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3月13日消息（记者刘柏煊）金融创新的路怎么走？如何既防控金融风险，又避免矫枉过正？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前主席肖钢在全国两会驻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些互联网小贷公司被近年来的“现金贷”整治误伤，建议支持与实际消费场景结合、小额普惠型的消费信贷健康发展，同时要创新金融监管，贴合互联网小贷公司跨区域经营的特性。 肖钢指出，过去几年，“现金贷”行业由于与实际消费场景脱钩，其中不少机构又缺乏有效风险防控措施，从而引发高利贷、暴力催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相关部门及时出台整顿措施，让乱象得以控制。但在整顿过程中，有明确消费用途、偏重小额普惠的消费信贷业务也受到波及，其中不少互联网小贷公司经营的消费信贷业务被当作“现金贷”受到整顿，行业整体发展因此受到限制。 因此，肖钢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区分对待“现金贷”和消费信贷业务，支持与实际消费场景结合、小额普惠型的消费信贷健康发展；第二，结合互联网小贷公司特点，与传统小贷公司区分对待，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第三，加强互联网小贷监管，提高准入门槛，并建立分级的管理机制；第四，拓宽互联网小贷公司的资金来源，鼓励其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 值得关注的是，肖钢强调，针对互联网小贷公司的金融创新，监管创新也要跟上，“例如传统小贷公司一般由地方金融办进行日常监管，而互联网小贷公司天生具有跨区域经营特性，因此传统监管机制可能会造成监管真空或监管重复同时存在。因此建议针对互联网小贷特性，与传统小贷公司采取差异化监管。”[详情]

　　新浪财经讯 3月11日晚消息，乡村振兴正当时。今年两会期间，来自企业界的代表们针对长效扶贫、“空心村”与乡村教师流失等问题建言献策。 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建议，推动“农业产业化、农品品牌化、农人专业化”；碧桂园集团创始人杨国强建议，推进农民在小镇集中居住，平原地区可推广农业机械化作业；正荣集团董事局主席欧宗荣建议，实施乡村教师收入倍增计划，持续加大对乡村教师职称政策倾斜力度。 张近东：合力完善长效扶贫机制 近来外界关于新一轮“家电下乡”的呼声渐高。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北京联合召开优化市场供给促进居民消费电视电话会议。 会议强调，要着力扩大消费规模，因地制宜促进汽车、家电消费，有条件的地方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满足人民群众对绿色智能新型汽车和家电的消费需求，推动农村消费提质扩容，支持优质工业品下乡。 全国人大代表、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建议，要丰富下乡产品的多样性，让更多优质产品下沉至农村市场；并充分利用互联网工具，优化补贴发放方式，提升相关促消费措施的实施效果和效率；同时，要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营造乡村品质消费良性环境。 他同时建议，由政府统筹资源，并与电商、农户三方联动形成合力，加强教育扶贫、产业扶贫力度，推动“农业产业化、农品品牌化、农人专业化”，完善长效扶贫机制，巩固脱贫成果。 杨国强：推进农民在小镇集中居住 全国政协委员、碧桂园集团创始人杨国强指出，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大量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导致农村人口流失，出现了大量“空心村”，引发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土地更是荒废，农村失去了活力。 他认为，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回农村生活和发展，有三个方面重要原因，一是种地收入少，二是农村缺少就业机会，三是农村居住生活条件差。 因此杨国强建议，推进农民在小镇集中居住。具体建议包括，有条件的地区，在小镇上规划建设农民集中居住小区；农民集中到小镇居住后，对原来村落开展土地平整，盘活闲置土地，平原地区可推广农业机械化作业，提升生产力；因地制宜发展小镇特色产业。 欧宗荣：实施乡村教师收入倍增计划 全国政协委员、正荣集团董事局主席欧宗荣提出，要紧紧抓住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这个根本，通过“待遇有保障、发展有空间、职业有荣誉”良好职业生态系统的构建，建设新时代高素质乡村教师队伍。 他建议，首先要实施乡村教师收入倍增计划，国家应大幅度增加乡村教育专项财政经费投入； 其次要构建“以省为主”的乡村教师工资保障机制，要通过制度改革，强化省级财政对基础教育经费的统筹，并由中央财政加大对不发达、薄弱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 要持续加大对乡村教师职称政策倾斜力度，建立“定向评价、定向使用”的职称制度，“保证所有乡村教师，只要坚守一线、安心从教，就都有机会评聘更高职称”；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乡村教师的良好氛围，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全面提升乡村教师的荣誉感。（新浪财经 王茜）[详情]

