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田勇：农行改革 央行可别当了冤大头

　　

新浪专栏作者郭田勇。(新浪财经资料图片)

　　郭田勇，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博士。曾在人民银行烟台分行工作，现在中央财经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并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证券期货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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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改革：央行可别当了冤大头    4月28日  星期五

　　文/郭田勇

　　乍一看标题，似乎有危言耸听之嫌。其实不然，抑或说词糙理不糙吧，容我一一道来。

　　去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三家国有银行股改方案的相继尘埃落定，社会关注的焦点渐渐转移到了中国农业银行。可农行的改革方案却迟迟不出，这引起了各界的猜测，有媒体也对改革的按兵不动提出质疑。

　　为此，我曾在今年初撰文分析了农行改革的梗阻，并指出，改革的主要阻力既非改革成本太高，也非高管层作为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更非体制性惯性造成的集体无意识，而是对农行未来发展的准确定位尚未形成。

　　由于农行有一半左右的业务在县域农村地区，“点多、面广、链条长”是其面临的首要难题。基于这种现实条件，如果进行整体股份制改造，就会使人对其能否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产生怀疑。众所周知，本轮国有银行改革的要诣就在于“花钱买机制”，因此，央行(含财政)注资时多拿一些钱并不是主要问题，关键在于要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否则，就等于花钱打了水漂，央行岂不成了“冤大头”？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提出反问：如果这么讲，那么央行在前三家国有银行改革中就不会成为“冤大头”吗？

　　不错，央行已经在工行、中行、建行三家银行股改中共计注入资本金600亿美元。而且，从理论上看，至少目前任何人都不敢拍胸脯说央行一定会不当“冤大头”。因为三家行股改阶段虽已收官，但在新体制下的经营之路毕竟刚刚开始，未来发展如何还有待观察。不过，从日前建行公布的年报来看，业绩不俗，其董事长也“对年报中的所有数据都很满意”，我想，这也凸显了国有银行改革的成效吧。同时，他还对经营理念、创新能力、人力资源等方面表示不满意并提出了解决思路，这种居安思危的务实态度无疑进一步增添了人们对国有银行未来发展的信心。

　　但就农行而言，从改革起点来看，它是我国四家国有银行中人数最多、网点最多、历史包袱最重、资产质量最差、风险内控机制最薄弱的一家，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整体股份制改造，其效果能让人放心吗？退一步说，假设四家银行都经注资后进行整体股改，那么我断言，央行在农行成为“冤大头”的概率比其他三家银行都要高，这应当不会有疑问吧？但这只是其一。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条件，在我国众多商业银行中，农行在农村金融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农行改革除了要达到国有银行改革的基本标准之外，又多了一个约束条件，就是要满足金融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需要。

　　这意味着什么？从改革路径上看，这就意味着，其他三家银行在改革中可以采取撤消县域农村地区营业网点、收缩基层业务减少基层人员，缩短经营管理链条并将业务重点集中于大中城市等一系列做法，但农行改革却无法效尤。而在不收缩基层、经营管理链条不缩短的情况下进行整体股改，央行注资后成为“冤大头”的几率岂不比其他三家银行又要大大增加？

　　看来农行改革确实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也确实需要谋定而后动。我对此问题也思考了较长时间，并于3月22日在《第一财经日报》发表“农行改革按省分拆最优”一文，提出了对农行股改的一些想法。之后在《经济》杂志、《上海证券报》等媒体的专访中，又做了一些完善与补充。概括而言：由于既要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又要支持中高端农村金融需求，因此，农行改革的关键问题在于经营管理重心下移。基于农行现实业务的兵分两路，从其商业银行的本质考虑，按省分拆股改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农行总行在改革之后应逐步淡化业务经营管理职能，并转变为国有投资公司，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能。同时，农行按省进行股份制改造对于进一步完善战略投资者引进工作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目前农行股改方案尚在高层论证之中。但我想，无论采用何种方案，央行拿钱恐怕都是难以避免的。其实，所谓不当“冤大头”这一命题也就等价于必须形成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这也是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和归宿，同时又考虑到农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我认为，按省分拆股改应该是现实条件下农行改革的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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