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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翔 黄一琨/文
“北平刚解放时，我们走在大街上，听到到处都是‘咣咣’的响声，心里纳闷这都是什么声音啊？后来才知道，那都是老百姓口袋里和手里的银元在‘咣咣’地响。”83岁的李成瑞回忆说。那时，银元和金圆券是北平主要的流通货币，人民币要进入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城市，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李成瑞早年参加过晋察冀边区革命工作，随后做过十年李先念的秘书，然后成为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退休之后的二十年中，他用了四年时间来研究陈云的经济思想。“我们刚进北京时，小米是7块钱一斤，几个月之后小米的价钱已经涨到了几千元一斤。”那时，他是参与接管北京的一名工作人员。
北平和平解放了。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迎接他们的，不仅是电视画面上经常展现的人头涌动欢迎场面：红花、爆竹、锣鼓、掌声，还有每个人口袋里“咣咣”作响的银元和直线上涨的物价。如影随形的战争、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并不辨别意识形态的差别，二战之后的德国、日本、中国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情况更为复杂，内战和政权更迭随后而来。
一个统一政权的建立将会怎样结束这场噩梦？
在众多人选中，44岁的陈云被挑选出来，作为共产党人解答战后经济难题的答卷人。
“我叫陈云，就这样子，身体不好，一月感冒两次。”1949年7月12日，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陈云这样自我介绍。长久以来，这位英俊的年轻干部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懂经济的人之一。
陈云经济思想的形成
陈云在边区的经济工作成果可以用杰出来形容。他的一些最基本的经济思想在这个时期逐步成熟了
在陈云的履历中，包含了江苏省委常委和中共特科书记这样显要的行政职务，在他32岁那年，他更是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地区建立的政权的组织部长。1944年，他开始成为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负责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希望找一个“党性坚强的干部”来负责这样一项重要而棘手的难题。同时，让一位前组织部长转入经济工作，也可以扭转当时在边区盛行的轻视经济的思维。
那时，恐怕很少有人预料到陈云在经济方面将会是如此杰出——在应付物质短缺和通货膨胀方面，他的确配得上“杰出”二字。
陈云在边区的优秀经济工作，被李成瑞用一个细微的场面描绘出来：当陕甘宁边区的民众向另外两个解放区晋察冀和东三省转移时，最常见的景象是，一头毛驴背上坐着妇女或小孩，需要带走的行李并不多，因此也放在毛驴背上。前面牵着毛驴走的则是男人。能够表现出边区富裕情形的是他腰间缠着的褡裢鼓鼓囊囊，内中是当时的硬通货银元。
陈云的机敏表现在他的货币政策和同边区外的贸易政策上。他坚持确立陕甘宁边区银行的企业性质，而不是政府的“财政出纳”。同时，陈出色地保证了边币和法币之间的稳定兑换比率——之前，边币存在着被挤出流通的风险；陈云的另一杰作是通过灵活的价格机制打破对边区的物质封锁。在边区外新棉上市，国民党机构尚未开始收购棉花和收购棉花价格还很低的时候，陈云用高价收购棉花，“封锁我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连长排长亲自带整连整排士兵背棉花进来，有的一夜背三趟。”在出口盐的问题上，陈云提高收购价格以解决民间走私问题，同时在恰当时间囤积食盐以提高价格。这样，陈云可以保持边区对外贸易进出的平衡。
陈云的一些最基本的经济思想在这个时期逐步成熟了。
首先，他强调中央权威，在贸易上各分区同延安要保持一致；其次，他注重平衡，无论在边区银行的收支问题还是在贸易问题上。他所应用的方法和具备的思维，主要是为了应付战时的短缺经济。而富有戏剧性的是，即使是在他此后作为中国经济决策核心人物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的主要对手，也正是物质短缺和通货膨胀。
通往计划之路
经历了击败银元投机、稳定物价、中央回收财权、粮食统购统销，陈云确立了中国经济的计划体制
1949年，陈云所直接面临的问题，包括在人们口袋中“咣咣”作响的银元和疯狂上涨的物价：人民币被银元挤压和疯狂的银元投机行为；随之而来的物价上涨和对一些物品的囤积投机行为。
上海成为银元投机和银元挤压人民币最困难的地方。在上海，大街小巷游走着银元贩子，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每天拥挤着几千人在进行银元投机。上海一些商铺甚至拒绝用人民币标明商品价码。人民币和银元的兑换比率在迅速发生变化：最初一块银元可以兑换一百元人民币，在6月3日，一块银元可以兑换七百二十元人民币，一天之后又上涨到一千一百元人民币。
