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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源的垄断性不仅会导致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过深也会使得市场的运作机制弱化
本报记者 徐奎松 发自北京
2004年的银行改革与往年相比步子迈得最快。先是有两大国有银行注资，股份制改造开始，然后是资本充足率标准设立，银行利率市场化的开启，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深化及农
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其中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关系到国内银行能否持续、稳定发展的大事。国有银行改革到底如何改？股份制改造应该如何进行？多年来一直在探索，但思路却不甚明确。26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易宪容教授，请他就对下一步银行改革谈了一些看法。
第一财经日报：岁末年尾，梳理2004年我国金融调控过程，发现国内金融业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大量地暴露出来。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中银香港管理层出问题的事件等都表明，金融改革越是深入，暴露出的问题就越多。为什么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就是难走出改革困境？
易宪容：国内金融体制最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就在于，国内金融市场如何从计划性与垄断性中走出。这不仅表现在国有成份所占的比重持续居高不下，而且表现在国家对金融市场价格机制控制上。金融资源的垄断性不仅会导致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过深，也会使得市场的运作机制弱化。
第一财经日报：这种金融制度的计划性和金融资源的垄断性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易宪容：直接后果就是金融市场各方面的结构性失衡。比如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失衡、中央与地方金融的失衡、股市与债市的失衡、民间信贷与银行信贷的失衡等。特别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失衡，一方面让国内股市及证券市场逐渐地边缘化，国内企业失去了可融资场所，个人失去了可投资的机会，大量的个人储蓄只能以低收益聚集在银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内金融市场的风险都压在以国家为担保的国内银行体系上。比如，国内的房地产业这几年迅速发展基本上是建立在国内银行信贷快速扩张的基础上的。如果国内房地产业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最后买单的只能是国内各银行。而银行的风险又落到最后贷款人——国家身上。因此，如何化解国内金融市场结构性失衡可能也是2005年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
第一财经日报：国务院动用450亿美元注资中行和建行，为两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进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做准备。您如何看待这一举措？
易宪容：目前的国内银行业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就是政府大量注入资源的结果。主要表现在政府直接注入大量资金，让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核销、减少，如国家外汇储备的注入、债转股等。另一方面是间接资金的注入，如利用政府对利率管制的方式扩大存贷款利率的利差。
可以说，这几年来国内银行业之所以是有史以来效益最好的年份完全是这种政府利率管制的结果。但是由于银行业运作机制转变缓慢及已有的银行制度运作缺陷，目前国内银行业正在以短期成绩掩盖长期的风险。特别是近年来，国内银行业的长期贷款增长过快、比重过高，这可以看作国内银行正把风险向未来积聚。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金融改革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易宪容：本来金融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解除金融业的种种管制，但我们的改革方案，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其方案必然会有利自身、避重就轻，为自己的生存留下余地。同时，在执行改革方案时也可能会大打折扣。而对于金融业既得利益者来说，由于以往金融资源完全由政府管制，他们能够轻易地从政府那里获得许多好处，不存在市场竞争，也不必面对各种风险。因此，他们可能与政府相关利益者纠集在一起，极力地抵制改革，使政府金融改革难以顺利推出。
其实，我国在关于金融市场的法律法规的数量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并不逊色。但这些法律法规的良莠无人考查与监管。我认为，国内金融市场的许多法律法规的生成，很少是整个社会集思广益、反复博弈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金融法规一推出就会漏洞百出，而且执行起来十分困难。可以这样说，正是我国的金融制度、金融法律法规确立程序上的不合理性，从而导致大量质量不高的法律法规出台。这些都成为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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