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佑思　一个90后犹太人的中国式成长

　　南方人物周刊

　　“‘化缘’是什么意思？”

　　高佑思抬起滑屏的拇指，眉毛微蹙，这个夹杂在自媒体“歪果仁研究协会”（下文简称歪研会）微博评论区的词，让这位25岁的以色列短视频博主有些困惑。

　　几分钟后，滑动的拇指再次因一幅评论配图而卡住。图片来自2001年热播的一部国产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演员冯远征半匿于墙后，眼神凌厉。

　　这些评论针对的是“歪研会”一则新更的视频——《外国人在中国随机敲门蹭饭，真的有人给他开门吗》。视频中，只拿着一碗一筷的高佑思，从北京帽儿胡同出发，接连碰壁数十次后，最终被一对父子接纳。在一处并不宽敞的胡同房里，他和主人一家一起享用了一顿两菜一汤的家庭晚餐。

　　《外国人在中国随机敲门蹭饭，真的有人给他开门吗》

　　此时，距离视频发布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微信工作群里正在讨论粉丝们的反馈，原本在接受采访的他明显有些分心。“被骂了一点”，默默“扫描”了约一分钟后，他不舍地将视线挪开。

　　当晚6点多，他在评论区写道，“这次尝试的确有很多准备不足的地方，应该带上礼物才更有礼貌，直接去问能不能吃一顿饭也不太尊重。”这档节目以外国人体验中国生活为主题，笨拙、尴尬，尝试融入和理解，是节目的常态。

　　这是高佑思来到北京的第7年，创业的第5年，成为“网红”的第3年。他的故事，既是一个以马云为创业偶像的犹太年轻人的故事，一个关于融入、奋斗、焦虑和野心的故事，也是一个不同又相同的中国式成长故事。

犹太家庭

　　3月底的北京已经一脚踏入暖春。

　　高佑思坐在对面，1米82的他，有一张瘦长脸，鼻子高挺，刘海向右后方梳起，维持着精致的弧度。

　　刚从北大一个合作会议上赶回，他脱去亮紫色毛衣，只穿一件印着“Made in China”的白T，这是美国共享办公企业WeWork和北大的联合设计款，他很喜欢。

　　我们在北京东三环一处建成不久的共享办公空间，以色列风险投资公司英飞尼迪集团是投资方之一，高佑思的父亲高哲铭则是投资集团的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根据公开资料，英飞尼迪是中国“第一家被允许从事人民币业务的外资基金”，“目前透过旗下23只美元/人民币基金（其中20只基金位于中国）和数个孵化器，管理着超过上百亿的资产和上百家企业。”

　　在高佑思眼中，父亲高哲铭是对他影响最深的人。他过去人生的许多重要时刻，都有父亲的影子。而父亲恰恰是那种喜欢不断尝试疯狂想法的人。

　　高佑思一家

　　高佑思13岁那年，高哲铭决定将公司从以色列迁往香港。那时，还只会说希伯来语的高佑思被送入了一所加拿大国际学校。为了让儿子更快适应，高哲铭建议高佑思参选学生会主席。那时候，高佑思刚刚进入11年级，远不是那种最受欢迎的学生，甚至连英文也说得不太好。可即便如此，高佑思还是听从了父亲的建议，他一头扎进了备战中，从宣讲、拉票，一路走到最后的竞选演讲。

　　奇迹没能出现，他最终落败，四个候选人里，他拿了第三名。不过，他理解父亲的初衷，或许最重要的从来都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在最陌生、最困难的环境下，学会努力变通。

　　这也是父亲的人生信条。在成为风险投资人之前，高哲铭曾是一名以色列空军飞行员，有24年的战斗机驾驶经验。“以色列是一个生存意识很强的民族，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犹太人很少，所以我们不停想要证明自己，做出一些很大的事。”

　　投资行业看中增长的机会，是机会的猎食者。在香港生活了5年后，高哲铭再次决定转换事业重心。2012年，他们一家六口离港北上，安家北京。

　　高佑思再次面临“变通”的挑战。除了又一次置身陌生的语言环境，一个特殊的因素在于，他到了服兵役的年龄，而搬到北京，则意味着他很可能要放弃服兵役。在以色列，不服兵役，往往意味着就此成为“外人”。

