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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改革棋行中盘，成绩和问题一样突出，但一些具体措施在实际操作中变形，使整个改革面临重估和整顿压力。最新的改革思路再次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
□记者 宁南
“温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一句也没提建行上市。”
金融界一位人大代表“两会”期间发现了这个“令他颇感意外”的现象。他告诉《商务周刊》，《政府工作报告》只是用“取得重要进展”一语带过2005年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这与两个月前央行和银监会在各自2005年工作会议中，就银行改革和建行上市给予“实现突破”、“取得阶段性成效”、“迈出了历史性步伐”的评价，有着相当的差异。
在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当《华尔街日报》把银行“贱卖论”抛给这位最熟悉金融工作的国家领导人时，温总理避开正面，概括了商业银行改革的两大原则：“第一，就是国家绝对控股，从而保持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防范金融风险；第二，加强对改革全过程的管理，完善内控机制和监管体系，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其中，“防范金融风险”和“防止国资流失”，直击当前银行改革两大争议要点。
耐人琢磨的还包括温总理回答提问时的最后两句话：“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正在进行当中，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要继续推进改革，同时注意随时总结经验，避免损失，特别是大的损失。”这位代表告诉记者：“其担忧和‘不放心’的语气，与一年前‘背水一战’的严峻一脉相承。”
与此“遥相呼应”的新闻是，就在“两会”议政进入高潮的3月7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前行长张肖高调向媒体宣布：“2006年全国人大将把金融改革作为重要的调研对象，现已委托人大财经委组织本次调研。”本次调研内容将主要包括国有银行股权出售、引进战略投资者、银行高管激励机制等敏感问题。按照张肖的定性，这次调研是一场针对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全方位、高级别调研活动。
这位老资格的国有银行领导甚至向记者详细透露了调研具体安排：全国人大已将相关书面通知下发到四大国有银行，3月16日，四大商业银行向调查小组提交报告，中国人民银行以及中国银监会相关领导也会参加汇报会；按照日程，结束汇报之后，检查小组将进驻各家银行，对各分支机构实施现场调研；在2006年四季度，政府将向全国人大就近年来实施的银行改革进行一次整体报告，届时央行及银监会领导人将提交相关文件。
据张肖介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的指示下，检查组组长由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周正庆担任，副组长是张肖和前统计局局长刘洪。
对此，一位资深金融官员为《商务周刊》分析说，“这是一个非常熟悉银行运作的专业班子。既主持过央行工作、又当过证监会主席的周正庆，注重现实和国情，深受新一届中央领导信任。”他甚至注意到一个小插曲，“张肖在采访中特别提到‘此前中国证监会等已经多次向全国人大提交股改报告’，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央行和银监会在银行改革具体操作上不注意采纳各方面意见，引起了全国人大的不满。”
尽管2005年银行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这位即将“退役”的金融官员，现在仍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多蹇感慨良多。在他看来，如果说去年下半年以来各方面就银行改革掀起的一波又一波质疑声潮还属舆论压力，那么今年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和委员的批评，已经将以银行改革为重心的金融改革，置于重估和整顿的压力之下了。
“一封朝奏九重天”
在11天的“两会”期间，无论是政协委员还是人大代表，在诸多国计民生讨论中，争议和分歧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因国有商业银行改制引发的对银行改革具体操作的质疑和对金融安全的担忧。
其中，最具代表的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董事长陈耀先的观点。这位历经央行和证监会政策实践的高层金融官员，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国家银行改革的核心是提高自身竞争力。股改资本金应该主要依靠国内投资，引进外资要适当，不要指望外国银行帮助我们。”
