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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翔 沈文 北京报道
1982年夏天，21岁的谢泳用了一个下午来阅读一本小册子，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我记得他在书里非常明白地说明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还用符号列了公式，这个
记忆特别强烈。他说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不可替代的……没有什么不能替代的人。”多年之后，他回忆说。
兴奋的年轻人以普列汉诺夫的论点为依据，结合自己的想法写了一篇反对个人崇拜的文章投给《人民日报》理论部。文章没有发表，回报这个年轻人的热情的是铅印退稿信。“我依然珍惜当时的热情和勇气。”谢泳回忆说，“我的青春在那一年提早结束了，不是说我以后成熟了，而是从此以后我更是什么都不相信，我只相信我自己。”
这是谢泳去往他的精神世界、他的“别处”的开始。
别处
谢泳留着寸头，极黑的头发下一张国字脸，大号眼镜下眼神始终专注——他显得非常用心，这能够弥补一个人的天分不足。他对我们充满好奇，这同我最初对他的好奇心几乎不相上下。跟小他20岁左右的年轻人说话时，44岁的谢泳神情专注，小心翼翼地提问。而当他说话时，这些年轻人却肆无忌惮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用一贯的宽容来表示支持，并且不吝赞许之词。他对周围的世界似乎不太了解，充满疑惑，他几乎都不看电影。
但对于他的世界，他的“别处”，他异常熟悉。只要稍微谦逊一些，你就能够期望听到一篇宏论，“对于现代历史，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树立一个基本观念，进行建国之前和建国之后的比较……”这些论述中夹杂着“胡适、储安平、傅斯年、冯友兰、张东荪、金岳霖、梁思成、王瑶、舒芜、钱钟书、罗隆基”等一连串他的世界中的人物。20世纪20-40年代是他学术研究的时间集中带，也是他精神生活之地，他的“别处”。
他通过在旧书市场上淘到的发黄的书籍、杂志接触生活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迈进这扇门，在门里流连忘返，甚至有可能迷了路——有人说他“一叶障目”。而他和此时此刻的世界的联系，也许就是他所提到的《读书》、香港《二十一世纪》、《书屋》等杂志了，这是他寻求现实世界的同类方法，也是他谋求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的途径——他正是通过在杂志上发表论文而走上比较正规的学术研究道路。
谢泳在精神上希望生活在过去。在表现自己知识分子一面时，他通过讲述自己世界里的事情来实现这一目的，比如在非典盛行时，他写阎锡山当年在山西是如何防疫治疫；反省当今大学制度，他的手段是谈论当年北大、清华如何治校，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是何样的校长；呼唤知识分子公共关怀时，他沉浸在知识分子当年清议天下的豪情中。
探寻
并非所有人生下来就能生活在“别处”。“别处”是一种能够支持人存在于现世的乌托邦或桃花源，生活在“别处”的人，都存在着寻找适合自己生存的乌托邦或桃花源的过程，同时与现世达成某种妥协。对“别处”的需要，是由于每个人都需要至少部分地生活在真实中——物质的真实和精神的真实。当一个人开始回忆、梳理自己的探求之路时，则必须从现实出发。
“记忆其实很不可靠，我们能够记忆的只是丰富生活中的点滴内容。中年就开始回忆，好像有预支生活的意味。胡适写《四十自述》，那是特例。他少年成名，有回忆的资本。而我们庸碌的生活中又有什么值得留给时代记忆的东西呢？”在他未发表的一篇自述文章的开头，他这样说。富有趣味的是，谢泳本人的研究也主张从日记入手，他认为日记要胜于回忆录，因为人的回忆往往带着修补过去的无意识行为。谢泳带着这样的自省开始他的回忆。
1961年，谢泳出生。在他出生前后最引人瞩目的政治事件是：1956年，中国开始反右；1966年开始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他15岁，因此，这些社会运动对他的童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迹。比他年长少许的当代文艺批评家崔卫平对文革的记忆是，上山下乡运动把自己这些小孩们留在了一座空城之中，而红卫兵也只是大孩子们的事情，小萝卜头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而谢泳有着开始模糊而终于清晰的关于右派记忆。他的父亲作为一名稍有文化的药材公司小职员，被划分为右派。在谢泳7岁之时，父亲因车祸过世。即便如此，到了中学入团的时候，逝世几年的父亲的右派身份开始产生影响。“在这件事上，我第一次感觉到父亲的影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谢泳说。这使他对出身论开始了激烈的批驳，同时萌生出当时社会流动中“劣币驱逐良币”的观念。最重要的是，他开始更清醒地认识现世生活，并走出探索“别处”的第一步。而在这个探索过程中，至少有两个人对谢泳产生了启蒙般的影响：台湾歌星邓丽君和俄国哲学家普列汉诺夫。
1978年，读高中的谢泳拿到父亲的右派平反通知书。这时他正沉浸在邓丽君的歌声中。“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最想做的事，是到管理广播室的校工那里，我帮助他做一些体力活，然后求他在学校的播音室里，用一台老式的磁带录音机，为我放几首邓丽君的歌。这些事还不能让人知道，在那个时代，听邓丽君的歌是犯法的，那是典型的靡靡之音。一个中学生，沉迷于那样的歌声中，几乎不可救药……”