　　他做出了选择，考一所北京的大学，并将目标锁定为北大。对于当时完全不懂中文的高佑思来说，或许这才是足以平衡得失的选择，因为它足够困难，也足够新奇。

　　为了考入北大，除了上汉语班，他还经常去北大蹭课、蹭活动。听不懂，就用手机把课件拍下来，回家逐字逐句地翻译。经过两年努力、两次大考，他终于在2014年拿到了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但安逸是不可能的，5月份才刚被录取，高哲铭就给儿子定好了“下一个目标”——创业。

　　作为风险投资人，高哲铭一直注重培养孩子们做生意的能力。高佑思的第一次“创业”是在12岁，他犹太成人礼的前一年。那年高哲铭投资了一家做防水耳机的以色列初创公司。因为所在的社区离海很近，那个夏天，一为了锻炼儿子，二为了验证市场，高哲铭就让高佑思拿着耳机，挨家挨户地卖。

　　高佑思家有四个孩子，他是长子。从小，他跟父亲的关系就很好。如今，他和父母、 弟弟、妹妹一起居住在北京。他的微信头像也是小时候和父亲的合影

　　虽然那次，年轻的高佑思没能让耳机大卖。但到了2014年，创业就不单是一个犹太父亲的教育坚持，更是对一次乘风踏浪机遇的把握。当年9月，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双创”的概念被首度提出，旋即在全国掀起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风潮。但早在“双创”落地之前，鼓励创业的政策暖风就已拂面。

　　高佑思相信父亲的判断， 20岁的他也早已习惯了接受挑战。“OK，做吧，来吧，let’s fail again。就算再一次失败，我也不会放弃。”

踏风

　　“我发现跟犹太人很聊得来，可能浙江人和犹太人天然对很多事情的理解是相像的。”半个月后，在同一间会议室，方晔顿聊起他为什么会和高佑思成为朋友。生于1991年的方晔顿是歪研会的CEO，高佑思的合伙人。2013年，高佑思还在备考北大时，方晔顿已经从北大毕业，留校继续念研究生。两人结识于国发院组织的一个校友赴以游学项目。那时，高哲铭受院方所托，帮忙联系以色列当地企业，高佑思承担后续工作。

　　方晔顿出生于浙江诸暨一个经商家庭。在高佑思眼中，方晔顿跟他以前接触的很多中国人不一样，有想法、爱表达、野心大，善于积累和利用资源。因此，在考虑创业合伙人时，这位曾任北大国发院学生会主席、对创业颇有情怀的“老学长”很自然地成为高佑思的第一人选。

　　歪研会CEO、高佑思的合伙人方晔顿

　　2014年刚起步时，受当年初入中国市场、主打“陌生人经济”的Uber和Airbnb启发，两个喜欢足球的年轻人想做一个P2P跨境旅游平台，让球迷服务球迷。比如一方提供比赛地的一日游服务，另一方如果想出国体验，即可付费购买前者的服务。

　　在创业这件事上，父亲高哲铭愿意成为儿子成功的阶梯。作为项目的天使投资人、合伙人，高哲铭不仅为儿子提供办公室，还在财务、法务、人力资源上倾力帮助。项目最初的15个实习生也是通过英飞尼迪的平台招募的。

　　只是一年过后，虽然高佑思他们投入了“疯狂的精力”，但这个模式还是没能跑通——既没给平台用户带来多少流量，也没能达到一定的规模。事后反思，高佑思归因于“运营能力差”，“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些，还是有点用做学生组织的思路创业，缺乏经验，管理比较乱。”

　　2015年9月，借助做平台时期积累下的用户资源，他们开始转型做内容，改名fanTV。因为他们意识到，与其让这些球迷提供并不擅长的旅游类服务，不如做回球迷，以球迷的视角记录赛事实况，让球迷直接生产内容给球迷看，提供差异化的视角。那一时期，fanTV平台上不仅能看到意、英、德、法多国的足球赛事内容，还能看到美国的NBA周边。

