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互惠：中国推动新南南合作

　　刘建辉

　　编者按 正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正成为50年来中非关系的一次创举与里程碑。而在春城南宁，东盟15国的领导人与温家宝总理一起，将象征友谊的珍珠共同放进了一块玉璧，以象征中国与东盟关系的珠联璧合。一南一北，两场以合作共赢为纽带的中国式盛宴，让北京成为国际外交舞台上一个熠熠生辉的明星。

　　无疑,今年秋天中国精彩的立体外交已经引起世人的瞩目。刚刚送走了充满个人魅力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完成了两国关系的重要一环，北京就开始挥洒另外两个大手笔：与东盟的周边外交，和与非洲的第三世界外交交相呼应。东盟诸国与中国的人口加起来有18亿，东盟诸国就像环绕在中国版图周边的一串项链，是中国外交的根基。而非洲，虽然远隔万里，但早已不是那个只有贫困和战争的大陆。2005年，非洲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为30年来的最高点。也就是在这一年，外国直接投资第一次超过经济援助，像雨露一样洒向了非洲大地。中国与非洲，中国与东盟，彼此都需要重新了解，建立新型的伙伴关系，推进南南共荣。

　　水到渠成的合作

　　《中国经营报》：外界普遍将中国对非洲的能源需求看成中非合作的重中之重，你对此怎么看？

　　张燕生：合作是全方位的。如果仅仅是能源，中国只和中东产油国搞好关系就行了。实际上，中非在能源方面的合作是中非合作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苏丹，以前不产石油，是中国人帮助他们开采石油。中国的工人克服艰苦的环境，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帮助苏丹开采石油，使它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石油输出国。所以，不能说中国因为非洲的能源才和非洲合作，应该说能源合作是中非合作水到渠成的结果。

　　《中国经营报》：对所谓中非合作中的中方是“新殖民者”的说法该怎么看？

　　张燕生：从历史上讲，中国和非洲都曾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中国对非洲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领域，都谈不上新殖民主义。

　　以安哥拉为例，西方对安哥拉战后重建的援助都是以人权等为附加条件，而中国没有。中国给安哥拉两期共40亿美元的贷款，在安哥拉没有抵押品和偿还能力的情况下，双方约定用开采出来的石油偿付，用这样的方法使安哥拉的战后重建得以启动。之后，世界银行和西方国家才跟进。

　　徐伟忠：殖民的特征之一就是在经济和政治上控制对方。而中国在非洲与这两样都毫不沾边，中国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中非现在是朋友、伙伴关系，而不是主仆关系。

　　“中国因素”促进非洲经济复兴

　　《中国经营报》：中非经济合作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张燕生：中非的经济合作最大的特点是互补性。非洲的优势在于它的能源资源、土地资源、旅游资源，劣势在于缺少资金、技术、人才。我们有大量的专业人才，也有过剩的产能和储蓄资金。非洲缺少游客，中国则拥有数量最多的潜在出国游客。非洲目前的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大部分生活用品都需要进口。而和欧美的产品比起来，中国的产品非常物美价廉。这能提高非洲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经营报》：我们在引进外资时比较强调管理和技术，目前非洲最希望从中非合作中得到什么？

　　张燕生：我们的实用技术、电器、电信、电力在非洲都非常受欢迎。我们增加了太多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的福利。因为中国出口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大大减少了欧美的通胀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中非贸易的发展严重不足。下一步就是要切实加强中非之间的全方位合作，这样不仅对中国有利，对非洲也很有利。

　　徐伟忠：首先，非洲希望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经验。第二，想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第三，通过和中国的经济合作实现合作伙伴的多元化。目前非洲的贸易伙伴主要是欧美，受到欧美国家的控制过多。第四，他们希望通过和中国的合作，为非洲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

　　《中国经营报》：未来中非在经济领域合作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徐伟忠：中非合作未来会从以贸易为主，转向以投资为主，未来5～8年是中国私人部门对非洲投资的深入发展期。目前非洲国家更希望中国能够在非洲多投资，而不是简单地进行贸易。一位非洲国家驻华大使对我讲，他们外交部对他进行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他能从中国吸引到多少投资。这样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可见非洲对吸引中国投资的渴望。

　　中国不仅“授人以鱼”而且“授人以渔”