陈耀先强调，办好银行、消化包袱还是要靠管理能力，他说：“国家金融企业对外开放要坚持原则，不要擅改对外承诺底线。”
事实上，这是去年下半年以来有关建行上市“贱卖论”和中行引进战略投资者争议在“两会”的继续，更是一场主要展开于金融官产学界高智商的观点较量，几乎国内所有知名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官员都或多或少卷入论战。但在这个过程中，相对改革具体操作者在“贱卖论”和战略投资者引入问题上就事论事的被动解释，高举金融安全“大旗”的质疑方，不仅“火力”上更猛烈，而且也有相当的事实调研做论据。
《商务周刊》从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新闻报道工作手册》中，发现了一份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去年8月份所做题为《WTO后过渡期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若干问题及对策建议》的专题调研报告。
记者了解到，调研的牵头者是三位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银行副行长刘廷焕、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和原银监会副主席阎海旺，成员包括平安保险董事长马明哲、原银监会副主席史纪良、原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朱元、原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朱登山、交通银行董事长殷介炎、华夏银行董事长刘海燕和民生银行行长董文标等。其中，从基层一直干到央行副行长的刘廷焕熟悉银行业运行的现实情况，阎海旺曾任央行、银监会党委书记，史纪良在银监会以敢言著称，朱元和殷介炎则深知银行改革具体操作过程。这样一个调研班子行动起来的确称得上势大力沉。
调研最后形成的报告，去年已呈送至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尽管因为保密没能看到具体内容，但记者从其公开简介中，仍然能够感受到报告对当前银行改革具体实践中伴生问题表现出的强烈忧患。
报告简介虽然指出“金融总体上基本安全”，但也醒目地指出：“目前外资金融机构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范围、更深的程度进入中国市场。这种趋势变化对WTO后过渡期(2005年-2006年底)我国金融安全形势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事实上，《华尔街日报》2月23日一篇名为《外资银行初尝甜头继续抢滩中国市场》的报道，对这一点进行了来自外部视角的注解。报道称：外资银行在华抢滩斩获丰厚，美洲银行出资30亿美元购入建设银行9%股权，目前价值约为92亿美元；汇丰银行购买交通银行19.9%的股权，如今价值超过50亿美元，超过当初投资额一倍多。这家老牌美国财经报纸认为，这些投资者除了可以得到肥厚投资收益外，能了解到中国大型银行的运营情况和其客户资料，还能熟悉消费者的购买习惯，也能更深入地了解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的银行业情况。
参与建行上市的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马修·金斯柏格在接受采访时说：“参与到中国经济中的渠道越来越多，只是乍看之下不易发现。”他认为，经过中国政府的改造，目前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和信息质量都有所提高，更令人兴奋的是，“银行业与中国其他行业不同，将在今年年底按照WTO的承诺，对外资机构开放其广阔的零售银行业市场，届时，海外投资者将可以争夺总额1.7万亿美元的中国存款市场”。
国外媒体的判断与政协调研，对当前中国银行改革基本态势得出的结论相互吻合：外资金融机构虽然市场份额比例不大，但战略意图已发生明显变化，正从“进入和参与”转向“抢占业务制高点”，并积极“谋求控制权”；中国金融改革总体上进展缓慢，中资金融机构还明显缺乏竞争力；分业监管体制已不能完全适应市场发展要求；中国银行业急于引进外资引发了一些新情况；金融信息掌控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内部消息称，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该份调研报告引起了高层的高度重视和相关部门的强烈反应，有些问题的提出令银行改革具体操作者备受压力。据称，调研结论也很快传至全国人大，引起了全国人大财经委的关注和响应，这也直接导致两会期间银行改革的一些具体做法不断遭到代表和委员的批评。
改革操作“变形记”
事实是，对于银行改革，中央一直颇多小心。一年前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面对《南华早报》记者就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提问，温总理提出：“这次改革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是一场输不起的实践。”他特别指出了自己两个方面的“不放心”，这就是“管理和队伍”。事实证明，银行改革暴露出来的问题，的确大部分都出在了这两个方面。
