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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文
贫富差距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无论这个社会多么富足或者多么贫瘠。自从人类开始拥有私有财产、开始稳定地创造财富以来，贫富差距的问题就已经存在。
有两个人对贫富的思维主导了大众的思维方式。人们对于贫富的态度，都在这两种
思维方式之间摇摆。
12世纪时，在英格兰中部的皇家森林舍伍德森林中住着一位传奇人物罗宾汉。当然，罗宾汉究竟是否确有其人无从知晓。但是罗宾汉的行为方式和他对待贫富差距的态度，时至今日仍然在人们的思维中发挥着作用。罗宾汉的故事在全世界流传了八百多年，无数的电影、民歌、漫画等都以罗宾汉劫富济贫的传奇故事作为主题。
当然，合法的执政者也在做着对财富进行再分配的努力。这种努力最主要的途径是税收，而在税收中最主要的表现则是个人所得税。
合法的税收手段延续了罗宾汉的劫富济贫思维对财富分配进行着调节。征收所得税从一开始就遭遇富人们的一片反对声。加尔布雷思则在他的著作《自满年代》中指出，富人们税收的一部分是用来建立公用医院和公立学校的，可是富人们往往自己掏钱去看服务质量好得多的私人医生，让自己的孩子上私利学校，“这等于是让富人双重开支”。
富人的辩护者们都是亚当·斯密的信徒。他们笃信“看不见的手”，这只手会对贫富差距进行着自发调节。自发调节的内容是否包含着社会达尔文主义残酷的注释——适者生存，这些经济学家们不愿提及。
在这些辩护士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哈耶克由于他的货币理论而在专业经济学家中赢得尊敬，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由于自己的货币理论。
哈耶克为富人的辩护非常有说服力。他认为富人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曾经的奢侈品如今都已经可以为所有平民分享，比如说电话和汽车。这些最初只有最有钱的富人才可以享用的奢侈品和便利品，由于有富人的消费需求，才可能出现并且存在。
对于艺术品来说也存在类似情形。比如亨利·米勒的创作离不开当时巴黎一位富翁的慷慨，马克·吐温一段时期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也要感谢标准石油公司一位高管的资助。富人们资助这些艺术家的创作活动，无论是通过购买他们昂贵的作品还是通过直接资助或者是通过基金会，而这些艺术家的创作则为全人类所分享。
“消灭了有闲阶层，就等于消灭了人类文明。”哈耶克和他的信徒们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他们感到恐惧的是：对穷人的救济可能会降低失业者和贫穷者努力工作的激励。而过重的税收则会降低人们创造财富的激励。
无论我们对于贫富差距的思维方式如何变幻，想出多少种应付贫富差距的方法，似乎都只是在古老的罗宾汉和不那么古老的哈耶克之间移 动，不是劫富济贫就是站在富人这一边。而两者似乎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当然，一句明显的废话是，解决的方法是罗宾汉和哈耶克的结合，合理的税收和合理的对财产的保护结合。同时，一些不知疲倦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仍然会画出此时这个国家的洛伦茨曲线，并据此计算基尼系数，来表示自己所处的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和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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