　　喜欢足球的高佑思最初的创业就跟足球有关。皮卡丘也是他从小到大最爱的卡通人物

　　相比陌生人经济在中国一些领域的“水土不服”，转型赛事经济，更为讨巧。在他们转型fanTV的前一年，2014年，被誉为“中国体育产业历史性突破”的“国务院46号文件”放宽了赛事转播权限制，刺激头部赛事版权价格飞升的同时，也拉开了体育内容大战的序幕，乐视、苏宁等纷纷重金入场。

　　FanTV恰好乘上了这轮内容拼杀的东风。那时各大平台在体育内容上的投入十分大方，主打赛事相关内容的fanTV成了平台们争相拉拢的对象。

　　“2014年、2015年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共享经济；到了2016年，就开始进入内容时代。”像一个出海多年的水手，高佑思回顾着风浪的脉搏。他还记得，当时斗鱼刚刚起步，作为直播平台上唯一的外国博主，平台给了他们很多流量扶持。那时候，对外称号“斗鱼第一歪果主播皮克”的高佑思很拼，除了赛事内容，从个人生活到家庭成员，他几乎无所不播。“因为跟上了那个时代，我们起来得真的很快。”

　　但遗憾的是，无论是热度还是收益，这些成绩上的进步依然没能转化为融资上的突破。

　　进入2016年，papi酱的走红及其带来的示范效应，使得短视频取代直播开始成为内容创业的新宠。那年恰逢体育大年，fanTV在欧洲杯期间策划了两档节目，其中一档“玩坏欧洲杯”的节目初次尝试了“街头采访”的短视频形式。采访主题也从体育扩展至泛娱乐，比如在球场外采访外国球迷怎么看待中国功夫，让他们品尝辣条、体验葛优躺。

　　按照计划，欧洲杯赛程30天，他们会推出30个短视频。高佑思用“疯狂”形容当时想要从风口突破的心情。“创业就是要do something crazy（做一些疯狂的事）。”6月，恰逢高佑思期末考试季。考试结束的当晚，他就直接飞到了法国，开始接手街采录制。

　　为了保持日更的节奏，他设定了紧凑的日程，“早上10点起来，直播两个小时，那时正好是中国的晚上，到12点吃个饭，下午1点到5点继续拍街头采访。5点把素材用网盘传回国内，往往要5个小时左右，然后北京的同事连夜剪出来，第二天上线。”

　　正是这个系列让高佑思和团队迎来了fanTV史上第一个8000万点击。随着市场的不断验证，他们在运营、策划、推广上的投入越来越大，“主题街采”也从最初团队里的一个实验产品变成了歪研会这个产品矩阵。

　　从去年起，高佑思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一个被称作“YChina”的新项目上，他希望这条业务线会成为公司新的发展引擎。相比歪研会主要面向国内受众，YChina瞄准的则是那些有海外宣传需求的中国企业。方晔顿觉得高佑思从0组建的这支小团队在这条新业务线上已经有了较大的突破，“他们要克服很多困难，包括如何跟海外用户讲好一个中国的故事，找到不同文化的平衡点，以及如何创造一份可量化的价值。”

　　2019年4月，洛杉矶，高佑思作为嘉宾出席学术论坛

差异

　　作为5年的合伙人，方晔顿能感受到高佑思身上的那股冲劲，“就是那种我一定要办成一件事的决心。”教育经济学出身的他觉得，这种强烈的进取心部分来自犹太民族的文化传承，“犹太人大都想做成一番事业。为此，他们很愿意融入本地文化，有很强的融入能力。这跟历史有关，他们曾经不断被驱逐，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融入不同的国家，甚至变为另一个国家的人。”

　　在他眼中，融入是种很珍贵的能力，而对多元文化的尊重是基础。对于一个从组建就一直由不同国籍成员构成的团队，遇到问题时协商解决、求同存异、更为重要。

　　在方晔顿看来，团队成员的共识在于大家都长期看好中国开放。他并不认为“外国人看中国”的意义只是差异带来的新奇感，“我们希望帮助中国青年更好地认知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这是未来二三十年里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但要让这群国籍不同、背景各异的年轻人在一起高效工作，挑战也客观存在。最直接的体现是在表达方式上。

