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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发自金融管理高层“金融风险加大”的警示值得高度关注。
最新的消息是，继银监会党委书记阎海旺的相关讲话之后，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再次强调说，要认真总结历次宏观调控过后金融风险增加的经验教训，及时研究采取应对措施，做到未雨绸缪。
所谓金融风险，包括金融机构风险和金融市场风险。而在目前看来，金融机构风险放大成为不容忽视的新动向。
普遍的认识是，经历了本轮宏观调控后，投资导致的新一轮金融风险正在积聚，而风险主要体现在不良贷款增加速度加快。
有专家指出，在未来2～3年会出现一轮明显的不良资产积累高峰。其依据是去年贷款加上今年新增贷款，数目庞大的信贷余额必会在两年后发生滞后效应。
顺着这个观点，就很自然地推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在经历了持续4年的下降后，有可能因经济波动而再度大幅度增加，近年来不良资产余额和比率双降的局面也将扭转。
目前，由于直接融资并不发达，中国企业的融资活动主要依靠银行，而贷款增长一直是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两者有着非常高的正相关性。
正因为此，信贷过分地扩张和收缩造成的固定投资的相对起伏已经成为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一个重要原因。
去年以来，在投资高预期率的推动
下，各地纷纷推出一大批项目。而当调控“点刹”政策推出之后，很多项目后续投资难以为继。
我们知道，宏观经济调控的关键部门在银行业，金融调控是核心，无论投资或土地必然的连接点是银行。因此，银行业的风险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不同层面。
从历史上看，我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形成有两个高峰期：一是在1991年～1993年，经济过热造成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1990年的10％在一年后上升十个百分点。第二个高峰是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大落造成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急剧上升至20％。而据统计，经济过热时期形成的不良贷款分别占目前不良贷款总量的1／3左右。
可以说，经济的大起大落往往出现在银行不良资产的积累高峰时期，这是宏观调控让人头疼的“副作用”，也正是金融管理层担心之所在。
必须指出的是，为防范经济过热而采取宏观调控是必要而现实的，但是，正像专家所建议，在处理热点行业投资项目时，应多用兼并、收购或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市场手段，而少用“关、停、并、转的行政处理办法，这样才会避免造成银行不良资产和债务负担，从而把宏观调控的成本降到最低。（2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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