　　银保监会周亮：鼓励险资作为长期资金入市，科创板和所有股市是一样的 “在资本市场中，我们鼓励长期资金的运用，在保险资金上也会进行一些鼓励。我相信科创板和所有的股市应该是一样的。资本市场都是一样的。” 郝昕瑶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3月11日，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在政协经济界别联组讨论会后接受媒体采访，对理财子公司、不良资产处置、险资入市和科创板等热点问题一一回应。 周亮表示，银保监会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资本金是银行保险机构抗风险的一个重要举措，也可以说是前提，有多大本钱才能做多大生意，资本充足率是银行保险机构下一步开展经营活动的基础。 而永续债作为补充资本的一个手段，实际上是丰富了银行、保险机构的资本来源，凡是能够增强机构资本充足率的，总体上都支持。“目前申请发行永续债的机构数量没有统计，因为机构分不同类型，可以告诉你的是，我分管的领域中已经有银行在申请。”周亮称，下一步，银保监会把补充资本作为银行保险机构抗风险的一个很重要的举措。 针对险资入市放开限制等问题，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表示，监管部门总体鼓励和支持险资作为长期资金入市，支持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本市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保险资金具有长期资金的功能，所以总体是鼓励和支持的，但险资对于所投资的行业具体能投多少（规模），在资金使用上还要考虑行业结构布局等问题。 对于保险资金投资科创板是否有限制，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表示，“在资本市场中，我们鼓励长期资金的运用，在保险资金上也会进行一些鼓励。我相信科创板和所有的股市应该是一样的。资本市场都是一样的。” 针对去年底银保监会发布的《保险资金投资股权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何时会正式颁布，周亮表示，会根据市场的反映情况和征求意见的情况争取加快推出，肯定会推出的，但还有一个过程，因为要与其他部委沟通，目前正在征求意见中。 他在回应“是否会进一步鼓励银行理财子公司资金入市”的问询时表示，鼓励与否最好还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尊重金融机构自身的意愿。“方向是前期的管理办法已经确定，但我们要看机构的自主决策。”周亮说。 在处置不良方面，周亮表示，今年处置不良的力度要进一步加大，要尽量把不良资产做实，为下一步金融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在这个过程中间，同时也要把握好去杠杆的力度和节奏，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 对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金融监管是否会放松，周亮回应，要依法合规监管，对于“无证驾驶”和“有证驾驶违规”都会监管。 对于高风险金融机构如何界定，周亮表示，每个行业情况不一样，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市场经济有生有死，这是正常的，原则是不能引发系统性的、连锁性、交叉性的风险。“就像大夫看病一样，会根据机构的情况来定”。周亮透露，去年已经处理几家高风险金融机构，今年银保监会会在制度建设方面可能会有相关文件出台，但具体何时出台还要看市场情况。 此外，周亮还表示，目前国家成立的融资担保公司已经在助力降低成本，尽量要把担保成本降低。他强调，更重要的是，以后银行信贷融资要更多地看企业本身信用、第一还款能力，而不能过多依赖担保机构，不能因为有了担保就不审核企业真实流动性、企业效益、产品市场前景，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更大程度地减少对担保的依赖。担保机构也要按照市场化收费，尽量减少对实体经济的负担，这是监管政策的导向。[详情]

　　来源：证券时报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难点，也是金融业的痛点。去年单户1000万以下贷款的小微企业的贷款增长幅度达到21%，企业覆盖面有很大提升，但离市场需求还有距离，还需努力。目前已提高了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今年可能还要增加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详情]

　　新浪财经讯 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11日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论发言时表示，这两年金融业的增长幅度很快，但大而不强还是当前金融业面临的问题。金融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服务好实体经济，加强金融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巩固去杠杆结构性改革的成果，巩固治理金融乱象的成果，巩固金融业不断创新的成果。二是要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目前金融服务的方式是粗放的，要畅通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循环机制，打通信贷传导机制。[详情]

　　来源：证券时报 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3月11日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别驻地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永续债作为补充资本的一个手段，实际上是丰富了银行、保险机构的资本来源，凡是能够增强机构资本充足率的，总体上都支持。“目前申请发行永续债的机构数量没有统计，因为机构分不同类型，可以告诉你的是，我分管的领域中已经有银行在申请。”周亮称。[详情]

　　新浪财经讯 对于高风险金融机构如何界定，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3月11日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别驻地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每个行业情况不一样，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市场经济有生有死，这是正常的，但是有一条要注意，就是不能让它系统性的、连锁性、交叉性的风险。“就像大夫看病一样，会根据机构的情况来定”。周亮透露，今年银保监会会在制度建设方面可能会有相关文件出台，但具体何时出台还要看市场情况。[详情]