　　“比如中国人可能有不满会隐忍，但你真的把他惹急了，他会爆发；那外国人可能就会觉得你对我有意见为什么不早说。”方晔顿并不掩饰，“尤其是以色列人”，“就是更直接，有时候度会把握不好。中国人就会很在意这些，会觉得你有点冒犯到我了，或者是你让我在大家面前丢脸了。”

　　高佑思也不讳言这一面，他给《南方人物周刊》举了采访前一天的例子。一位记者在结束拍摄任务后提出一起吃饭。高佑思不愿意去，他当天还有工作没处理完，可对方还是极力邀请他一起去喝酒吃大餐。没多想，他直接回绝道，“我要回去工作，没时间吃饭，不好意思。”

　　对方识趣地走了，方晔顿却找上门来。高佑思跟《南方人物周刊》模仿方晔顿当时的语气，“你怎么回事？你这样对人有意思吗？你可以有更好的方式。”之后，方晔顿立马和那位记者补约了饭局。高佑思知道，这是“为了把情绪扭回来”。

　　其实，方晔顿理解高佑思。“很多外国人会相对chill（放松）一点，比较享受当下。但高佑思，他是可以为了工作全面牺牲个人时间的，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作和生活的心理屏障。”

　　相处的日子久了，方晔顿慢慢习得了一种交流方法：如果是面对面，有问题他会直接指出；如果是很多人一起，他会选择私信。

　　高佑思倾向于从两个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他知道我能带来的资源很大，我的野心很大。利用好这一点，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个好的生意，成为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但他也把我当学弟，如果犯错了，他也要教育我。虽然我不喜欢被教育，但是我也学到了。”

　　高佑思承认，对他们这种跨文化背景的团队来说，矛盾和磨合是“每天、每小时的事情，所以两个字尤为重要：信任。

　　“比如做什么内容会火，可能各自有不同的想法，每个人都可以提建议，但最后一定是我们的内容负责人说了算。这个信任就建立在他证明过他的能力，他对这个东西的热情高于所有人。所以，我会坚定地支持他，哪怕一次失误，一个月失误，没关系。”

　　高佑思的偶像是马云。他很认可父亲说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有容易做的事，有非常难做的事，有不可能做的事，每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如果考上北大是非常难，那么成为马云就是件不可能的事。但人就应该从不可能的事情开始，你才可能把其他事做得更好。”

　　而要向“不可能”靠拢，高佑思知道自己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他也在这个过程中更好地看清和调适自我。“一开始，你一定是想自己当老板的，可是后来，你发现自己暂时还不行。你不够负责任，你不看细节，你不关心别人的心事，你怎么当好老板呢？所以先谦虚一点，先服务别人。别人当你老板，好好干，学习那种说话、做事、解决问题的方式。”

“啊，网红”

　　高佑思离不开手机，特别是在视频上传后的那几个小时。刷微博、盯弹幕、踱来踱去，是“焦虑型人格”高佑思的日常状态。他甚至利用这种焦虑成功戒除了烟瘾。

　　“我什么都不怕，就是想互动，想读大家的评论。”他试着解释这种焦虑的缘由，“如果你已经火了两年，你每天都在想，粉丝会不会看不下去？怎么给他们看一些新的内容？怎样能有自己的风格？如果别人做东西很棒，要不要模仿……”

　　高佑思最初体会到“网红”的感觉是在2016年夏天。不同于现在顶着“歪研会会长”的头衔，坐拥百万中国粉丝，是多档视频节目的固定卡司，那时候的他还只是个粉丝数不到2万的“小博主”。

　　当时，凭借欧洲杯、里约奥运会期间的系列街采视频，fanTV的粉丝开始“出圈”，这不仅为他们带来了话题热度，更直接带来了粉丝的激增。到了那年夏天，fanTV的粉丝数已经越过了30万。

　　正是在那期间，还在里约的高佑思接到了江苏卫视一档综艺节目的电话，这档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组织外国嘉宾“围绕当下中国年轻人最关心的议题展开讨论”。对方想邀请他担任节目第二季的常驻嘉宾。

　　出于宣传公司的目的，高佑思以创业者、北大学生的身份参与了录制，并和节目组其他嘉宾组成了一个被称作“TK11”的嘉宾团。当时，TK11对外的主要宣传点就是“个子高、颜值高、学历高”。

