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田勇：从乔致庸胡雪岩到中央银行

　　

新浪专栏作者郭田勇。(新浪财经资料图片)

　　郭田勇，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博士。曾在人民银行烟台分行工作，现在中央财经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并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证券期货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4月24日-4月30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郭田勇。----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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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乔致庸胡雪岩到中央银行     4月24日  星期一

　　文/郭田勇

　　前段时间，一部历史剧《乔家大院》在荧屏里在热播。剧中主人公乔致庸(1818-1907)，秉承诚信经营、吃苦耐劳的理念，一步步地将家族的票号生意发扬光大，实现了“汇通天下”的梦想，成为一代晋商的楷模。套用时髦的词，乔致庸可谓“草根金融”的杰出代表。

　　可就在同一时代，还有一位看起来更牛的金融大腕，就是徽商的代表人物——胡雪岩。

　　胡雪岩(1823—1885)，安徽绩溪人。他从办阜康钱庄开始，仰仗湘军权势及官府势力，十多年间骤然暴发。他经商半个多世纪，家财亿万，富可敌国；混迹官场，大红大紫。并荣获清朝政府赏穿黄马褂、赐二品顶戴、紫禁城骑马行走等种种殊誉，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

　　看来，如果说乔致庸是草根金融的代表，那么胡雪岩可谓官商结合的典范了。但比较二人的商旅生涯，就会发现胡雪岩过得比乔致庸可要“爽歪歪”：胡雪岩官商结合的敛财模式，效率极高，个人财富在短期内扶摇直上，远非乔致庸所企及；胡既是商人又是二品高官，级别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了吧，社会地位也非乔可比；胡在情场如鱼得水，快意程度胜过韦小宝，光二奶(古代叫姨太太)就包了十多房，等等。也难怪后来的商人们似乎更青睐胡雪岩了，不然的话，一句“当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做胡雪岩”怎么会一直传诵到了今天。

　　不久前，一个经商的朋友上还信誓旦旦地告诉我，当今中国发财的最好途径就是官商结合，结交大官发大财，结交小官发小财。我无语······，但愿他说的不是真的，但感觉他说的也可能是真的。管他呢，不去想了，幸好自己不是一心想发财的人，否则从五道口毕业后选择来高校岂不是遁入空门？

　　但也许是因果报应吧，乔致庸在功成名就之后实现了软着陆，将家族的烟火传给了后代，自己在乔家大院里颐养天年，并一直活到了89岁。而胡却没有这么幸运，刚过花甲之年还未来得及享受天伦之乐，胡雪岩就遭到了灭顶之灾，他破产了。

　　胡雪岩为什么会破产？分析深层次原因又能总结出很多，譬如：官商模式的内在不稳定性，他紧跟左宗棠却得罪了另一重臣李鸿章，于是遭暗算，这值得现今的一些商人们引为殷鉴；与外资相比实力的悬殊性，他竟敢囤积大量生丝，欲与洋人斗法，结果被人家盯上了，类似当前的国储铜事件；干部任用的失察性，用人只重业务能力而忽视了政治思想水平，手下的掌柜挪用大量资金自己去做生意，他却浑然不觉，等等。

　　从金融学角度来分析，这里面包含了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但主要还应归咎于流动性风险：胡雪岩一方面把大量资金借给了左宗棠做军费，另一方面又拿出大量资金收购生丝，剩下一小部分资金在钱庄里做周转用，没想到还被手下挪用了，形成了严重的流动性匮乏。

　　苍蝇不叮无缝蛋。1883年，在李鸿章手下商人的秘密策划下，一场针对胡雪岩阜康钱庄的大规模挤兑骤然而至。12月1日，阜康上海总号宣布倒闭，消息传开，各地分号相继关门。对阜康的挤兑引发了全国性的金融风潮，北京、扬州、福州、宁波、镇江、汉口的众多钱庄纷纷倒闭，取款者“不绝于途，街衢几为之塞”，两周内全国就有44家钱庄破产。史学家们甚至将这一事件称为“中国的第一次金融危机”(参见2003年3月30日《南方周末》)。

　　一代豪贾就这样顷刻间土崩瓦解，并在郁闷中客死他乡，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但在叹息之余，我们也不妨做个假设：假如清朝时有中央银行，情况又会怎样？

　　的确，依据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的基本职能，遇到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危机，特别是这种全国性的金融恐慌，央行是定然要施以援手的。

　　但是，即便清朝时有中央银行，央行果真有能力让胡雪岩起死回生、或曰给他一个“华丽的转身”吗？

　　不妨将这作为一个“课后思考题”吧，请看明天《中央银行能挽救胡雪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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