　　上证报讯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焦红3月11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国家卫健委等相关部门，已经起草了《疫苗管理法（草案）》，目前草案已经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 她表示，国家药监局支持疫苗产业的发展和结构的重组，将对疫苗实行最严格的监管。（陈芳） 上证报记者 史丽 摄 上证报记者 史丽 摄[详情]

　　来源：证券时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铝业集团董事长葛红林3月9日在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发言时表示，僵尸企业大多分布于产能过剩和环保欠账行业，成为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痛点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难点，目前处置效果不理想，原因主要是“三难”，一是利益割舍难，二是土地处置难，三是职工安置难。 葛红林表示，进一步处置僵尸企业关键在于强力督导，多管齐下。主要有四方面建议：一是建议国务院成立“僵尸企业”处置督导组，针对任务清单和时间表，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工作不拖拉、不走样；二是支持地方政府设立“僵尸企业”土地收储专项基金，支持省、市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用于“僵尸企业”的土地收储，专款专用，不纳入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考核；三是全国社保基金给予“僵尸企业”职工安置经费支持；四是各级人社部门在处置期间加大对社保缴费的减免力度。[详情]

　　来源：证券时报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3月9日在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发言时表示，当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面临下行压力，但并未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的需求基础和供给条件没有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没有变，宏观调控精准施策的思想方法没有变，只要贯彻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影响经济下行的短期性因素就会不断消除，市场预期和企业信心就会增强。 杨伟民表示，只要我们善于用市场化办法激发需求、优化供给，潜在增长就会转化成现实增长。只要坚持向改革要动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地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市场经济的自我纠偏机制就会发挥更大作用，经济发展的韧性就会增强。[详情]

　　中国网财经3月9日讯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于2019年3月9日（星期六）15时在梅地亚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会，邀请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副主任翁杰明，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就“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中国网 郑亮 摄） 以下为文字实录： 记者：还是关于混改的问题。刚才您也说到，2019年国家将推出第四批一百家以上的混改企业，请问第四批名单什么时候公布？前三批混改试点取得了哪些成绩？我们都认为，混改最大的思想障碍可能就是被贴上了“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的政治标签，国资委将会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帮助各方消除这个思想障碍？谢谢。 肖亚庆：首先我想，“国进民退”这个观点，或者“国退民进”这个观点，在逻辑上和实践上来讲都是不正确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初的时候，国有企业很多是一家供全国、全国靠一家，通过不断地改革，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所以要深刻认识到“两个毫不动摇”是我们的根本国策、经济基础。 在发展当中，在国有企业之间有竞争，而且很激烈、很残酷。民营企业之间也有竞争，也很激烈、很残酷。国内企业、国外企业之间也有竞争，所以竞争是市场的普遍法则。那么，正是在这种竞争中，使得我们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正是在竞争中，使得我们企业的水平不断地提升；也正是在这种竞争中，给我们的市场提供了更好的、更方便的、价格更低的各种产品和服务。所以我觉得，竞争是永远的。在一定时期内，在某个领域，就每个企业来讲可能有好有坏，可能会有差别的，这也是正常的。 在原有前三批混合所有制试点的基础上，应该说从混合所有制的方式、股权的比例、治理结构上参与的深度和融合的程度，都做了很好的探索和尝试，这里面既保证了民营企业进入的利益，也要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这些看起来是矛盾，实际上在实践当中需要探索，进一步规范混合所有制的各种行为和操作方式。所以，为什么是第四批，为什么要积极稳妥，我想根本原因在于此。它是一种新的办法，是一种新的尝试。我刚才也讲了，中央企业的65%在上市公司，业务总量的61%在上市公司，它本身就是一个各种混合体制所有制的存在。我想，一个是要大力推动。第二是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第三是要给这种改革探索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得不断的通过混合所有制，各类所有制企业融合发展、共同发展。[详情]