尽管陈云在《指示》中强调，“除政治手段外，还须陆续采取许多经济步骤”，但最终解决问题的仍然用到行政手段。6月20日，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逮捕二百多名银元投机操纵者。
新政权建立初期，战争刚刚结束，中国所面临的仍然是一种短缺经济，对各种消费品的供应能力非常衰微。从1949年10月15日起，以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为先导的全国范围物价上涨开始。10月份一个月的全国物价上涨指数为44.9%。 陈云通过计划来解决物价的上涨。他在全国范围内集结对物价影响最大的关键物资如棉花和粮食。1949年11月13日，陈云认为时机已到，发出打压物价的十二条指令。
当这份电报传送到周恩来手中时，它的重要性甚至足以让周作出在必要情况下可以越过毛泽东发给各地的决定，他在电报后批文说，如果毛泽东没有睡，要马上送给毛审阅；而如果睡了的话，“望先发。发后送阅”。
这次没有对市场上的民间投机者直接采用行政抑制手段的行动，成为陈云和财经委员会采用计划手段在市场上平抑物价的经典之战。
平抑物价所要求的高度计划性，必然要求增强中央的权威，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把调控权集中在中央手中。陈云给出的一个统一财经的具体办法是：收入归中央，至于地方开支，则按地区预算由中央拨给开支的款项。
把财权收归中央，加强中央调控能力的方法对于对付战后的短缺和财政赤字来说，毋庸置疑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中国因此而成为二战后世界上遏制通货膨胀最好的国家之一。
加强中央经济集权和中央对经济调控能力的趋势，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得到进一步加强。而随后的“一五”计划也延续了这一趋势。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苏联的“一五”计划主要由陈云制定。这项要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的计划将优先考虑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这将把农业和轻工业放在发展的次要位置。而要达到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所要求的财政收支平衡，就意味着必须把从农业征收来的税收主要支出于重工业的建设。
可是，在“一五”计划的第一年，最先造成麻烦的就是农业。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但因为“一五”计划的开展，工业人口和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共消耗粮食587亿斤。这造成了40亿斤的粮食赤字。
为了解决这次粮食危机，陈云挑着两筐“炸药”行走，一筐是城市，一筐是农村。如果在农村征购粮食，则会引起农民不满；而如果不征购粮食，则无法解决城市用粮问题。为解决此次粮食危机，陈云征集了八种意见，这八种意见包括了只征购、不配售；先从自由市场收购，不足的部分征购；先放任市场自由调节一年左右，然后再计划收购等多种方法。而陈云采用排除法一一否决之后，所提出的最终解决方法是既在农村征购粮食，也在城市配售。这项方法被称为“统购统销”。统购意味着计划收购，而统销则意味着计划供应。当然，收购和供应的价格也由计划制定。
经历了用行政手段击败银元投机者、用集中资源的方式稳定物价、同时加强中央的经济集权和资源调度能力，随后为解决粮食赤字又发展起来计划收购、计划分配的计划方法，陈云确立了中国经济的计划体制，以此来应对中国所面临的短缺经济。但对陈云本人来说，这种高度计划的方式也并非他想要长期维持的。持续出现的粮食短缺，提醒着陈云去寻找别的解决方法。
转变
他脱去了计划专家的外衣，并在随后的几年中，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经济改革家。他在党的八大上做的讲话，表明他的改革主义达到了最高阶段
1955年之后，三个运动——农业集体化、改造私营工商业、1956年的“小跃进”——给中国负责经济工作的官员带来了许多令人头痛的问题。首先，农村新成立的合作社组织不完善，缺乏劳动激励，地方往往只会向农民下命令，几乎不重视经济作物；其次，“小跃进”期间增加的投资带来了不少问题。投资比上一年增加62%。由于财政投资极大超过了国家的物资供应，导致了通货膨胀和企业囤积现象；再次，“小跃进”造成了大约20亿元的预算赤字，比原计划多招收了1400万工人。换句话说，通货膨胀给过热的经济造成了强大的压力。社会上许多基本经济结构缺乏基本的程序，并且组织很差。
在这种背景下，1956年陈云向“八大”发表了他的讲话。一位官员把这个讲话称为1956年中国领导人做的三大重要讲话之一，标志着对苏联发展模式的突破。
陈云在中共八大前后多次表明自己对市场和计划关系的兴趣，发表了很多这方面的言论，“事无大小，统统计划是不行的。个体生产是集体所有制的补充……应该是大的方面计划，小的方面自由”；“我们今天也把市场搞得很死，若不注意解决这一问题，天下就会大乱。”
