玉：可以说朝气蓬勃。恢复高考以后的几届学生，思想解放，价值观念超前，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自信。于是，他们一进校就没有把自己禁锢在一个狭窄的专业里，而是把目光瞄准到各个学科最前沿的领域。因此，各个系的同学都去与其他系的同学交朋友，从聊天吹牛开始，交流各自的新鲜见闻，一批思想活跃的大学生创建了“快乐学院”。它是一个特殊的学术社团——多学科讨论会，每个星期三的晚上开例会时，各个系的一些“不安分”的学生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学生会议室，展开了真正的高谈阔论，唇枪舌剑，气氛热烈非凡。虽然他们讨论得面红耳赤，甚至是声嘶力竭，但他们却很快乐。

　　经济观察报：学校容忍了这些学生的“不务正业”。

　　刘道玉：“快乐学院”的成立，得益于武汉大学当时民主自由的校园文化氛围。那时的武汉大学被称为 “解放区”，不仅没有其他学校“三不准”（不准谈恋爱、不准跳交谊舞、不准穿奇装异服）的规定，而且取消了专职政治辅导员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提出大学生应当运用两个课堂进行学习，这就是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前者是教学计划规定的学习内容，后者是指课外的学术社团活动，每个学生必须至少要参加一个自己喜爱的学术社团，如果没有，那就应当去创建一个合乎自己需要的学术社团。这是学习成才的需要，是获得全面知识的需要，如果一个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学术社团，那就不能算是完全合格的学生。

　　自20世纪80年代初到中期，是武汉大学学生学术社团蓬勃发展的时期。据不完全的统计，全校有各类社团400多个，如“浪淘石”、“樱花诗社”、“珞珈山”、“这一代”、“思想家”、“管理者”、“信息社”、“读书俱乐部”等等。那时，真是思想大解放，的确有一点“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味道。在那数不清的社团中，居然还有一个“纳粹主义研究会”。当然，这个研究会决不是崇拜纳粹主义、崇拜希特勒，而是研究希特勒如何利用纳粹主义，研究如何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学术社团兴起的同时，武汉大学学生中的学术刊物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

　　经济观察报：你进行改革背后的理念是什么？

　　刘道玉：这些制度改革的理念有三点：第一，教学制度是为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服务的，因此，必须把教学制度的改革作为中心任务来抓；第二，独立、自由和民主是大学教育的精髓，没有自由民主的和宽松的校园文化，就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第三，应当尊重学生的志趣和选择权，允许学生自由听课，自由选择专业和系科，自由组织社团，自由进行课余科学研究。我十分欣赏和支持经济系一位中年教师的做法。他向学生宣布：“凡是选修我的课程者，可以实行‘三许三不许’：允许不来上课，但不允许迟到；如果对本人的讲授不感兴趣，允许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籍或做别的事，但不允许讲话；如果你实在困乏了，允许在课堂上睡觉，但不允许打鼾。”这个规定既幽默又耐人寻思，的确不愧为开明之举，因而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他宣布这个规定后，不但没有逃课者，而且堂堂爆满。正是由于我们采取了这些开明和宽松的政策，那时学生们学得生动活泼，涌现出了大批优秀人才，他们至今对那种学习生活仍难于忘怀。

　　经济观察报：但是对自由问题，直到今天许多大学的管理者仍然持有不同意见。

　　刘道玉：当年更是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武汉地区曾流行一个顺口溜：“学在××，吃在××，玩在武大。”这个顺口溜传得很广，不仅校内，在社会上也有传说，在一些不明真情的人看来，武汉大学似乎是学风不严、纪律松弛、误人子弟的学校。对于流传的顺口溜，我并不在意，也从未动摇我改革的决心。其实，对于“玩”要作具体的分析，看是什么性质的玩，如果是花天酒地玩物丧志的玩，那当然是要杜绝的，而“玩学”，即在玩中学，在玩中增长才干，则是应当提倡的。从这种意义上，“玩在武大”就不是贬义的了，这正是武汉大学多年教学改革营造的新的学习风尚。那时，我校的毕业生深受国家各部委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用人单位的欢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市和海南省，对武汉大学的毕业生情有独钟。如果说自由、民主的学习环境是“快乐学院”，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就是一所“快乐学院”。事实证明，这样的学院，是人才成长的摇篮，是发明创造的温床。实践证明，80年代是武汉大学历史上出人才、出成果的最好时期。

　　我为改革而无怨无悔

　　经济观察报：当时的媒体赞扬武汉大学是“高校中的深圳”。

　　刘道玉：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特区，它意味着自由、民主、开放，象征着高速度和高效益。当时武汉大学自由民主的风气很浓厚，开创了该校自解放以后最好的时期，无论是教学还是科学研究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当时北京大学等名校的一些教授要求来武大工作，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等校的部分优秀学生办了转学手续来到武汉大学。