　　只是，这种出入高档酒店、聚光灯下的电视偶像生活，并没有给高佑思带来兴奋感，反而让他觉得“水土不服”。“每次录制现场都有一两百个观众，身边是几个比你火一百倍的人。他们的IP很强，我打不过，也不想打。”在高佑思看来，这些人对电视节目的逻辑把握得很到位，他们表达能力强，综艺感强，能够按照台本的要求，呈现出很好的节目效果。而他，则完全无法适应。“录节目时，我经常紧张到中文都说不出来，只有呼哧呼哧地喘气。压力很大很大很大，有时候一天都吃不下饭。”

　　正是这次经历让他意识到，相比艺人，还是自媒体人的身份让他更舒适。他觉得二者的核心差别在于思路，“艺人不拥有这个节目IP，他等你请他，为你创造；而自媒体人拥有IP，他每天都在为自己创造。”

　　虽然日后他也会为了学习最新的网络用语而观看综艺节目；也曾找来周星驰的喜剧，研究演员的表演技巧；在录制时，反复尝试不同的表现方式，只为提升节目效果。但他身边的人都知道，高佑思心底并不喜欢“网红”的称呼。

　　“大家都不喜欢吧。在国外，你说Influencer，大家也不喜欢。因为我们是Creator，是在创造。”或许是提到了“创造”，他拿起手机，突然开始凹造型自拍，将那件印着“中国创造”英文单词的白色T恤框入画面。

　　“我是创业者。”高佑思放下手机，抬起头，“我关心的是我的内容是否能引发一些讨论，大家能喜欢上你，期待你的下一个视频；同时你能给你的广告主提供好的推广。”

　　这种不止于“网红”的坚持也和平台的要求一脉相承。如今，歪研会已经发展成一个孵化平台，平台下签约了二三十名外籍COL（Cultural Opinion Leaders的缩写，是歪研会的原创，选拔标准除了要对中国文化有强烈的兴趣，有非常强的中文表达能力，还需要有一技之长。）

　　高佑思和歪研会旗下KOL贝乐泰在拍摄YChina项目的一个视频

　　方晔顿觉得成为外籍网红的门槛在于，你不仅要努力，有想法，还必须尊重不同的文化，有一种温和的跨文化的能力。“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这个主题是永远做不完的。因为话题是永远谈不完的，而围绕不同话题所产生的碰撞感，和随之产生的自然反应是非常有趣的。”在他看来，如果这条内容线不受欢迎了，原因不会是人们对于碰撞感的厌倦，只可能是创作者没有动脑筋，或者对多元文化失去了探索的真诚和兴趣。

　　即便方晔顿知道，相比自己拍视频，高佑思更享受的还是创造企业价值。但他也很理解，拥有粉丝就一定意味着你会在意他人对你的评价，大家是不是喜欢你。在他看来，无论对于高佑思，还是那些有着相同梦想的外籍创作者，被人喜欢虽然会带来焦虑，但也是力量的来源。

　　“选择在中国走这样一条路不是个容易的选择。一个人在异乡环境里面是很孤独的，被认可、被喜欢，这种成就感对他们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有着MCN业务的机构的CEO，方晔顿对这类情感需求的感知更为强烈，“这些外籍博主往往会很在乎你是不是尊重他们，他们希望一种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们大家是一块的这种感觉。”

　　这不是一条人人都理解的路。无论是高佑思在以色列还是香港的朋友，最初都不怎么理解他在做的事，有的甚至觉得他疯了。解释不清楚，他往往选择直接丢一个视频链接。“这样他们就很容易理解了——‘啊，网红啊。’”虽然他们选择的词并不是他最喜欢的。

　　片刻的淡然后，他再次回归昂扬，“没事，这就是成长的魅力。你会发现你18岁时候的朋友们，大家正在走着不同的路，谈着不同的恋爱，遇到不同的困难，获得不同的成功。那个你们一起吃饭、一起去酒吧嗨、一起去旅行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16期  记者 陈洋）

　　（编辑：梁宇芳）

　　“犹太人大都想做成一番事业。为此，他们很愿意融入本地文化，有很强的融入能力。这跟历史有关，他们曾经不断被驱逐，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融入不同的国家，甚至变为另一个国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