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特里奇：中国经济如何迎接未来挑战

　　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 约翰拉特里奇建言：

　　中国经济如何迎接未来挑战

　　中国的贸易顺差绝大部分来自中美贸易，因此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与平衡中美贸易、处理中美关系密不可分。但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在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拉特里奇看来，美国在某些利益集团的压力下会出台一些“最坏的政策”。中国需要更好地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决策体系，不能轻易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改变那些能够真正保护自身利益的政策

　　文/本刊记者 刘建辉

　　2006年12月7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往年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在“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四大

宏观调控目标中，“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被放在2007年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会议着重指出，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

　　传统上中国的对外经济目标主要是指扩大出口，增加外汇储备。仅仅几年前，我们还经常从媒体上听到或者看到这样那样以出口、创汇、顺差创下新高为荣的话。如果在这样的语句里套用2005年或者2006年前三季度数据的话，人们又会看到更多的新纪录。但是如今这样的数据听起来已经多少有些令人担忧了。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在增强中国国力的同时，也给国民经济宏观运行以及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现在的含义则是指中国要解决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问题。

　　中国的贸易顺差绝大部分来自中美贸易，因此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与平衡中美贸易、处理中美关系密不可分。根据海关总署2006年10月份发布的数据，2006年前9个月中美贸易顺差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022.2亿美元，接近2005年全年的水平。2005年中美贸易总额达2116.3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顺差为1147.7亿美元。如果按照美国

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则高达2016亿美元。

　　中美贸易不平衡状况的加剧导致美国政府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扩大对美国商品的进口。由美国财长保尔森率领的代表团一行来华访问期间，再次就这两个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就在保尔森来华访问的前一周，《经济》记者采访了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约翰·拉特里奇(John Rutledge)。

　　在拉特里奇看来，保尔森此行主要是在国内政治压力下来华制造一些“噪音”而已；他认为，人民币迅速升值不可取，与之相比，尽快促成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性才是关键。他同时提醒中国要谨防来自美国的短期投资的热钱。他还说，中国需要更好地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决策体系，不能轻易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做出改变。

　　拉特里奇是两任美国总统(里根和小布什)的经济顾问，其中在里根时期参与起草了第一年的国情咨文报告，是1980-1981年里根经济框架的主要缔造者。在布什政府时期，他又参与了美国政府的税收制度改革。他还担任过英国政府、爱尔兰政府以及科威特政府的经济顾问。这些经历决定了拉特里奇能够从国家的高度和宏观的角度看待经济问题乃至国际经济关系。

　　约翰·拉特里奇和他的好友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罗伯特·蒙代尔一样，是一位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他曾在土伦大学(Tulane University)和克莱蒙特·麦金那学院(Claremont McKenna)教授经济学。他创办了克莱蒙特经济研究院，在担任董事长的20年中，到许多国家讲授金融和战略。但是，他在看待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却没有像大多数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那样主张人民币大幅升值。

　　除了经济学家，拉特里奇还是一个大老板，一位卓有成就的投资者。他是拉特里奇投资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掌握着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资金。他曾经担任过1000多家公司的经济顾问，也是许多证券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他提醒中国要对来自美国的共同基金的投资保持警惕，不要用这些热钱去建造“半座桥”。

　　可以这么说，拉特里奇是那种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比较清楚地看待中美关系的人。

　　短视的对华贸易政策

　　《经济》：中国近年来的发展速度很快，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的？

　　拉特里奇：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一部分来自科技进步等因素，一部分来自中国。这些变化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他们感到害怕，于是就开始寻找原因。在2006年11月份的国会中期选举上，对于民主党来说只有两个话题，其中一个是中美贸易顺差太大影响了美国人的利益。在美国和欧洲，保护主义都在抬头，这是很危险的。

　　《经济》：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似乎正在验证您的判断。

　　拉特里奇：美国有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美国政策中的短期指的其实就是“今天”。中国人可能很难理解美国的情况。美国的政客没有受到过如何当政府领导的培训。我的第一个老板是里根总统，他是一位电影明星，同时也是一个很出色的领导，但是他不是一个受过训练的政治家。很多位居高位的美国官员并不是职业政治家，他们只是在政府短期任职。美国的政府是从电视屏幕上产生的，媒体特别是报纸和电视在其中起到很大的影响力，因为他们代表着大众。在美国，政客并不是领导者，他们只是追随者。如果公众对某件事情感到担心，政客会很快做出反应。他们跟随民众的意见而做决定。所以美国的政策总是左右摇摆。从这个意义上讲，短期的美国政策非常难以预测。

　　《经济》：刚才您说政府追随大众的意愿进行决策，但是美国的民众对于中国的了解并不准确，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不恰当？

　　拉特里奇：事实就是这样。政府追随民众，而民众并不了解真实情况，由此制订的政策也未必符合真实情况。下周保尔森一行就要来北京，他们为什么来？布什政府是相信自由贸易原则的，但是美国国会更贴近大众，就是说国会会顺应一部分美国人的期望，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保尔森此行就是要制造一些“噪音”。我认为他们来华最大的任务是要让美国国内的人看到他们强硬的形象。如果布什政府看起来足够强硬，不管强硬到底意味着什么，国会就不太可能通过一些愚蠢的立法。目前国会打算通过法案对进口中国商品征收很高的关税，税率可能高达28%，一旦通过，这将是世界上最坏的政策。

　　《经济》：他们是否知道这是最坏的政策？还是明知道而故意为之？

　　拉特里奇：如果他们是经济学家，他们可能会知道，但是如果他们是政客，他们很可能不知道，或者故意装做不知道。我和一些国会议员认识，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为什么制订这样或那样的政策，但是我相信在很多时候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策。