　　来源：证券时报 今天下午15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副主任翁杰明，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就“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发布会要点速看 1．今年1-2月份，央企营业收入增长3.9%，利润增长15.3%。 2．今年1-2月份全国成品油销量同比增长9.6%，天然气销量同比增长7.4%，售电量同比增长了5.4%，从这些数字来看，经济向上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3．经济有涨有落，行业有好有坏，企业有生有死，是个必然的规律。大家也常说，“年年难过年年过，年年过得都不错”。 4．去年完成了中核集团和中核建、武汉邮科院和电信科研院四家两对中央企业的重组。中央企业压减法人数量12829户，压减的比例到了24.6%。 5．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序推进，上市公司已经成为中央企业运营的主体。中央企业资产的65%、营业收入的61%、利润总额来源的88%都在上市公司。 6.2019年，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7．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一样，都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我们没有制度性的特殊安排给国有企业额外补助。 8．国资委将按照动态管理的方式来推进世界一流企业的示范进程，要给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投资方面、自主决策、工资总额、股权激励方面放权。 9．要积极稳妥地推进装备制造、造船等领域的战略性重组，持续推动电力、有色、钢铁、海工设备、环保等领域的专业化整合。 10．央企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更加突出了效率效益的考核。对商业类企业，保留经济增加值和国资保值增值率指标，年度考核指标用净利润代替了原来的利润总额。 11.2018年，超过了1900户“僵尸企业”、特困企业得到了有效处置和出清，纳入专项工作范围的企业全部完成了整治工作，比2015年减亏了2000多亿。 12． “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的观点，在逻辑上和实践上都是不正确的。国有企业之间有竞争，而且很激烈、很残酷。 13．扩大重点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第四批会有一百多家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在重点领域要进一步推出。 14．商业一类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世界一流示范企业都要加大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力度。 15．混合所有制只是改革的方式之一，不是私有化，也不可能”一混了之”。 央企开局良好，前两月利润增逾15%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 201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应该说开局之年开局良好，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基础供应在稳步增长。石油成品油的销售量增长了4.4%，天然气消费量增长了12.2%，发电量和售电量都增长了超过9%，航空运输总量同比增长9.2%。 2．从效益指标看，去年中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9.1万亿，实现净利润1.2万亿，增长15.7%，运营质量也在不断提升，百元利润率、销售利润率比去年同期都有增长。 3．从负债率看，降杠杆的情况，去年平均负债率下降了0.6个百分点。社会贡献也持续增加，大家都知道，去年中央企业在通信领域里落实提速降费，电力企业降低发电成本、降低电价，这两项加起来就有2800亿，这些也是对社会做的贡献。 今年1-2月份，央企营业收入增加了3.9%，利润增长了15.3%。从实物量来看，1-2月份成品油销量同比增长9.6%，天然气销量同比增长7.4%，售电量同比增长了5.4%，航空运输周转总量同比增长了8.6%，水运总周转量同比增长了12.9%。所以，从1-2月份的这些数字来看，经济向上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肖亚庆：中国市场和经济潜力很大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 2019年要做到“一个确保”、“六个强化”。“一个确保”，就是要确保今年各中央企业所制定的积极进取的目标得以实现。 “六个强化”，一要强化实业主业，不断提升中央企业实业主业的发展质量。二要强化改革落地，不断增强企业的发展活力和发展后劲。三要强化自主创新，推动制造业加快升级。四要强化管理提升，努力向世界一流水平迈进。五要强化风险管控，要根据情况的变化做好沙盘推演和压力测试。六要强化职能转变。 中央企业发展也会面临很多风险和挑战。经济有涨有落，行业有好有坏，企业有生有死，是个必然的规律。 大家也常说，“年年难过年年过，年年过得都不错”。从我报告的一些数字来看，我觉得中国的市场潜力很大，中国经济的潜力很大，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潜力也很大，关键是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国企改革成效显著，上市公司成为央企运营主体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 国资委和中央企业通过国有企业改革，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一些改革难题。 比如公司制改制全面完成，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优化。83家中央企业建立了规范的董事会，15035户中央企业所属的二、三级单位都建立了规范的董事会。超过90%的省属国资委企业建立了规范的董事会。 另外一方面，结构调整、布局优化成效显著。去年完成了中核集团和中核建、武汉邮科院和电信科研院四家两对中央企业的重组。