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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锫坚 李翔 北京报道
听到薛暮桥先生去世的消息，于光远先生感叹道，“现在活着的哲学社会科学院士只剩三人了。”1955年，国务院发布中科院学部委员名单，当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人，大多已经作古。于光远说，随着薛老的去世，如今只剩下他、季羡林和骆耕漠三人。
对大多数年轻人而言，这些人名都是模糊的符号。薛暮桥是一个怎样的学者？他和他那一代经济学人，与中国当代经济有着怎样的关联？我们试图寻访历史见证人来获得答案。只有回到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场，我们才知道，思想之流要经过多少次历史的三峡，才能进入开阔的海洋。
已过90岁的于光远，笑称自己是最小的院士。当我们问及他和薛暮桥的交往时，他谈起上个世纪50年代的双周座谈会。座谈会的参加者是当时主要的经济学家，大家畅所欲言，讨论各种经济问题。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三人轮流主持。
于老的印象是，“薛暮桥比较了解实际，他做实际工作比较多。他是搞经济学的，不是搞哲学的。我既搞经济学，又搞哲学，又搞自然科学。”
这样的描述，似乎难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也许四个月前的那次颁奖，可以代表当今经济学界对薛老的评价。3月24日，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揭晓，获奖者分别是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
颁奖词写道，“薛暮桥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决策咨询工作的一位卓越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他是坚定地倡导和积极推动市场取向改革、提倡和坚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著名经济学家。”
原中央党校副校长苏星，是这个奖项专家委员会的代表。他自称薛老的学生，薛老的许多文章都由他编辑出版。他对记者说，在评奖过程中，薛老是惟一没有争议的获奖者。
比薛老晚一辈的吴敬琏先生曾总结说，薛暮桥从1930年代研究经济学，中间经历了相信计划经济，后来又力主改革、走市场经济之路的漫长过程。
1970年代中，美国经济学会历届会长组团访华。一位会长问起薛暮桥毕业于何所大学，他诙谐地答道：“我毕业于旧中国的监牢大学!”1927年，他参加杭州铁路工人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他被捕并被关入杭州浙江陆军监狱。在三年半的牢狱生活中，薛暮桥刻苦自学了政治经济学、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
薛暮桥最初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他的经济学知识一方面是在三年的牢狱生活，另一方面是1930年代追随陈翰笙先生做农村调查时从实际中摸索出来的。
许多经济学家都强调，薛暮桥从事经济研究的最大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在实践中形成、发展和坚持正确的观点，并勇于在实践中修正错误的、过时的观点。
或者换一个角度来理解，正如苏星所说，在很长时间里，薛暮桥一直身兼官员和学者两种角色。他曾是新中国计委、物价委、统计局的最早领导人之一，曾主持创立了新中国的统计体系。
所以，薛暮桥的经济观点更多来自调查，而非书本。他的女儿薛小和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说起来别人也许不会相信，父亲这个大经济学家在“文革”前从未读过《资本论》，这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父亲是在“文革”期间关“牛棚”和在干校劳动改造期间读的。我们家里有很多经济学的书，但父亲很少读这些书，他阅读的东西一般都是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调查研究报告等从实际中来的文字。他写作时，桌子上除了一本稿纸、一支笔，就是一本统计资料，到外地去写书，就带半箱子稿纸，一把笔，一本统计资料，所要写下的一切都在他的脑子里。他在1975年恢复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他分两次去了山东、江苏、安徽三个省，在对“文革”后的国民经济情况做了深入了解之后，才动笔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
“我觉得他的贡献最主要都是在改革开放的时候，1979年是他的黄金时期，这段时间写的东西要多得多，也要累得多，也上了年纪了。”吴凯泰说。他从1977年开始跟着薛老工作，后来曾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研究工作。他向记者讲述了1980年代薛老的许多工作细节。
1978年4月，74岁高龄的薛暮桥写信给中央，指出发展农业，提高农民增产的积极性，比提高物质生产条件更重要；要尊重客观规律，不能片面追求高速度；只管主观需要，不管客观可能，将会被迫采取调整措施。1979年，他发表了系统总结新中国历史经验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在全国发行一千万册，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坚持正确发展方针的启蒙教材。
1980年，他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
在当时提倡商品经济，的确需要一定的勇气。1981年4月，有人印发一份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名义整理的材料。它按照对计划和市场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二类是不那么坚定地赞成计划经济；第三类则不太坚定地赞成商品经济；第四类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薛暮桥、廖季立、林子力等商品经济论者则被划为第四类。
吴凯泰回忆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薛老对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抑制通货膨胀，都及时地向中央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1986年6月，针对当时经济过热的情况，薛暮桥曾向中央建议，各地急于求成的劲头很大，不要再去鼓气加油。他说，如果说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制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那么严格控制社会总需求，保证社会总供求平衡，则是价格改革成败的关键。
在1990年治理整顿期间，他撰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建议抓住时机，在改革上迈出决定性的步伐，通过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来解决结构问题和效率问题。
抛开学术贡献，薛暮桥在生活和为人上是怎样一个人呢？《中国改革》主编新望曾对孙冶方和薛暮桥的治学风格有过一番比较。在他看来，两个人做学问，孙着眼于批判，而薛更多的时候是着眼于建设。孙冶方的性格非常外向，是“硬骨头”、“老天真”。而薛暮桥则性格沉稳、内敛，是一个古板的专业工作者。薛的文章充满大量的数据和平铺直书的叙述。对于理论上有风险的观点，他会放缓语气，谨慎措辞，如“部分的”、“某些”、“一定程度上”等等，他不喜欢用“完全”、“非常”、“极为”等语气激烈的词汇。
中国保监会副主席李克穆在1980年代曾担任薛暮桥的助手。他也向记者讲到薛老的一些性格。他说，薛老在人际交往方面的“能力”与他在经济理论上的造诣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在许多场合，比如在散步的路上，薛老碰上一位他认为“很熟的朋友”，两人交谈甚欢，可分手后薛老往往记不起人家的名字，谈话的内容也从不涉及私人事务。薛老与党内外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有过很深的交往，但他从来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与领导、同事和下级的关系也仅限于工作。
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还被造反派嘲弄过一次：造反派把计委的几个局长叫到薛老面前，问薛老他们都叫什么名字，有的薛老说不上来，但他能清楚地说出每个人分别是负责哪方面工作的。
后辈经济学家赵晓的话也许可以代表年轻人对薛老和他那一辈人的评价。赵晓在《写于“中国经济学奖”的颁发》中说，“我最大的感受是，薛老的获奖，应该看作是中国经济学界对那一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者的致敬！也许在今后的后生子看来，这些经济学家的成就似乎没有什么，更谈不上对国际学术的‘前沿贡献’，但一定不要忘了：正是这些人，曾不畏艰辛地播撒市场经济火种，那是何等的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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