　　《经济》：美国的短期政策除了受大众的影响之外，还有别的势力能施加影响吗？

　　拉特里奇：政治也是生意。三年前美国仍然倡导自由贸易，但是我们对钢铁和木材的进口征收了高关税。为什么？因为美国的钢铁企业在国会内部有很强的势力。

　　《经济》：是否能说美国商人和政客一起在欺骗民众？

　　拉特里奇：是的。一小撮有权势的美国商人说服议员制订那些对他们非常有利(没有什么会比提高竞争者的产品价格更能让他们受益的了)，同时又对美国普通人影响不明显的政策。因此大众并不知道他们受到了一些损害。例如，钢铁和木材价格的上涨导致其他一些产品价格的上涨，物价水平总是和利率联系在一起，因此物价水平的上涨又会导致利率上涨。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产，他们从银行贷款，所付的利息就会上涨。你应该把美国的政治看作一个生意，而不是政策。

　　人民币不能快速升值

　　《经济》：在看待中国问题时，美国的经济学家也像政客那样“顺应民意”吗？

　　拉特里奇：以人民币汇率为例，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都不理解中国的汇率政策。在我看来，关于汇率有两个方面很重要：第一，允许人们持有外币，也就是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性。第二，人民币的市场价，也就是它的汇率。第一个方面比第二个方面更重要。或许未来人民币会走向可自由兑换的道路，那时候才能谈论人民币的市场价格。而现在，如果一个商品不能自由交换，就很难谈论它的价格。

　　《经济》：您自己或者其他人有没有去说服国会接受您的这种观点？

　　拉特里奇：罗伯特·蒙代尔和我，还有其他一些人都做过努力，但是目前还没有奏效。因为大多数经济学科班出身的人都认为市场化的汇率决定机制才是最好的。在白宫内部，我肯定会有一些经济学家告诉总统如果中国的汇率自由浮动，那将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在国会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坚持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另一种是不关心汇率是否浮动，但是要求人民币升值。

　　谨防美国的政治压力和热钱

　　《经济》：中国目前面临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以及投资过热的问题，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也一样，中国需要注意什么？

　　拉特里奇：日本在80年代将此前一直封闭的资本市场突然开放了，大量的资本涌入日本市场，日元资产价格疯长，物价跟着疯长。1989年，东京中心地带日本皇宫的土地(大约一平方英里)的价格要比整个加利福尼亚州所有的土地加起来都要高。1987年的时候，一个20分钟的从东京的一家酒店打到美国的电话就花了我1000美元。1989年，在酒店里，一顿早餐就要花100多美元。所以当时日本的经济增长只是金融增长(financial growth)，而中国的增长是有实物对应的。中国的物价和美国相比还是低很多。但是，中国一定要小心那些只进行短期投资的热钱。如果一不小心的话，也有可能出现问题。

　　《经济》：日本开放资本市场以及调整日元汇率都是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做出的，如今中国也面临同样的压力，中国应该怎么做？

　　拉特里奇：当时的美国媒体上每天都在谈论日本购买了美国的一家企业或者一处地产。结果呢？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的汇率大幅上升，这也是导致日本随后的经济长达十几年的萧条的原因之一。日本的地产价格下降了90%。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中国的决策者在美国的政治压力下改变了政策，那么有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十年的通货紧缩。我觉得中国肯定不想成为日本的翻版。

　　《经济》：当时很多投资日本的美国基金都遭受了损失，您如何看待投资中国的风险？

　　拉特里奇：美国的投资者主要是普通的美国人，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认为投资中国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中国，投资于一个他们不了解的地方对他们来说总是具有很大风险的。美国不懂投资的民众会把钱投入共同基金，而基金经理可能会是在纽约，他们可能也从没有到过中国。

　　普通的投资者不懂投资，他们一般都是根据某一基金上一年的表现来决定是否购买这个基金。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基金管理者能够吸收到多少钱实际上取决于那些不懂投资的普通老百姓。这就使得美国的投资市场易于变动。

　　《经济》：中国目前在资本项目下也保持顺差，如果资本市场完全开放，是否会加剧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

　　拉特里奇：你需要弄清楚，美国的GDP将近13万亿美元。但是美国的资产有165万亿美元，是GDP的15倍，其中的三分之一是实物。另外人力资本大约有200万亿美元。二者加起来就是365万亿美元的资产。美国人总是在写GDP的故事，但是最重要的是365万亿的资本。如果中国开放资本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增长将会远远超过GDP的增长。从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开始，老师就教我不要太专注于GDP，资本市场才是最关键的，利润更高的。有一个大规模的资本市场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经济》：中国开放资本市场后，恐怕也会有大量来自美国的资金涌入，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拉特里奇：美国的大众投资者非常善变，他们只会关注非常短期的利益。还记得前几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吧？在危机发生之前，美国的大众投资者把大量的钱都投给了那些在亚洲进行投资的共同基金，然后又迅速地撤资。比如说，你用美国人的投资建一座桥梁，可是建到一半的时候，美国的投资者改注意了，那么这半截的桥梁就一文不值了。如果你把一个长期项目的投资计划建立在善变的投资者的投资上面，你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惊喜”。上世纪90年代，所有的钱都从拉美撤出，他们的经济一下子就垮了。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也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吸收的投资一定要是那些安全稳定的投资，比说来自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现在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在逐步开放，在直接投资之外，中国也将吸收那些来自共同基金的投资，我们把这样的前叫做“麻木钱”(dumb money)。中国一定要注意不要用这些热钱去建造“半个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