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薛小和/文

　　父亲从小天资聪慧，小学时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数学成绩突出。16岁时因家境败落辍学到杭州铁路车站当练习生，期间，父亲凭借自己良好的数学基础，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学完了原定6个月学完的会计业务，车站的老会计因为一直没有培养出能代替他的人，已经多年没有休假了，看见父亲掌握会计业务的速度又惊又喜，放心地把工作交给父亲休假去 了。

　　多年来，父亲被称作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但他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他的经济学知识一方面是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从书本上自学来的，另一方面是1930年代追随陈翰笙先生做农村调查时从实际中摸索出来的。

　　父亲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一位曾在英国攻读经济学的博士对福特基金会的美国人说，你要想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你就必须读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父亲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了解，完全来自于实际工作和不断的调查。

　　父亲是一个以思考为生活方式的人，工作时思考，写文章时思考，理发、散步时也在思考，就是在被批判、住牛棚时也不放弃思考。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他顽强的思考并未为他创造出一个思想体系，当他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实现这个创造以后，他就自我批判，就寻求，就吸收。他不怕否定自己，当时代证明他的看法与现实相悖时他就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起步，重新思考。当然，思考的结果有变化也有执著，在变化和执著中他始终把握着分寸，这个分寸的界限就是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

　　我曾经问过父亲，你认为你的身份究竟是共产党员，还是学者。父亲回答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确实，父亲自1927年加入共产党那天起，特别是30年代后有了学者身份、40年代后成为党的高级干部以后，一直是给自己这样定位的。这种定位使他70多年来，始终把党和人民、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无论自己的命运如何，都与党的事业荣辱与共。但是，在信念坚定的同时，这种定位也给他造成很多矛盾，特别是当他的理论观点与党的正式文件不协调的时候，这种矛盾甚至会导致痛苦。

　　1982年5-9月间，按照当时领导的意见，为配合党的十二大的理论准备工作，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会同国家体改委组织了一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型理论讨论会，讨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参加讨论会的有300多人，累计召开大小讨论会不下70次，讨论历时4个月。会议开始时是在十二大以前，9月份十二大召开后，这个讨论会于9月底结束。理论界的同志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众所周知，父亲的理论观点是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商品经济的，而当时的中央精神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父亲知道自己是党的高级干部，应当与中央保持一致，所以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凡是公开发表的文章都遵守了中央当时的提法，自己的一些不同意见只是在允许的范围内以补充解释的形式提出。但即便如此，在1981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的一份材料中，他还是因为强调市场调节而被列为第四类人中，同时在小范围内受到批评。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受命组织这个讨论会感到非常为难。当然，为难归为难，对于父亲这样的老共产党员来说他只有一种选择：在5月4日的动员报告中，父亲为自己的主张做了自我批评，表示“这个说法有毛病”，但他同时向大家提出一系列需要讨论的问题，希望大家敞开讨论。

　　我猜想这种矛盾决不止一次，这只是比较典型的一次，应该还有更痛苦的。记得在“文革”后的1978年初，当时“四人帮”虽已打倒，但党在经济工作方面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在2、3月间，父亲去参加五届人大，听罢当时国家计委领导在人大做的计划报告，父亲回到家中非常生气，以致拍着椅子的扶手失声痛哭起来。他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报告还是陷在分钱分物的数字里，不讲政策，不图指导方针的改变。我当时在工厂做工，父亲说的不大懂，不知该怎样安慰他。以父亲那样平和、内向、长于忍耐的性格，急到痛哭的地步真是急到了极致了。因为急，所以“文革”后一恢复工作，他就到基层去调查，摸清国民经济的情况，因为急，十一届三中全会一闭幕，他就到处做报告、写文章，呼吁改革旧的经济体制。70年代末80年代初，虽然那时党内政治生活开始正常了，但父亲还是因为他的改革主张受到了几次批评，有党组的正式批评，也有多年的老领导的不满甚至拒之门外。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尽可能地坚持了他的主张，很多时候是在忍耐和等待中坚持的。

　　在纪律和个人观点的矛盾之间，父亲无论如何退守，都尽量坚守着一条底线，那就是实事求是。父亲是通过社会调查迈入经济学的大门的，所以，几十年来他已养成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考方式和研究作风。阅读他的报告和文章可以看出，文章的行文也就是他的思考路线几乎成了一个定式，讲一个问题先讲现在的实际情况，再讲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及政策演变过程，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比如，他在1982年7月给张劲夫同志的信中，对《物价管理条例》中仅把“稳定物价”放在首要地位，不提合理调整物价提出不同意见。他先分析了当时的财政、物价情况，理解“稳定物价确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的原因，再叙述了从1950年以来我国物价政策是怎样在“稳定”和“调整”二者之间把握的，在物价上涨时着重于“稳定”，在物价趋稳时着重于“调整”，指出：“《条例》不是《暂行办法》，应该看得远一点，说得全一点。”“不提合理调整物价是不完全的。”

　　与许多习惯于从理论推导中得出结论的经济学家不一样，父亲更习惯于从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得出自己的观点。他不太注重概念，遣词用句也不大准确，他注重的是实际运行过程和结果，注重从实际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到处呼吁改革，几乎都是从20多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讲起，他从20多年的曲曲折折中得出一定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结论，深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80年代中他反对通货膨胀政策，也是历数近七八年的宏观经济数据，甚至追溯到“大跃进”时期和山东解放战争时期的情况，提出应该“管住货币、放开物价”而不是“管住物价、放开货币”。

　　学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共产党人则要改变世界。由于父亲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共产党员，所以他对社会经济现实总是保持介入的状态，始终致力于改革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发展的事业。有人很奇怪，父亲这样一个老计委，怎么能如此坚定地主张商品经济，其实并不奇怪。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当他为之献身的事业竟然走到与其初衷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去，并且由他和整个国家一起吞下自己参与种下的苦果，给他造成的刺激会更深，促使他反省的动力会更大，推动他改革的愿望会更迫切，他对改革目标的认识也容易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

　　父亲像所有他们同时代的共产党人一样，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由于他们个人经历、观念、性格上的局限性，也犯过不少的错误。父亲就说过：“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的限制，我也不能例外。现在看来，建国以后我在各个时期写的文章中的观点，有一些就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这些不正确的观点，有些是当时屈从于政治压力，不能畅所欲言造成的，有些是受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的影响造成的。”他虽然是杰出的时代人物，但他从来对自己都有非常清醒、冷静的认识。

　　在我看来，父亲固然是共产党人，但他更是智者，在他身上有着较强的知识分子特性：

　　——他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习惯，虽然有时他处于“沉默”或“失语”的状态，但他对事物从来都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和判断；

　　——他有着相当浓厚的民主思想，他对很多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带有明显的多元化倾向；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他不是举重若轻的战略家，他只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的实干家；

　　——他不大懂政治，更不玩弄政治，不会拉帮结派，不会阿谀奉承，更不会整人；

　　——他淡泊名利，忍辱负重，当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绝不会认为自己比党高明，他对党的服从并不一定是对权力的屈从，而是对真理(当时认为是真理)的认同，或是以大局为重的自我牺牲，事后，他也绝不会为个人恩怨去算历史旧账；

　　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亦儒亦吏、亦官亦学一直是一个传统。但在我国第一代的领导干部中，这样的人并不多。父亲就是身上带有浓厚知识分子特性的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党性与知识分子特性在他身上的融合，有时引发矛盾，有时生成痛苦，但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