　　经济观察报：作为改革者，你的处境如何？遇到了哪些压力？压力来自哪里？

　　刘道玉：改革当然有阻力，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既有下面的也有来自上面的。我认为，来自群众中的不同意见是正常的，通过做工作是可以解决的。问题是来自于上级主管部门的干预和指责，无疑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对于一个真正的改革者来说，是屈服于上级的压力放弃改革抑或是知难而进呢？我自觉地选择了后者，坚持走自己认定的改革道路。为此，我曾经与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三次面对面的辩论：一次是关于学分制，二是关于取消政治辅导员，三是关于培养创造性人才问题。

　　我这个人一生不为君王唱赞歌，愿为坚持真理说真话。就这个性格，你不喜欢，我还是我。在辩论中，我有理不让人，虽然真理在我这一边，却也为后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免除我的校长职务埋下了祸根。

　　　　刘道玉，字叔嘉。金属有机化学家，当代中国最著名的教育改革家之一。1933年生，湖北枣阳人。195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62-1963年在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曾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党委副书记、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1981-1988年任校长。他在武汉大学率先实行了一系列崭新的教学与管理制度，这些制度至今仍为国内许多大学所效法，其教育思想与改革业绩向为海内外所关注。曾获日本东洋哲学学术研究奖、英国国际传记中心20世纪银质勋章及法国政府授予的总统勋章等多项殊荣。主要著作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造教育概论》、《创造教育新论》、《爱的学校》等。

　　下转36版

　　上接35版

　　经济观察报：你被免职以后，《中国青年报》发过一个新闻，导语写得非常耐人寻味，“58岁的数学教授接替54岁的化学教授担任校长，武汉大学顺利完成新老交替。”

　　刘道玉：这是1988年3月10日《中国青年报》头版中间位置发表的新闻，里面还说“据有关负责人透露，这次调整属正常换届”。据我所知，教育部曾经派人去做报社的工作，希望这个消息不要发。当时的总编辑说，如果你不让发，我们就开天窗。所以那篇报道最终还是发了，很多大学都把这篇新闻作为新闻教学案例。

　　那一年春节没有下雪，春节以后下大雪，非常大的雪。新操场右边一棵300年的大樟树突然倒了，连根都拔起来了。学生们借此发挥说，珞珈山的“大树”倒了。

　　经济观察报：据说几所大学邀请你去担任领导职务，既然你热爱教育，矢志教育改革，为什么又拒不复出呢？

　　刘道玉：我不是为了谋求一个职位，而是想找到一块允许我进行改革的实验田，既然不允许我在武大搞教育改革，那么也就仍有人不允许我在其他学校搞改革实验。

　　2005年我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出版后，我的学生开了个小范围的座谈会。第一个发言的学生说了三句话：改革者没有好下场；改革是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历史终究沿着改革者开辟的道路前进。我说“知我者我生也”。作为一个改革个体来讲可能是悲剧，但是你所倡导的、你所追求的可能就是历史所追求的。

　　管得越少搞得越好统得越死越没活力

　　经济观察报：有人写过一篇文章呼吁大学改革回到1985年的原点，从1985年再出发。

　　刘道玉：1985年5月在友谊宾馆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我以武大校长的身份参加了。参加的人中部分是大学校长，还有国家各部委主管教育的副部长、教育司的司长，各省市的主管教育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教育厅局长以及各方面的代表600多人。

　　经济观察报：会议是什么部门主持的？

　　刘道玉：国家教育部和国家体改委，开了一个礼拜。我有一篇文章讲到了，如果现在把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文件拿出来做一个考题，现在教育部的官员和大学校长恐怕都考不及格。1985年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迄今为止还没有这么一份权威的教育改革纲领。我们那时候学习这个决定，反复地阅读，反复的勾划、圈点。我现在记忆犹新的一段话是：“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标准，不是经济收益的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紧紧掌握这一条，改革就不会迷失方向。”教学改革不是以创收多少来衡量的，是以培养人才来衡量的，偏离这个方向就错了。

　　经济观察报：这些话在今天仍然有针对性。

　　刘道玉：现在大学为什么迷失了方向？就是因为偏离了改革的方向，没有抓住提高民族素质这一条，而是被金钱迷惑了。当时制订改革方案的人没有私心杂念，都是很纯正的，就是想搞好中国的教育。现在有些人存了很多不健康的私心杂念，他们就相信一个字 “钱”，而我就相信两个字——改革。

　　经济观察报：今天很多教育问题，都和当初改革的要求背道而驰。

　　刘道玉：《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反复强调，“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要系统的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控制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办学的自主权，精减机构和相应的改革劳动人事制度，还要改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宜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试问：这些现在的大学做到了吗？

　　经济观察报：有些大学校长反映，这些年教育行政部门权力更大更集中了。各种评估把学校捆得死死的。

　　刘道玉：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哪怕是个科长下来，校长们都得必恭必敬地陪吃陪喝。因为他掌握了分配、评估、给项目，怠慢了他，你要倒霉啊。