同时，从中央企业看，压减法人数量12829户，压减的比例到了24.6%，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序推进，上市公司已经成为中央企业运营的主体。中央企业资产的65%、营业收入的61%、利润总额来源的88%都在上市公司。从混改来看，2018年一年，央企和地方企业又新增了2880户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 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也取得了决定性突破，去年全国国有企业689个所办的消防机构、1744个教育机构完成了分类处置，“三供一业”的正式协议签约率超过了99%，共有5022万户成功完成了分离。 国资监管的职能也持续改进，以管资本为主已经成为国资监管的重要导向。 加快向管资本转变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 2019年，我们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重点在几个方面： 一是着力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向管资本转变。要出台2019年的监管清单，主要是明晰边界，理顺关系，下放权力。 二是着力推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试点；三是着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股权多元化；四是着力推进董事会建设和经理层任期制的契约化；五是着力多措并举，强化正向激励。 最近国资委已经出台了新的考核办法，正在落实之中。 没有制度性特殊安排给国企额外补助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 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一样，都是市场竞争的主体。从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来看，我们没有制度性的特殊安排给国有企业额外补助，是按照市场规则、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来进一步推进的。 我们对于中美贸易谈判也非常关注，期望有一个好的发展环境，也期望中美两个这么大的贸易经济体能够有个好的结果。 从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来看，我们和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世界上很多著名企业都有贸易往来，海外朋友们也期望有一个好的投资环境。所以，我们很乐意看到贸易争端能够进一步减少，创造一个好的企业发展环境和经营环境。 合作是竞争的重要前提。我们和各类所有制企业、和国外的企业都有良好的合作。国有企业、中央企业也会进一步扩大开放，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 目前有48家央企进入世界五百强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翁杰明： 今年1月，国资委公布了包括航天科技、中国石油、国家电网等在内的10家企业作为创建世界一流的示范企业。 世界一流企业的标准是综合标准，跟世界五百强以营收规模排序的标准有所不同。如果纯粹按营收标准来看，这10家企业大部分都是世界五百强，像国家电网、中国石油，都还排在世界五百强的前列。目前央企还有48家进入世界五百强。 按照中央要求的“做强、做优、做大”三者相统一的原则来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在这方面，我们深感中央企业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设置示范企业就是希望这10家企业能够在中国企业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过程当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过去我们比较关注营收规模，下一步这些企业要更多地关注它的净资产收益率、营收利润率、研发投入、增加值等等。这样不仅仅在营收规模方面能够领先，而且在质量和效益方面能够领先。 在投资、工资总额等方面给企业放权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翁杰明： 下一步，国资委将按照动态管理的方式来推进世界一流企业的示范进程，具体的工作是“几个进一步”： 一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世界一流企业，一定是遵循市场化的规则，而不靠别的力量来进行推进。 二是要求他们用量化的指标来确定追求的目标，对标世界本领域五家到十家企业，通过对比，取长补短，实现“比、学、赶、超”的局面。 三是进一步要求他们一定要突出主业，世界一流企业一定是主业突出、在主业方面具有充分竞争力的企业。 四是进一步要求放活和管好。要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要在投资方面、自主决策、工资总额、股权激励方面放权，但同时也要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使之真正有一个自我发展的良好环境。 推进装备制造等领域的战略性重组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 2019年，中央企业要贯彻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持续推进瘦身健体、提质增效，建立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增强活力，提高效率，提升创新发展的能力。 要加快创新驱动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不断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同时还要推进产业升级，大力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 要做强做精主业和实业。