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遭遇新时代下被利用的英雄们

　　本报记者 覃里雯/文

　　2004年12月，《时代周刊》记者马修·库帕第一次进入白宫采访小布什。总统的见面词是：“库帕！我还以为你已经坐牢了。”这句听上去轻松幽默的话忽然使库帕意识到一个奇怪的事实，他正在面临牢狱之灾，等待最高法院回复他的上诉，仅仅是为了保护白宫里的某个人。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尴尬的一刻会跟随他一辈子。

　　这是现代新闻史上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两个全球知名媒体的记者与美国高等法院公然对抗，拒绝向法庭呈交他们报道中某个线人的名字。最后，一个记者在法院开庭前最后一刻得到线人的许可，出庭作证并提交了线人的名字，另一个记者却始终拒绝作证，因此被判“藐视法庭”而蹲了大牢。

　　然而，和英勇击败白宫的“水门事件”不同，这一次，两个记者保护的线人却是白宫的核心人物，后者已经利用他们的报道“敲掉”了现任政府的政敌。也就是说，这个故事中的英雄其实是被政府利用的工具，但是他们为了维护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不得不硬着头皮维护利用者的利益。

　　故事的主要人物是《时代周刊》记者库帕、《纽约时报》记者朱迪丝·米勒、布什总统的心腹和政治顾问卡尔·洛夫、美国前大使约瑟夫·威尔逊和他的妻子、前任中央情报局间谍瓦莱莉·普莱梅。

　　2003年7月6日，美国前大使约瑟夫·威尔逊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著名的社论，指责布什政府“夸大了伊拉克的威胁”，以便为伊拉克战争正名。威尔逊在2002年2月曾受中央情报局委托去尼日尔调查白宫所谓的“尼日尔向伊拉克出售核反应燃料”的证据，发现该声明纯属虚构，但是白宫有意忽略了他的调查结果。虽然此前此后有不少相似调查和分析在媒体上发表，但是由于威尔逊的特殊身份(他曾经与几任美国总统关系密切，还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获得老布什的赞誉)和很高的个人信誉，这篇社论引起白宫可想而知的愤怒。

　　随后不久，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就向知名保守派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透露，威尔逊的妻子瓦莱莉·普莱梅是一个中央情报局间谍，是她把丈夫送到非洲去做调查的。诺瓦克在7月14日的一篇专栏中直接透露了这个信息。消息传出，举国震惊——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政府官员第一次公开泄露中情局间谍的身份，而且是一个政府付出昂贵代价栽培的隐身间谍，瓦莱莉·普莱梅只好退出中情局。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詹姆士·科米立即委任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为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谁是泄密者。

　　经过一番周折和调查，特别检察官菲茨杰拉德找到了《时代周刊》记者库帕和《纽约时报》记者朱迪丝·米勒。库帕曾经在7月11日采访过某位白宫官员之后写过一篇报道，同样证实了瓦莱莉·普莱梅的身份。朱迪丝·米勒虽然没有写过相关报道，但据说也拥有相关证据。特别检察官要求库帕和米勒出庭作证，向法院呈交他们的白宫线人的名字。

　　刚开始，《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都坚决拒绝透露线人身份，它们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要求保护言论和出版自由，但是因为此案涉及国家安全，特别检察官不为所动，继续要求两位记者出庭作证。两报上诉最高法院被驳回。

　　眼看牢狱之灾逼近，《时代周刊》屈服了，决定让库帕带着采访笔记呈堂。6月30日，《时代周刊》发表声明，说：“保护媒体自由的宪法条例也要求(媒体)服从于法院的最后判决，并且尊重他们的裁决和判断。”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纽约时报》，出版人小苏兹伯格对《时代周刊》的转变“深表遗憾”，他对媒体说，为了保护线人，《纽约时报》的记者此前曾经蹲过90多天的监狱。这一次也不例外，57岁的朱迪丝·米勒一番慷慨陈词之后被领进了监狱。她将在那里待到10月份法院听证结束。

　　就在库帕为7月13日的听证会寝食不安、做好坐牢的准备时，他的线人、布什总统的心腹和政治顾问卡尔·洛夫在最后一刻打来电话，允许他透露自己的名字和身份。库帕就像一千零一夜里获得释放的灯魔一样，终于摆脱枷锁，获得自由。

　　事实上，由于《新闻周刊》之前的一篇相关报道，卡尔·洛夫就是泄密人的事实早已为人所知。但是《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两家媒体并没有顺水推舟，早早把洛夫供出来。