　　现在教育部管辖的直属大学越来越多。文革以前是23所，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的是34所，现在是76所。而且教育行政部门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比如说招生指标的分配、统一考试的命题、考试统一录取分数线、优秀教师的评定、学校的评估、科研经费的分配，等等。另外，现在教育行政部门制订的“工程”是越来越多。据我粗略统计，就有几十个“工程”。什么叫“工程”？“工程”本来是指国家某些重大的建设项目，“工程”用到学校上面本身就是一种炒作，而且花样翻新、不厌其烦地推出一个又一个“工程”。姑且不谈这些“工程”前后的重复，许多“工程”到最后又成了不了了之的“烂尾工程”。实际上教育和经济一样，管得越少搞得越好，统得越死越没活力。

　　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

　　经济观察报：改革开放30周年了，作为一个亲身参与改革者，你如何看待这30年中的教育改革？

　　刘道玉：中国教育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1980年，大概三年的时间。这三年主要是拨乱反正，使教育再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第二阶段从1981年到1988年，有七八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真正改革的黄金时代，真正的是在改革上下功夫。那个时候中央号召改革，广大教育战线上的知识分子积极响应改革。上下结合，没有分歧。那些被戴上“臭老九”帽子的知识分子，一旦摘掉了帽子之后，他们的心情该是多么的舒畅！他们焕发出了青春，那时候一致的口号就是“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他们为什么拥护解放思想，为什么拥护改革，就是出于他们真实的愿望。

　　经济观察报：我们很难想像当时改革的氛围。

　　刘道玉：就像“满园春色关不住”，也真有“百花齐放”的气氛。那时既有改革代表人物，也有典型经验。如上海交通大学的邓旭初，他是学校的党委书记，是个老革命，人很开明，主要抓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还有华中工学院的院长朱九思，他是 “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后来到了延安。1952年从《湖南日报》调到武汉筹办华中工学院，一直搞教育。文革期间他收留了全国各地被批斗、被扫地出门的专家教授六百多名，为改革开放后华工的大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他在实践中成为一位著名的革命化的职业校长。还有深圳大学的罗徵启，提出党政体制改革，实行校长负责制。

　　经济观察报：第三个阶段呢？

　　刘道玉：从1989年以后到1992年，教育体制改革根本没有执行，这是教育改革完全停滞、甚至倒退的阶段。左倾思想抬头，派所谓的政治思想工作专家到国外作报告，动员留学生回国，提出增加政治学习时间，禁止留学生出国，大学毕业生下放去劳动，这都是文革以前、文革中间的做法。而从1992年一直到今天，是第四阶段，以发展代改革。

　　经济观察报：以发展代改革，而不是以改革促发展。

　　刘道玉：教育改革与教育发展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期间，我们不是通过改革传统教育观念和旧体制来促进教育发展，而是通过发展来带动改革，其结果必然使改革滞后。很多人认识不到这些，这正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那些认为教育形势大好、“教育改革成功论”者，就是看热闹的外行。他们说改革成功有两条标准：一是 “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简称）85%都实现了，另一个是我们现在大学也大众化了。这两条又涵盖了什么样的改革内容呢？不能说这几年教育没有发展，现在大学教育已经是实行大众化了，2006年达到22%，像美国、欧洲国家，大学教育大众化一般都要30年到50年，我们只用了8年。不了解情况的人认为这是改革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以发展代替改革，而不是促改革，是以牺牲质量来换的数量发展，掩盖了教育的很多问题。

　　经济观察报：在高速发展过程中，表面的繁荣实际上掩盖了很多问题，所以这两年各种问题层出不穷。

　　刘道玉：对。发展和改革的区别在哪里？发展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在原来的规模上向前推进；改革的本质是针对原有存在的问题，以新的思想、新的体制、新的制度、新的方法代替旧的思想、旧的体制、旧的制度、旧的方法，这才叫改革。请问“教育改革成功论”者，现在对教育的管理理念改了没改，管理方法改了没改，制度改了没有，特别体制改了没有？

　　经济观察报：恐怕没有改。

　　刘道玉：这就是以发展代替了改革，以牺牲质量换来了数量的发展。为什么会出现教育当局的官员和民众认识上的巨大反差？第一，一些人是从官本位出发，从官员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而不是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第二，他们不调查研究，不听取群众的意见，采取了掩耳盗铃的自欺欺人的态度；第三，有些人不懂教育，而且不懂装懂。你虽然掌握了教育的权力，但是并不意味着你掌握了真理。不能只相信领导的高明，不相信办学者的智慧。不能只相信计划经济的控制力量，不相信市场的调节力量。

　　经济观察报：改革就是对既得利益的调整，是很难的。

　　刘道玉：为什么我一直呼吁要把体制改革作为重点？我认为体制问题是制约发展的瓶颈，是制约人们思想、妨碍人们解放思想的一个桎梏。日本的明治维新跟中国的洋务运动大致是先后进行的，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推动了日本走向现代化，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不成功，没有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因为日本的体制改革很彻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总结戊戌变法失败，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

　　中国现在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而不是小敲小打的改良。什么是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呢？就是要放弃“大一统”教育领导体制，转变领导职能，实行大教育小政府，赋予大学真正独立自主的权力，实行教育家治校，发扬大学自由民主的精神。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