中央企业一定要突出主业、突出实业，要进一步明确企业的发展目标和战略定位，严控非主业投资，来推动各类要素向实业集中、向主业集中，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要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积极稳妥地推进装备制造、造船、化工等领域的战略性重组，持续推动电力、有色、钢铁、海工设备、环保等领域的专业化整合。 要强化管理提高效率，在强化管理上一定要下大的功夫。 央企负责人业绩考核更注重效率、创新 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 刚刚出台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更加突出了四个方面的考核： 一是更加突出了效率效益的考核。对商业类企业，除了保留原来的经济增加值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的指标以外，年度的考核指标用净利润代替了原来的利润总额，更好地衡量生产要素投入产出的效率。 二是更加突出了创新驱动的考核。对工业类企业和科技进步要求比较高的企业，突出考核科研投入、产出以及科研成果转化，把研发投入视同利润，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对科研创新取得的重大成果，在考核当中也予以加分。 三是更加突出了实业主业的考核。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加强压缩管理层级、减少法人户数、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这些指标的考核，把去产能的任务纳入到业绩的责任书里面。 四是更加突出了服务保障的考核。对于承担政府采购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企业，加强了重点保障任务的考核。对公益类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重点考核产品服务质量和保障能力。 这个新的考核办法从今年开始全面实施，应该说对中央企业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一定会起到一个重要的指挥棒作用。 2018年央企比2015年减亏2000多亿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 2018年中央企业在提质增效、“瘦身健体”方面取得了不少新的成绩，有几个方面： 一是降本增效的效果十分明显，大力压缩一般性管理费用和其他开支，工业企业的成本费用率大幅下降，百元营业收入的利润率进一步上升，成本费用利润率的比例提高了0.4%。因为总量很大，所以0.4这个数也是很大的。 二是“处僵治困”的总体工作基本完成。超过了1900户的“僵尸企业”，特困企业得到了有效处置和出清，纳入专项工作范围的企业全部完成了整治工作，比2015年减亏了2000多亿。 三是化解过剩产能的年度目标任务得到完成。2018年，中央企业共化解煤炭过剩产能1260多万吨，整合煤炭产能1亿吨，淘汰落后煤电产能670万千瓦。国家能源集团、华润集团、诚通、中煤和国新五家企业共同设立专项基金，也在探索市场化的整合煤炭资源的方式。 四是压减工作持续推进。到去年底，中央企业累计减少法人户数达到24.6%，管理层级也进一步压缩，中央企业特别是集团总部的管理人员大幅度减少。 五是“三供一业”进展非常顺利。在企业特别是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帮助下，“三供一业”和市政社区管理的分离移交、教育医疗机构的深化改革总体进度已经完成了超过90%。包括消防、厂办大集体的剥离，都得到了各地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国有企业之间竞争也很激烈、很残酷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 “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这个观点，在逻辑上和实践上来讲都是不正确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初的时候，国有企业很多是一家供全国、全国靠一家，通过不断地改革，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在发展当中，国有企业之间有竞争，而且很激烈、很残酷。民营企业之间也有竞争，也很激烈、很残酷。国内企业、国外企业之间也有竞争，所以竞争是市场的普遍法则。 正是在这种竞争中，我们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水平不断地提升，也给市场提供了更好的、更方便的、价格更低的各种产品和服务。所以我觉得，竞争是永远的。在一定时期内，在某个领域，就每个企业来讲可能有好有坏，可能会有差别的，这也是正常的。 油气改革正在加大国际合作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 油气领域的改革是个重点的改革方向。今年要以管道公司的组建为契机，深化油气领域的改革。 中央企业这三家油气公司，如果加上中化，从事油气的公司是“3+1”。它们都在加大勘探力度，加大找气找油的工作力度，也在加大和海外企业的合作力度，通过国际合作、通过“走出去”，通过自身不断努力，深化油气领域的改革，以提供良好可靠的油气保证。 第四批有一百多家混合所有制的企业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 2019年，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的总体要求，要加大分类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商业一类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世界一流示范企业都要加大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力度。去年推出的“双百”改革试点企业也要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另外，扩大重点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第四批会有一百多家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在重点领域要进一步推出。更重要的是，要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涵，更加注重混改的质量和效果。 