陈云在中共八大上的讲话，扭转了他的计划者形象。“他脱去了计划专家的外衣，并在随后的几年中，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经济改革家。他在党的八大上做的讲话，表明他的改革主义达到了最高阶段。”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大卫·贝奇曼在他写作的《陈云》中如此评价陈云的转变。
这篇名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报告，被贝奇曼誉为陈云“一生中两篇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陈云评价当时的计划体制时，说那些在过去几年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采取的一些措施，“不但在今天已经基本上不再需要，而且它们在当时也不是没有缺点的”。
紧接着在1957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被重新估量。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中，重新划定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的范围，使地方拥有了固定的财政收入来源。
陈云经济思想中最核心的一部分是经济要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这使他反对重工业的片面优先发展和国民经济跃进式发展。而长久同短缺经济的斗争，则让陈云意识到提供必需消费品的农业和轻工业更应该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他因而成为当时主张经济发展应当“反冒进”和综合平衡发展的代表人物之一。
1958年，陈云失去了在经济决策上的决定权，他的平衡发展思想也没有得到重视。
此后，陈云曾经短暂的回到了经济政策制定的中心，他在1961年中共认识到“大跃进”所带来的经济失衡、加剧了基本消费品的短缺之后，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职务。但随后，因为他支持在农村包产到户和主张分田到户而遭到批判。身体疾病也再次困扰着他。从1962年开始，陈云开始从决策层淡出。除了在文革中有一段时间短暂地协助周恩来进行外贸工作之外，曾经的中共第五号人物在重大决策上似乎销声匿迹。
改革的延续
改革开放之后，陈云仍然保持了对赤字和通货膨胀的警觉，在这一时期继续了他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思索
1977年至1978年,中国领导人曾经实行过一个雄心勃勃、使国家现代化的计划。投资的数额很高，预算赤字在增长，由于大部分投资是用于重工业建设，造成农业和轻工业产品严重短缺，而且中国人从外国购买了许多套国力无法承受的设备。正是在这个时期，陈云率先提出削减基本建设、恢复经济平衡，这些建议立即被邓小平所接受。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标志着他重新回到权力中心。
陈云仍然保持了对赤字和通货膨胀的警觉。文革中间，中央财政权力的下放程度让他吃惊，他开始设法重新加强中央的经济调控能力；另外一方面，他保持了对大规模基本建设所造成的不平衡和赤字的警惕，“我脑子里有一条，基本建设搞‘铁公鸡’，一毛不拔……历史上讲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再机会主义一次。”陈云强调在经济调整时期的稳健和平衡，李先念将之解读为“能搞多少就搞多少，搞不到就拉倒”，陈云和邓小平则说，经济调整，发展速度能保持4%就不简单。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是一场整体的对经济体制的重思与重构的过程。在1980年前后的日子里，中国广袤的土地里，涌动着无数对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思索，以及冲破束缚的勇敢的探索实践。国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程度打开了，安徽的农民打破了农村所有制改革的坚冰。
陈云这一时期继续了他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思索。1982年7月，陈云在1979年撰写的《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发表。在这份提纲中，陈云提出了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想法。他说，苏联和中国计划制度的主要缺点就是，忽视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市场经济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同时，他还确立了“农轻重”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顺序，这和中国此前把重工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不同。