两会期间，《商务周刊》在大量采访中发现，谈论金融改革的所有代表、委员都认为，中国金融业必须进行改革，意见高度一致。政协委员、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孙昌基的发言最具代表性：“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加快改革，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现在离承诺的全面开放还剩9个月，所以必须加快改革。”
事实上，中国的银行改革也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银监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2003年的17.2%下降到8.9%；全国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商业银行由2004年年初的8家增加到2005年年末的53家；截至2005年末，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全年实现账面利润(税前)1850亿元，所有者权益达到1.1万亿元，增长24.5%，所有者权益增长首次超过了贷款、资产、存款增长。这些数据都表明银行改革成果突出。
但争议的核心是改革的具体操作，具体操作的执行在于“管理和队伍”，某些问题的“变形”也从这里开始。
按照中央部署，银行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健康，通过股份制改造，优化所有制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转变银行运营机制。“但事实上，就目前实际而言，重组-引资-上市的模式套用了所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改革的目的转换成了海外上市，阶段性目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变形为终极目标。”一位体制内金融学者告诉《商务周刊》。
这种“变形”甚至固化成了某些政策条例。比如银行改革重组的财务审核一度曾必须聘任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来完成。而在近期颁布的《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第7条中，要求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时，“发起人股东必须包括境外战略投资者”。
“这样的规定就太笨了。在全世界也找不出来哪个国家说每家银行一定要国际性。”人大代表、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刘佩琼向《商务周刊》直言，如果说没有人才、公司管理不行，那监管层可以出台法律规范其公司治理，促使它去改变，“而不是去规定每家银行都必须要有外资股东”。
尽管政策设计者有着美好的初衷，比如按照近日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的说法，可以借助“国际强大的资本压力与透明度约束、严格的监管、国际会计准则和众多的国际投资者，作为股东会‘逼着’国有银行改善内部治理结构”，但当银行改革被简化成海外上市，激励标准变为海外上市成功，具体操作的措施或多或少就大相径庭了。
2月初，在一次闲谈中，一位参与中行上市审计的某外资中介机构朋友一幅调侃的口吻问记者：“知道中行领导们今年春节的假期是在哪儿度过的吗？英国。”据其透露，这是一次包括分行行长以上高官在内的庞大考察团，“其一路的张扬，让欧洲金融界几乎都知道中行赶赴英国与皇家苏格兰银行Cheers(干杯)去了”。
不管这些坊间说法是真是假，此次中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过程，确实备受质疑。其中，皇家苏格兰银行作为一家仅靠近年大规模兼并才引起注意的欧洲二流银行而最终入围，令全球金融界大跌眼镜。而且在自身实力不济的情况下，皇家苏格兰银行与投行美林国际和李嘉诚私人基金共同组成财团入股。没有想到美林随后因为没有进入中行承销团，而把价值7.5亿美元的股份转手卖给了两家对冲基金——引进战略投资者却招进来了投机资金，一时让中行在市场上蒙羞。
其实，中行内部对这种“求洋”的改革心态也有不同意见。一位参与中行上市重组的员工告诉《商务周刊》，自己在接待皇家苏格兰银行(RBS)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业务素质很难令人相信这是一家优秀的国际银行，其中许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国。”
在他看来，最叫绝的是中行聘任外籍高管。中行为美国籍信贷风险总监董乐明配备了5名翻译，其中2名口译、3名笔译，而且大量的非机密文件还要拿到外面的翻译公司翻译，但因为外籍高管不能进决策机构——党委会，作用却发挥有限。一年多的所见所闻，他觉得最为痛心的是，一些改革措施正在变成“走秀”。