　　《中国经营报》：中非合作与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对非洲的援助有何不同？

　　徐伟忠：目前国际组织对非洲的援助大多是“授之以鱼”，而不是“授之以渔”。他们并没有给非洲更优惠的发展条件和国际待遇，更不用说在农业产品上，西方国家迟迟不肯对非洲让步。

　　对于他们批评中国在援助时没有考虑人权、环境、腐败等问题，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处境，因此中国对此有很深的体会。我们最主要的是听非洲朋友的看法，而不能受西方国家的摆布。例如津巴布韦的大选，虽然西方国家的选举观察团不承认，但是南部非洲共同体的选举观察团是承认的。

　　中非合作比较务实，比如说我们以前承诺的减免非洲100亿人民币的债务，我们超额完成了。我们承诺进行资源合作，帮助非洲培养一万名专业人才，我们也做到了。我们还承诺给非洲最不发达国家一些商品零关税，目前也正在进行中。中非合作有一些很实际的指标可以衡量。

　　《中国经营报》：中国在与东盟的自由贸易谈判中，率先给予东盟很大的贸易优惠，为什么？

　　柴瑜：中国与东盟签订的“早期收获”计划，主要是针对农产品。东盟不少国家比较看重农产品的出口，而他们的农产品与我们的农产品互补性较强，再加上量不大，因此对我们的冲击不是很大，但是对东盟国家来说是很大的收益。因此中国率先在农产品进口方面做出让步，有利于推进双方的合作和为中国争取其他方面的实惠。

　　两个“南南合作”的典范

　　《中国经营报》：中非之间和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有哪些不同点？

　　张燕生：中非之间是南南合作，中国和东盟之间则不仅仅是南南合作，还是区域间邻国的合作。周边国家是我们外交的立足点。我们和东盟的合作更多的是从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角度考虑的，有合作有竞争；而我们和非洲的合作主要是互补合作。

　　徐伟忠：中国同非洲以及东南亚之间在贸易上都是处于逆差地位，但是二者的情况还不一样。中国从东盟进口的是电子、机械中间品，从非洲进口的主要是石油和其他原材料。如果把石油去掉，中国就处于贸易顺差的地位。中国希望增加石油之外的非洲进口产品。

　　柴瑜：中国一是看重东盟的自然资源，比如石油、橡胶、棕榈油等。二是由于跨国公司国际布局的原因，中国从东盟进口了大量的电子、机械零部件。第三，东盟的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作为中国进行产业和过剩产能转移的目的地。另外，东盟有5亿消费者，是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还有一点，很多发达国家给了东盟不发达国家很优惠的关税待遇，这是中国本土企业享受不到的。我们在东盟投资建厂，根据原产地规则，就可以享受这些待遇。

　　过去很多人都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很难成功，或者仅仅局限于初级贸易领域。但是我们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广度要超出贸易领域，不光是市场准入，还包括能力建设和其他经济合作，这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重要。我们和东盟的合作可能会为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探索出一条新路。

　　经济外交战略的微调

　　《中国经营报》：中非以及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济合作近几年升温很快，能否说明中国在经济外交上进行了一些战略调整？

　　张燕生：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一个主要的议题就是构建

　　要说调整，肯定会有一些。比如说过去中国第一阶段主要注重引进来，第二阶段是本地化。现在可以进入第三阶段，也就是走出去，把我们比较实用的技术、人才、管理通过合作的方式和非洲建立联系，来支持非洲的发展和带动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在这方面应该制定新的战略、新的政策和机制。

　　徐伟忠：中非合作有三个阶段。第一，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主要是中国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种族隔离，非洲帮助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一阶段政治上的合作比较多。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到2000年，这期间才真正开始南南合作，中国给了非洲很多实惠。而在这一阶段西方社会却把非洲遗忘了，所以中国的援助就显得特别珍贵。第三阶段是2000年至今，这是全面合作阶段，也更具深度。

　　柴瑜：中国和东盟以及非洲的关系发展，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我们以前无法想象去印尼或者尼日利亚进口石油，因为那时候我们自己的石油还出口。但是现在我们缺少能源资源，因此和非洲以及东盟合作也是必然的。

　　现在中国更加注重两条腿走路。过去我们更多地重视市场，所以比较重视欧美和日本；现在中国也需要能源资源，因此经济外交更加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