　　“‘你会在这件事上保护我，对吗？’这句有魔力的话。当华盛顿的某人提出这个要求并得到记者的许诺之后，一个血盟就诞生了，不管它涉及的信息有多么卑鄙或者微不足道。”

　　“你不会打破这个宣誓，甚至不会避开它。你同意尊敬地站在法律之外，而不是‘之上’，并且承担一切后果。必要的话，你到监狱里保护你的线人。如果你不遵守这些部落法则，其他的潜在线人就一定会注意到，你将被认为是不可靠的。”CNN专栏作家乔·克莱恩这样描述自由世界新闻业所继承的原始传统。正是这些颠不可破的传统保证了新闻业的信誉，使马修·库帕在7月13日之前备受折磨。

　　2005年5月31日，上一个世纪的著名案例“水门事件”的线人终于曝光。“水门事件”不仅导致尼克松总统被弹劾、树立了美国新闻业丰碑，而且树立了一个媒体信守自身原则的范例。30年来，美国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马克·菲尔特一直只以“深喉”的代名为人所知。《华盛顿邮报》的鲍勃·伍德沃德根据这个神秘人物提供的线索揭露了尼克松总统派人窃听政敌的丑闻。鲍勃·伍德沃德也因此受到美国法院的传讯，但是他始终没有透露线人身份，这个秘密保守了30年，它的结束刚好预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新闻时代的开始。

　　令《时代周刊》尴尬的是，守原则的媒体遭到了不守原则的政府的嘲弄。和关岛虐囚事件后大力保护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一样，布什总统再度证明了他对忠诚下属毫无原则的保护。去年，布什总统曾发誓解雇任何泄露机密信息的人，然而在“布莱梅门事件”后，他的惟一公开声明就是“这是场严肃的调查”，他的副手称，洛夫依然得到总统的信任。

　　古老原则的泯灭？

　　新闻业是否遭遇了一个新时代？古老的原则是否依然适用？捍卫这些原则是否依然必要？

　　自从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这些问题就已经被提出来了。在全美上下，所有的媒体都为“安全”一词惴惴不安。新闻自由——一个一度被视为超越国境的普世价值——遭到了国家机器的巨大挑战。美国新闻界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总统，他恰到好处地利用民众的恐惧，阻止国家内部的批评之声。“国家安全”，而不是“真相”，成了至高无上的准则。许多反对白宫的报道都被白宫称为是“有害国家”或者“反对国家”的。白宫肆无忌惮地控制和筛选顺从的记者来进行重要政治报道，甚至安插“托儿”。2005年2月，一个名叫杰夫·加农的蹩脚白宫记者被人发现是共和党的雇员。他专门负责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问有利于政府的问题，写作蹩脚的文章，此人还与一个男妓网站有可疑关系。

　　除了政府之外，恐怖分子也学会了利用新闻媒体——他们不仅仅建立自己的网站和信息网络，而且与国际知名媒体保持紧密联系。他们知道如何在必要时候通过这些大媒体发布重要信息，扩张自己的影响力，他们知道任何媒体都无法拒绝这样的独家消息。更艰难的选择出现在战场上——在过去两年里，在伊拉克的外国记者有时会被提前通知恐怖袭击的时间和地点。当记者们赶到现场的时候，惨剧刚好发生，他们得到了好新闻，但是却成为暴行的宣传工具。更糟糕的是，由于新闻界与线人“歃血为盟”的部落传统，新闻记者不能够透露恐怖组织线人的身份。新闻界身不由己地成为了恐怖组织的共谋。

　　2005年5月的另一个事件证明了新闻业面临的巨大挑战。在此之前，《新闻周刊》报道关塔那摩基地虐囚和糟践《古兰经》事件，导致全球各地穆斯林的强烈抗议，一些人在激烈的示威中死亡。5月15日，《新闻周刊》迫于白宫压力而为该报道道歉，曾经为《新闻周刊》提供线索的“一位白宫高级官员”不再敢确定自己确实说过“美军将古兰经冲下厕所”这样的话。更糟糕的是，即便没有白宫的威胁，《新闻周刊》也不会希望看到自己的报道导致全球穆斯林的反美情绪，更不要说激烈的活动导致的意外死亡。

　　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清晰地描述新闻业的古老原则在这个无耻、动荡、断裂的新时代所面临的挑战。“人们对(普莱梅门事件)中的记者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支持，是因为它与水门事件不同。这一次不是无名小卒挑战国家机器，而是媒体卷入政治纷争。”一位媒体专家对《华盛顿邮报》说。当曾经高贵的原则被利用的时候，英雄们该如何继续战斗？无论如何，《指环王》式的神话叙事将被更微妙、更难以理解的成人故事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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