与之相比，建行的海外成功上市，在一些人的眼中，是“动用了巨大的资源搞了一个彻底的‘洋餐会’。”据《商务周刊》了解，建行上市前3个月，按照一位著名金融人士的政策建议，原定在国内上市，组建由外汇资金、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和大型企业构成的战略投资认购团保证上市成功，并得到了主管部门同意和中央的认可。但事后的结局是，完成重组后的建行没有在国内上市，而且拒绝了怀揣上千亿资金无处投资的中国人寿和社保基金的战略认购。建行一位领导在两会期间对此的解释是：“社保基金因为是最后一刻才知道建行上市时间，所以来不及入股建行。”
这样的结果，“理所当然”引来了各利益方的强烈反应。“为什么外资参股中国银行的兴趣都非常大？他们是感到参股国有银行有大利润。”渤海银行董事会主席羊子林两会上对记者说，“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引进国外银行的管理经验，进行制度创新，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我认为目前改革的成本比较大。”
这位前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指出：“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是几代人的积累。同时，国家花了大成本(而且是国民辛苦攒下的外汇储备)消化这些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平均不良率去年底已经降到5%，银行的资产已经很优质了。不能让中国国民分享其经营和上市成果，令人遗憾。”
“明月照沟渠”
不论是否“走秀”或“求洋”，伴随着银行改革激励目标或多或少的“变形”，WTO后过渡期的中国金融生态群落正在产生一些始料不及的现象。其中最为外界担心的是，借助中国金融机构“海外上市”的急切，外资金融机构的“狼性”越来越对中资金融机构构成威胁。而原本期望的金融体系健康和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提高，却有些“无奈明月照沟渠”的味道。
3月17日，上海银监局一位经常与外资金融机构打交道的处级官员在与《商务周刊》的交流中，流露出了自己深刻的忧虑：“外资在合资过程中，正在利用我国金融业急于引资的心理，从股权和业务上以较低的成本谋求中国金融的控制权。”
据其介绍，我国12家股份制银行股权都很分散，第一大股东持股普遍没有超过20%。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他们中大多数有可能面临被外资各个击破、甚至最终控盘的危险。部分处于相对控股地位的外资股东，其收购中资金融机构的财务目的甚至重于经营目的；有的外资银行在中国尚无法规明确规定前参股多家国内金融机构，尽可能扩大对中国金融的控制权。
他举例说，汇丰银行以19.9%参股交通银行意在第一大股东，8%参股上海银行，19.9%参股平安保险，并派生出平安银行，“而汇丰银行在中国还有多家分支机构，是否会通过入股竞争对手加速战略甚至在局部地区垄断市场，值得关注”。
这个过程中，外资正在有目的地控制一些关键业务。有的外资金融机构虽然目前还无法实现控股意图，但通过合资谈判取得内部特殊制度安排，控制中资金融机构具有竞争力的某些部门。他告诉记者，花旗银行入股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过程中，要求单独设立信用卡中心，双方各持有50%的股份，并将数据处理中心设在新加坡。
值得注意的是，外资已经逐步占领并垄断高赢利业务。“在部分利润丰厚的业务上，外资金融机构已逐步控制了国内市场，中资金融机构实际上沦为外资金融机构的销售网点。”他手头一份资料显示，目前采用Visa、MasterCard标准的银行卡已在中国市场发行了3.5亿张，占有绝对优势；高盛和大摩等国际投行几乎包揽了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所有业务；天津、上海和深圳三地的外资金融机构取得了跨国公司几乎全部的外汇、国际结算以及部分人民币业务，当地市场60%以上的外汇贷款、70%以上的个人理财以及60%以上的衍生品业务已被外资银行占有。部分外资银行如花旗银行，还试图通过在华申请产品专利，进一步巩固其对某些业务的控制。
与此同时，中资银行的竞争力虽有提高，但依然落后多多。上述那位已届退休的银行高管告诉记者：“首先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国内银行业人士的心态。”他介绍说，进入WTO后过渡期以来，面对外资金融机构在业务和人才等方面的竞争优势，以及先进经营理念、技术和灵活的管理体制，不少人尤其是一些中资银行领导感到，“中资金融机构目前体制束缚沉重、改革进展缓慢、人才流失严重，难以与外资金融机构抗衡”。
对过渡期结束后的全面对外开放，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国内金融业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套适应WTO之后全面开放形势的金融管理体系，并抱怨对外资机构开放步伐太快了，甚至呼吁政府适当控制金融业对外开放速度。这位人士指出，这种惶恐心理和依赖保护思想的滋生和蔓延，腐蚀着中资银行的士气。
他认为，面对竞争，由于国内银行将主要精力放在上市上，治理结构和经营方面的改革进展缓慢。各级管理人员的“官员”色彩仍然浓厚，而在授信方面也仍大多奉行“唯所有制论”、“唯规模论”，严重制约了金融产品的创新和新的竞争形势下银行业务战略转型。
“尤其应该给予关注的是，由于各总行纷纷上收业务、利率等定价权，经营战略上采取向大客户、优质客户、大城市和总行集中的‘四集中’策略，加上基层行职工收入低，考核机制不尽合理，最终造成改革压力下移，基层员工人心浮动，基层行缺乏活力。”在他看来，这大大损害着中资银行在商业网点上为数不多的竞争优势。
