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顾雏军案看合法保护民企任重道远

　　从顾雏军案看合法保护民企任重道远

　　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 李伟      

　　出狱后的顾雏军长期喊冤，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再审，顾雏军本人的罪名仅剩一个挪用资金罪，而其余6人改判无罪。虽然顾雏军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再声称自己会被改判无罪，但这个结果与顾雏军本人的希望显然不完全相符合。然而，毕竟最高院已经做出了实质性改判，也算对得起他出狱后不懈地喊冤了。这也是十九大后党中央依法治国国策的一个体现吧。

　　但是，回过头去看，从当年的“郎顾之争”开始，到证监会调查和公安机关立案，再到顾雏军被逮捕，最后被判刑，着实让人唏嘘不已。我们不仅应该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和改判而点赞，更应该去检视和反思当初为什么会发生这类处理不公的事件？又听闻当年被判刑的其他民营企业家的案子也在陆续再审中，有的人可能会被释放出来，就更应该从思维观念和司法体制上进行反思了。

　　改革开放已经整整40多年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也已经27年了，可是，这么多年以来，在国人的思维上，“企业血统论”从来就没有消除过：那就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个体企业的严格区分。从金融信贷、司法实践、产权保护、财税政策等等方面，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有严格的界限。

　　从金融信贷来说，除了极其少数做得非常大的民营企业之外，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是很难从金融体系贷款的，当然，有更大量的民营企业是根本没有任何可能从金融体系贷到款的。相反，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哪怕钱多得用不完，或者哪怕存在重大的违约风险，都是可以从银行贷到款。没有办法，很多中小民营企业只能从金融体系之外获得高息贷款，以致出现大量的问题。

　　从司法实践来说，对民企的合法保护更是很难。如果出现国企的高级管理人员侵犯国企的利益，或者有其他针对国企的犯罪行为，通常很快会获得国家相关司法机关的响应，积极办案积极处理。但是，如果相同的行为发生在民企身上，是比较难于得到司法救济的。

　　笔者身边就有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一家依法设立的拥有高新专利技术的民企，募集股本一亿以上。企业设立后，负责实际经营的总经理，在三年的时间里，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套取企业资产5000万元以上，被股东们发现后，总经理立即去了德国，从此不回。股东们去报案，公安机关要求股东提供证据，股东好不容易取得一些必须的证据，可是迟迟立不了案，后来好不容易立了案，可是一直无人办理，也没有进行网上追逃。实际上立了一个空案而已。

　　假设这个企业是国企的高管非法窃取企业5000万元以上的话，那么应该早就跨境追逃了。而事实上，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它们都是中国的企业公民啊，都是祖国的“儿女”啊，按理它们都应该获得平等地保护啊。可是，在司法实践中，差别还是很大。如果是一些合同纠纷，一般的民企都不是太愿意走诉讼这条途径。他们就是觉得，诉讼时间长不说，即使是赢了，可能得不偿失的情况都是有可能的。

　　前些年民企一度在社会上非常不安，经过国家近两年的纠偏，情况已经有很大改善了。可是，现在又一个倾向出来了，就是各地开始努力地显示出民企的重要性来。于是各种对于民企的政策大量出来，仿佛民企一下子就被重视了。

　　其实，我们完全不必如此。我认为，我们只要在思维意识上，在思维观念上，在骨子里，把所有企业都当成是平等的企业公民，它们都是祖国大家庭里平等的一份子，没有企业血统的区分，在金融信贷、立法司法、财政税收、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各方面都一视同仁地对待，就非常好了。相反，我们现在好像又在“特殊优待”民企，那么说明我们还是没有把它们当祖国大家庭的普通一员来对待。

　　有时候，我又从另一个角度在想，当年“郎顾之争”的结果，是郎从此大红而成就一门商业讲学生意，顾因此锒铛入狱而格林柯尔公司也烟消云散。我在想，我们这个社会是需要成就一个商业讲学生意的教授呢，还是需要一个真正的制造业的企业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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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鲍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