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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翔 黄锫坚 北京报道
“薛暮桥101年的人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经济政策变迁。”李克穆评价道。这位中国保监会副主席，从1980年代中期成为薛暮桥的秘书，长期在他身边工作、学习和生活。
如何叙述薛暮桥一个世纪的经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新中国的经济政策离不开解放前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原中央党校副校长、薛暮桥的学生苏星对记者说。
薛暮桥的前半生，刚好见证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经济事件，1940年代他在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的货币和贸易工作，更为新中国日后的相关政策提供了经验。也许，青年薛暮桥的面貌，不仅可以引申出他终身的事业选择，也可折射那个年代苦难中国的曲折求索。
“国民党好像是火车开到嘉兴，就不走了，而共产党一直到上海；国民党的革命不彻底，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彻底。”1927年，23岁的薛暮桥这样说。因为这种看法，在两个政党之中，他选择加入了共产党。随即他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沪杭甬铁路总工会的6个常委之一。
这个选择在不到四个月之后为他带来了三年牢狱之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薛暮桥被捕，关押到浙江陆军监狱。在监狱的三年半时间里，他刻苦自学了政治经济学、哲学，研读了自然科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还掌握了英语、世界语。他根据自己狱中亲身经历反动派杀害革命同志的事实，用世界语写成《牢狱生活中的一夜》，因为监狱看守不懂世界语，所以这篇文章作为他学习的毕业论文，通过看守之手寄给了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世界语学会将它在《绿光》杂志上发表……
1970年代末，当一位美国教授问起薛暮桥“毕业于何国的何所大学”时，他坦然而又诙谐地答道：“我毕业于旧中国的牢监大学！”
而真正引领薛暮桥进入经济学殿堂的，却是陈翰笙。1932年初，薛暮桥来到设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参加陈翰笙领导的农村经济调查工作。陈翰笙是留学欧美的博士。他领导了从无锡开始遍及全国的农村经济调查。有共产国际背景的陈翰笙对中国社会性质有着自己的看法，他不同意“托派”、“亚西亚生产方式”以及“江南无封建”的观点。通过同学、同乡关系，陈博士的身边聚集了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如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骆耕漠、吴大琨、徐雪寒、王寅生、张稼夫、姜君辰、狄超白、孙晓、冯和法、石西民、吴觉民、宦乡、千家驹等，这些人都成为日后新中国左派经济学家的骨干成员。
在写于1932年的《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中，薛暮桥以无锡西北乡礼社镇经济状况变迁为具体内容的中国乡村调查，用大量纪实的材料说明，“天灾、人祸、内乱、外患，仍随时随地予农村经济以重大威胁”。文章介绍了该镇以薛姓家族集团为主体的盛衰过程，礼社农民的地租捐税负重和遭受城乡高利贷的盘剥。薛的笔调极具穿透力，他如是描述薛氏家族的衰败，“然自身已成腐木，决不足以支此将倾之巨厦。惟有坐待狂飙勃起，以结束其风烛残年而已。”
薛暮桥原名薛與龄，他的改名也得自陈翰笙。1933年1月，薛暮桥寒假回家路过南京，看望陈翰笙先生和几位老朋友。陈翰笙介绍他去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教“农村经济”。薛暮桥坚辞不受。“我连中学(初级师范)都没有毕业，怎么能到大学里去教书?!”陈说：“不要紧，我为你改一个名字，你说你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就可以到广西师范去教书了。”这时南京正下着大雪，陈先生望着窗外的雪景，心里想起“雪满过桥了”的俗语。在无锡方言中，“暮”与“满”是谐音，他就起了“薛暮桥”这个新的名字。
而李克穆却提供了另一版本，他说薛暮桥的夫人罗琼曾告诉他，当时的情景是，陈翰笙说：“末路穷途，有桥可渡。”暮桥二字源于此。
此后，薛暮桥成为1934年10月份创刊的《中国农村》月刊的主编。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在广西农村调研所写的文章《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和《广西农村经济调查》(摘要)。随后，由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写小册子，“感到需要一个出版机关”，薛暮桥参与组建了新知书店。
85岁高龄的经济学家冯兰瑞对记者说，1930年代曾有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当时还是热血青年的她，记得薛暮桥是论战中的一员，“我对他印象不错”。那也是她第一次接触薛暮桥这个名字。
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是当时在思想界和政治界的一件大事，很多当时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这场论争，茅盾的《子夜》也为此而作。这个论战的结果以毛泽东的“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判断告终。薛暮桥参与的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争是这场论争的第三阶段。经常在农村进行经济调查的薛暮桥“以确凿事实的科学分析，论证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农村经济性质和中国社会性质”，吴凯泰说。
1940年代，薛暮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经济工作，这是青年薛暮桥在经济实践中所取得的第一个大成就，尤其是在货币和贸易上。
“当时根据地被沦陷区包围，同时还有国民党的封锁。根据地则流通三种货币，伪币币值最高，法币次之，抗币最低。日伪开始时把国统区使用的法币收集起来，到上海换成外汇，然后到国际市场购买弹药物资。1942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上对日本实行经济封锁。日本人就把法币完全推到根据地。一方面经济封锁，另一方面不断贬值的法币涌入根据地。根据地买不到东西，而不值钱的法币却一大堆。”吴凯泰说。
薛暮桥领导了对敌的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他提出来要建立本币市场，搞自己的货币，把伪币驱逐出去，法币也禁止使用。这在当时很多人认为荒唐，因为根据地有多少力量能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吴凯泰说。薛暮桥的提议得到山东分局和省政府的同意。1943年7月1日起，在根据地停止使用法币，而动员人们把法币向发行抗币的北海银行兑换成抗币或者到敌占区去买回物资。北海银行也把原来用作发行准备金的法币拿到敌占区换回物资，以此来达到将法币驱逐出去的目的。曾经有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询问薛暮桥，山东根据地的货币既无金银作为储备，又没有外汇储备，为何能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薛回答说：“我们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等重要物质。物价上升，就出售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增发货币收购物资。”
在这一时期，薛暮桥对货币和物价问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当时世界上各国货币都是金银本位，而山东根据地的纸币则是同金银完全脱钩的，这就是薛暮桥的“物资本位”理论。同时，他提出了纸币流通下，物价与货币发行同步变化的规律，以及通过控制纸币发行来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
与此同时，后来在大部分时间内成为中国经济决策者的陈云也在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中，摸索出了对付通货膨胀和物质紧缺的方法。1949年之后，就是在陈云担任主任、薛暮桥担任秘书长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国结束了长达十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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