很容易把陈云视为改革的支持者，正是他和邓小平共同确立了一段时间内“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政策。他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的讲话也被重新提到，作为陈云支持经济体制改革的证据。
1980年后的改革形式在包括陈云在内的一些领导者看来，已经有些只强调市场调节、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而忽视国家统一计划和集中领导的倾向。为此，陈云在1981年11月至1982年1月，四次谈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问题。紧接着，1982年底，陈云多次提到了他广为人知的“鸟笼经济”概念，“搞活经济是对的，但必须在计划的指导下搞活”。市场是鸟，而计划则是笼子，“笼子大小要适当，但是总要有个笼子”，“市场调节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内”。
邓小平却把市场和计划仅仅是看作方法，“无论是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并不像陈云那样强调计划先于市场的地位。
陈云在新时期扮演了中国经济的看护人的角色，尽管由于身体和年龄的原因，他几乎不参加具体的决策，他不断表达自己对一些改革政策的支持和对另一些政策的担忧。而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后，陈云正式过上退休生活，但这离他逝世也仅有三年。
尾声
陈云强调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反复、比较”，是其经济思想产生的依据，无论是他先前作为一个计划体系搭建者还是之后强调要在计划中加入市场
一直以来，一些激进的改革措施不能使稳重的陈云满意。陈云更注重平衡和按比例发展的调整，而不是过于激进的改革。而无可否认的是，陈云一直是一个主张计划的经济专家。他亲手搭建了中国的计划体系，帮助中国成功度过战后经济重建时期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和短缺时期。他的计划理论是将市场调节包含在内的计划，而不是常指的指令经济。但是，陈云从未有一个较长的时期供他充分地实施自己的理论。他杰出的才华都很大程度用在应付短缺经济和在每次经济动荡之后的调整之上。
在纪念陈云的活动中，陈云的经济思想大都被加上现实意义，尽管陈云一生所应付的短缺经济在今日已不复存在。李成瑞说，人们对陈云的经济思想各取所需。在不同的人的口中，他时而被描述为改革派，时而被描述为保守派；他和邓小平在经济思想上的差异，时而被夸大，时而被缩小。
而陈云一生所信奉的谨慎方法，却为各取所需者所忽略。这位老人强调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反复、比较”的方法，却在很大程度上只被停留在口头上，这则是陈云经济思想产生的依据，无论是他先前作为一个计划体系搭建者还是之后强调要在计划中加入市场。
“和所有伟大人物的思想一样，陈云的思想也离不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局限。但应当看到，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对于制定经济计划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一种过分突出主观愿望，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不适宜的程度；另一种则要求主观服从客观，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而陈云正是坚持后一种指导思想的代表，”曾担任陈云秘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在一篇文章里说，“他的经济思想并不仅仅限于解决计划经济中的问题，而是更多地体现于对我国基本国情的深刻把握，体现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理解，体现于对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认识。”
陈云在1949年到1980年代的经济工作经历，极好地反衬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史。经济时代的变迁，决定了发生自其间的经济思想的坚持和转变。陈云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的转变，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经济思想的发展、成熟和调整，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而对陈云经济思想的形成和意义，以及对中国经济变迁的再思考，在今天看来，还需要一个更长久的时期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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