邓丽君继革命歌曲之后，成为了时代的强音。而邓丽君本人在香港的影响力反而远不如在大陆那样大，能够达到老少咸宜、深入人心的地步。“上世纪70年代末，当内地的窗口开始打开，第一个走进来的就是邻家女孩邓丽君。当时，人们说不清楚为什么在百废待兴，人们似乎无暇顾及精神需求的时候，她的歌声眨眼间便传遍了大江南北”，一篇纪念邓丽君的专题文章这样说。邓丽君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符号，但她究竟为何成为这个符号，无人能给出信服的解答。即使是谢泳，也难以解释出自己为什么喜欢邓丽君，而且在很多年之后想起来仍然感觉强烈。
文化大革命之后，大部分人都经历了一个重塑偶像的过程。这个过程大多通过事实警醒来完成。对于谢泳，这个过程则在1982年的那个夏天，通过普列汉诺夫实现了。
研究
1983年夏天，谢泳从山西榆次市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他没有服从分配。一年之后，校报需要一个编辑，他留校做了校报编辑。谢泳爱读杂书，根据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智效民先生的描述，“据说陕西省作家协会刊物《批评家》创刊后，做过一次读者调查，只有两个人自费订阅，谢泳是其中之一。谢泳何许人也，竟成了编辑部关注的一个问题。”
在校报工作两年之后，谢泳的下一份工作正是《批评家》杂志的编辑。《批评家》杂志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高潮中出现的众多文学评论杂志之一。工作环境和谢泳自身对文字的喜爱，使他自己也开始文学研究。他最初的研究对象包含张爱玲和鲁迅。一段时间之后，他感觉这并不适合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末，谢泳的研究方向转为从知识分子角度研究报告文学，并在上世纪90年代初自己结集为一本《禁锢下的呐喊——1976至1989年的中国报告文学》的小册子。 “十多年前，我在一个朋友那里看了这本书，很过瘾，也有些震惊。在那‘一切向钱看’的年代，内地城市还有个年轻人在关注社会良知，思考知识分子的责任。”智效民回忆说。
在这本自费印刷、印数仅为100本的小册子的后记里，谢泳记下了研究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的愿望。通往“别处”的门打开了。
他为人称道的“一个人、一本杂志到一所大学”的简单明了的研究路线由此而始，“国内最早研究储安平的不是我。但我觉得，我比较早地找到了《观察》周刊和西南联大这两个对于研究现代知识分子来说算是概括性的群体。我注意到《观察》的撰稿人和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有很大程度的重合。”
“当时，人们都纷纷下海经商，他却经常从太原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简单的面食。”智效民说。研究过程的艰辛，自然为外人难以想象。对谢本人来说，他在国内的主力学术杂志上没有发表过文章。他主要的发表途径是香港的《二十一世纪》，从1993年(那时《二十一世纪》刚刚起步)到2001年，他基本上每年都给《二十一世纪》写稿。“从给《二十一世纪》写稿开始，我觉得自己的研究开始接近于职业的学术研究。”他说。
1998年，从内蒙古来到北京下海做书商的贺雄飞出版了一套名为“黑马文丛”的书，这套书的作者囊括了秦晖、朱学勤、徐友渔等名字，这套丛书中，也包括谢泳的文集《逝去的年代》。这套书在当年引起的冲击力和它的广泛传播，或许是谢泳今天被人称为“著名学者”的一个起点。
这个过程，包含了找到“别处”，同时又触及现实的双重经历。
现实
现实和“别处”的不同是，“别处”只存在纸上的交流，而现实则存在着物质上真实的拜访。每次的拜访都经历着相似的程序。在一个十五平米左右的客厅中摆着一张黄颜色的木制方桌。桌子中间是一个银色铝壶，他往一次性纸杯中放入些许茶叶，然后用铝壶烧开水，把水注入这些杯子中。前来拜访的人们围桌而坐，高谈阔论。到吃饭的时间，大家就商量着找个饭馆。吃完饭，谢泳会一脸感激地对大家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来。”而这时会有人说：“应该我们谢谢你，请我们吃饭。”
现在他的身份是中科院的一位访问学者，正式的身份是文学杂志《黄河》的副主编。但他更像一位社会活动家，忙着和朋友会面谈话。进展了好几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史”的研究和写作计划，也在写了十几万字后暂停。在北京做访问学者期间，他频繁往来于太原和北京两地。而以后也会有新的地方邀请他作为访问学者逗留。
当教师的妻子和15岁正在读初中的女儿留在了太原。经常性的外出让他感觉到对家庭的内疚。但谢泳的忠厚宽容却是出了名，他毫不吝啬把自己收集到的资料赠送给需要的人，凡是有事情找他帮忙，他很少会拒绝。他的朋友很多，这让他难以停息自己在外的运转。他自称很少同外界交流，获取信息的渠道是网络和书籍，但他身上表现出一种广交朋友的冲动，并把大量时间花在和人见面上。当然这也是他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途径，他和智效民、赵诚等几位朋友组成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心”，成了山西人文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聚居点。
“别处”对他吸引力最大的两位知识分子是储安平和胡适，两者提倡的自由主义成为他奉行的准则和看待问题的基本方法。但两者对于他却又那么遥远。他屡次提及自己的梦想是办一份像《观察》一样的杂志。他又总把希望寄托在那些能够拥有公共关怀的企业家身上，希望他们从理想出发而出资援助，这听上去有些乌托邦。“想做事情做不成，只好在家里写写书”，他说。但他数十年的知识分子研究却又没能呈现给读者一个自成一体的系统，数十年仍守着“一个人、一本杂志、一所学校”的链条。他试图在精神上生活在“别处”，但他却让身体穿行在现世，似乎因朋友而充满留恋。“别处”与现实在争夺着一位学者的时间和精力。他找到了可以让精神栖息的地方，而这带给他的名利又增加了现实争夺他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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