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 善导”引领垃圾分类

原标题：“善治 善导”引领垃圾分类 来源：解放日报

做好垃圾分类投放与处理，最大限度实现资源利用、减少垃圾处置量，是一个全球性挑战。垃圾分类与处理的任务复杂而艰巨。做好这项工作，需要针对难点、抓住重点，协同推进、形成合力，不断地克难前行、行稳致远。

从生活角度来看，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消费者，每天的生活都有废弃物产生。因此，垃圾分类与处理自然人人有责。但从垃圾分类投放到处理，因垃圾的社会属性不同，各个行为主体的需求和责任会相应发生变化。

垃圾在源头，也就是在分类储存阶段，属于个人的私有品，将其及时处理掉是客观需求。垃圾经分类投放后，就成了小区或社区的准公共资源，在此阶段主要是小区或单位的物业管理责任。过程中除涉及一定的管理成本之外，公众的需求和关注点主要是存放管理的便利和清除的效率。垃圾被搬运到垃圾集中点或转运站后，就成了非排他性的公共资源，主要依靠有运载、回收及处理技术能力的企业和产业界的作为，需要有公共政策性质的财政支持。

从垃圾源头分类到末端处理的这三个要点或者说三个环节，环环相扣、相互影响。其中，既含有共性的社会需求，也包含多层的责任因素；既需要政府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也需要市场机制的良好运作，尤为需要公众意识和行为的配合。

具体来看，要做好精准对接，聚焦“垃圾投放的便利”“有用垃圾资源分类回收、循环利用的效率”“有害垃圾回收的可靠率”，以“便利、效率、可靠”为目标，以“三化”为途径和保障，抓重点、促协同、开新局。

第一，以改善源头投放便利性为目标，加快环保回收技术的产业化。

做好垃圾分类与处理，提高回收处置技术和工艺是根本。社会需求和供给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共同体，技术进步能有力地促进有效供给、满足社会需求。

当下，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湿垃圾的投放问题。湿垃圾的装、倒、丢这些动作看似简单，却是改变多数人公共行为的新方式。如何将惰性、阻力降到最小化，让公众能够化为内心的自愿、行为的自觉，需要更多的政策配合。

例如，可通过市场公平竞争和政府采购政策，来进一步支持和鼓励有良好技术研发力量、生产能力的企业发展，择优支持开展环保可回收垃圾袋产品的产业化生产。

事实上，从全球生态环保的趋势来看，全面实施“禁塑令”是不得不做的事情，上海有责任先行一步、作出示范。例如，是不是可以探索更加环保的厨余垃圾运载地下管道化？

第二，以提高全社会回收效率为目标，促进垃圾处置源头减量化。

垃圾分类就是为了将废弃物分流处理，利用现有的生产制造能力，回收利用可回收品，包括物质利用和能量利用。比如，发展垃圾发电产业，真正让垃圾变废为宝，进而惠及百姓生活。

通过回收的多元性、回收时间和管理上的有效协同，以及在不同社区、里弄、公共场所因地制宜设置大小结合的各类投放点，根据人流的疏密情况，形成集中与分散投放的协同与配合。

在投放时间上，在实施规范化管理运作的同时，应留有一定灵活性，以方便公众随机投放。甚至，可否把有正常劳动能力的拾荒者加以培训，收编为专职定点的回收员？让其规范获利的同时，肩负起一定的管理职责。

总之，通过形成社会合力，有助于以较小的社会管理成本来提高资源的回收率。在这方面，广州市经过数年的探索和经历，充分发挥社会回收力量，使原先由四类投放桶演变成两类桶，减去了可回收利用桶。相关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第三，以管住有害垃圾回收为目标，推动统一监管的法治化。

在投放、收集、运输、处理一系列环节上，有害垃圾的分类收集是一个短板，也是一大难点。很多有害垃圾虽然量小，但专业性强、品种杂，涵盖家电零部件、电池、药品、装潢化工材料等。对此，有必要借鉴国际成熟经验，坚持贯彻落实谁制造、谁销售、谁回收的原则。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最为经济、可靠的做法。

同时，上海应该结合市情，积极探索对有害垃圾的分类专口收集的多元回收责任制；实施严格的法律监管、部门督查奖惩机制，使有害垃圾哪里来就回哪里去；无主的交由政府指定的专门回收机构；投放者送对了有奖、送错了受罚，故意送错可视情节严重情况依法予以处置。

为此，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相应监管法规，不断壮大有害垃圾职业化回收监管力量，加强市容卫生管理部门和城管机构的专门协调监督功能，以此来加快构建规范、有序、高效的有害垃圾分类回收机制和体系。

垃圾分类在推进伊始，遇到困难和各种不适应实属正常。习惯的养成需要久久为功，只要我们方向正确、把握重点，充分发动依靠公众力量，依靠相应的公共政策和专门的法律法规，善治加善导，就一定能当好领头雁、引领新时尚。

(作者为民进上海市委科技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