按照他的估计，就目前情况而言，国家已拿出价值1800亿美元为银行改革保驾护航，3-5年国有银行的账面表现应该不错，但他警告说：“如果这期间内功没有练好，以后的情况就很难说了。”
重校银行改革
3月8日，在高层的支持下，总资金达2200亿的社保基金先后斥资各100亿元人民币，入股即将上市的中国银行及中国工商银行。银监会的解释是“让国内的老百姓来分享我们改革的成果”，尽管未能获得境外战略投资者那样优惠的条款或特殊保护，但这也算是“亡羊补牢”。
更重要的银行改革“调校”来自3月16日正式公布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这份未来5年国家发展“指南“再次明确指出，上市只是“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的途径之一，重申银行改革的目的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控机制，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股份制银行”。
按照近日《国务院2006年工作要点》的具体部署，2006年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目标“校正”在“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控机制与管理制度”上；而以银行为主的改革重心，落在了“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和政策性银行、邮政储蓄改革上。这些细微的变化，体现出高层在银行改革问题上更加谨慎的态度。
近日，在一份详细分析当前银行改革进程如何继续推进的官方文件中，《商务周刊》看到了更具体的“调校”思路。文件指出：改革要在所有者结构、公司治理结构上下工夫，国家花钱一定要“买”到机制；要尽快取消银行内部行政官员级别制度，真正实现从传统经营体制向现代银行制度的跨越。
文件特别指出：“商业银行改革，并非都要走‘引资’一条路，也不要用一个模式(重组-引资-上市)套用所有商业银行改革。银行不要都急于上市，对已上市的应耐心观察一段时间，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后再逐步推进。对大型国有银行要保证绝对控股权。”
对于引资，文件明确要求，严守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政策底线，准确把握对外开放尺度和节奏。该文件所称底线，就是外资股东持股比例上限为20%，多家外资股东持股合计比例上限为25%，任何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不得超过两家。
文件提出，要高度关注并妥善处理引资过程中资产评估过低或引资成本过高的问题，防止国有金融资产的流失；严密监控并采取措施有效封堵外资金融机构通过参股中资银行，实现对派生金融机构的实际控制，进而“合法”逃避监管的行为。
显然，这些思路将会逐渐深入到下一步的改革当中。
两会期间，人大代表、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秦池江就当前银行改革出现的诸多新问题和新争议对记者指出：“国内银行引进外资股东，也不能说银行业的主动权丧失了。外资进来，如果从正面理解，它有促进作用。但是，成功率有多大？是否引进一个就成功一个？是否外资都是一心为公的？”
他提醒，应该鼓励和支持银行改革方式的多元化。在这位银行界老资格专家看来，国内已经有不靠引进战略投资者、依靠自身力量实现一流竞争力的实例。“招商银行就是代表。”他说，“一样重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但它选择雇佣外脑为其打工；一样积极推动上市，但它更注重修炼‘内功’。”
“打铁还需自身硬。”秦池江告诉记者，“金融业改革，不要轻视本国的人才，不要轻视自己的智慧，不要轻视群众的创新精神，不要以为那些模型公式就是好的，不要以为产权制度改革解决了，就一切解决了。产权改革是很重要，但不能解决一切，管理同样重要。”
4月1日，浦东发展银行发布公告称，经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等监管机构批准，以上海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上海久事公司、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首的25个非流通股股东，集体向上海国际集团和上国投转让浦发银行股份。最终，上海国际集团仅花了17.721亿元现金获得33.895%股权，控股浦发银行。
按照浦发银行董秘沈思的说法，即使完成股改，这一比例也将高于花旗银行未来在浦发银行可能达到的19.9%，毫无争议地成为浦发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他透露：“(上海国际集团)还将长期持有浦发银行股份，并将在适当时机进一步增持。”
这其中包含的深意不得而知，最后达到的效果同样难以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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