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一位中央党校教授眼中中国十年宏观调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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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2月06日 06:54 第一财经日报 | |||||||||
本报记者徐奎松发自北京 市场经济走过的十几年,也是政府的市场控制手段不断走向成熟的十几年。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教授把近十年中国的宏观调控分成三个阶段。就中国宏观调控的理念变迁,12月4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1993年“急刹车” 王东京教授说,从近十年中国的宏观调控阶段性特点,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93年到1997年。1993年政府调控的主要目标是针对经济总量出现投资过热,一些地区一窝蜂地建开发区、大上工业项目,用大量的银行贷款搞房地产。从1993年到1994年,通货膨胀率上蹿到两位数,形势很严峻。当时的投资主体还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刚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企业没有自负盈亏、自我约束机制。当时如果政府不及时调控,国有企业亏损以及民营企业向银行的贷款一旦成为呆账,最后都得由国家来兜底。所以,1993年宏观调控采取的是“急刹车”措施。这种办法受到多方面的争议,比如指责外汇储备多了,说“一个工业项目也不准上”是用行政手段压制发展等等。现在反过头去看,1997年金融危机,为什么香港受到冲击而内地安然无恙?其实就得益于1993年以后的宏观调控。这样稳住了金融,化解了风险,批评之声随之消失。如果当时不用行政手段,不用一刀切的办法就调控不住。1998年:双向带动扩大内需 第二阶段是从1998年到2002年。这次政府调控的任务不是控制需求,而是扩大内需。1999年,国务院又提出发挥投资与消费对国内需求的“双向带动”作用,并出台了相关的消费信贷政策,鼓励人们实行信贷消费。也就是说,到2002年,我们一直是在扩大内需。不过,重复建设还是有控制的,同时也注重结构问题。比如,由于加工工业过剩,所以国务院明确国债资金不搞加工工业,而把重点放在基础设施上:农林水利基本建设,能源、道路交通,城乡电网改造,粮食仓库,生态环境保护等。2003年:点刹而不是一刀切 第三阶段是从2003年下半年到现在。宏观调控提出两道闸门:耕地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金融实行紧缩政策。这次调控与前些年显然又不同了,但这次是不是压缩总需求,现在有分歧。有人说,GDP增长超过9%,政府须得对总量予以调控;更多的学者认为,总量增长是否过热,不能单看GDP。的确,对一国经济运行状态作判断,不可只看一个指标,而是要看三个指标的配比。这三个指标分别是:GDP、财政收入、通胀指数。假如GDP增长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而通胀率又高于GDP的增长率,那我们可以肯定,经济一定出现了过热。因为财政收入反映的是经济效益,通胀率是供求失衡的信号。财政收入跟不上GDP增长,说明经济运行效益不佳;通胀率跑到GDP的前面,则表明需求过旺,供应严重短缺。相反,若财政收入快于GDP增长,而GDP增长高于通胀率,就无论如何得不出经济过热的结论。从统计数字看,去年我国GDP增长9%;财政收入增长20%;而通胀率不到4%。可见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并非总量失衡。年初,温家宝总理也曾指出,此次宏观调控,是点刹,不搞一刀切;而且要适时、适度、有效。言下之意,今年的调控非比往常,针对的不是总量而是结构问题。 调整结构必须分而治之 说当前中国经济的症结在于结构失调,并非主观臆断。人们可以感受到的事实,就是煤、电、油全面吃紧。由此,有人便把能源短缺,归罪于近年来高能耗产业的突飞猛进。于是钢材、水泥、电解铝等行业首当其冲,一时间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可经济学看问题,恰恰不是单视角的。从供给方面看,煤、电、油短缺,的确可以说是高能耗行业发展过快了;但同一个问题,若从需求角度看,却又可以说是能源发展滞后所致。观察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所以对如何调整结构,我们也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压长线,求短线平衡;二是补短线,求长线平衡。对此,学界分歧很大,而且各执一词,互不让步。 调整结构,照理说,补短线以求长线平衡,本是治本之策,是积极的平衡。但困难在于,补煤、电、油的短腿,并非一日之功。发展能源产业,一要受资源条件的限制;二是要假以时日,不能一蹴而就。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如何压长线,必须发挥“两只手”的作用:一是市场“看不见的手”,一是政府“看得见的手”。经济学研究表明,由于诸多原因,市场与政府,都有可能失灵,都有力不从心的时候。但如果“两只手”能分工合作,则可互补长短,相得益彰。比如对当前钢材、水泥、电解铝等生产是否过热,政府与投资商的判断截然不同,既然有很大不同,一时难以裁定,那么政府就不必“一刀切”。不然,万一是政府看走了眼,几年后钢材、水泥不是过剩,而是短缺,那就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悔之晚矣。反之,如若完全听任市场调节,将来万一市场突变,供大于求,则又会造成大量的积压浪费。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两全之策,即让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分而治之。具体地说,就是政府管住政府投资,放开民间投资。这样一来,即使政府判断有误,由于放开的是民间投资,就不致造成今后太大的被动;同样道理,即使民间投资真的过热,但由于政府压缩了投资,也不会造成太严重的过剩。 最后还要强调一点,用“看不见的手”调整结构,就是充分利用价格信号来配置资源。价格是调整结构的最好杠杆。要尊重价值规律,一般情况下政府不要直接制定价格,而让市场供求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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