混合所有制只是改革的方式之一，不是私有化，也不可能”一混了之“、”一混就灵“。[详情]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3月9日下午举行记者会，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副主任翁杰明，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就“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记者：刚刚肖主任已经介绍了，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去年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能否请您透露一下，下一步混改可能在哪些领域取得新的突破？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突破。下一步，我们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在混合所有制工作上积极稳妥地加以推进。 2019年，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的总体要求，要加大分类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商业一类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刚才杰明副主任讲的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这些企业都要加大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力度。我们去年推出的“双百”改革试点企业也要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另外，扩大重点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第四批会有一百多家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在重点领域要进一步推出。 更重要的是，要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涵，更加注重混改的质量和效果。我看最近在两会讨论期间，不少代表就这个问题提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希望深化混合所有制内涵，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也发挥民营企业的优势，这两个优势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优势，在这方面要进一步做好工作，使得我们真正做到各取所长，共同发展。 大家关心混合所有制，但是混合所有制只是改革的方式之一，不是私有化，也不可能“一混了之”、“一混就灵”。 所以，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总结经验，在实践中也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要不断地纠正这些问题，使得混合所有制积极稳妥地推进，使得混合所有制企业能够健康持续地发展。 （根据网络直播文字整理） （本文来自于中国新闻网）[详情]

　　国资委主任肖亚庆今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扩大重点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第四批会有一百多家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在重点领域要进一步推出。 [详情]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国有企业会进一步扩大开放 澎湃新闻记者 戴高城 来源：澎湃新闻 3月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梅地亚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会，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副主任翁杰明，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就“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到，在中国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美方认为中方给国企的不公平优势，国资委领导和商务部、中国贸易官员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什么样的讨论？在减少国家对国企的参与，国资能做出什么承诺，来帮助贸易谈判得到更多进展。 肖亚庆表示，“国有企业和其他的企业一样，都是市场竞争的主体。从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来看，我们没有制度性的特殊安排，给国有企业额外补助，是按照市场规则，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来进一步推进的。我们对于中美贸易谈判也非常关注，期望有一个好的发展环境，也期望中美两个贸易这么大的经济体，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 肖亚庆认为，“从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来看，我们和包括美国企业在内，世界上很多著名的企业，都有这样那样的贸易往来和投资往来，我们的海外朋友们也期望有一个好的投资环境，所以我们可能乐意看到贸易的争端能够进一步的减少，而创造一个好的企业发展环境和金融环境。企业发展到现在，特别是在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合作我们认为是竞争的重要前提， 我们和各类所有制企业，和国外的企业都有良好的合作，合作反过来也使得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乃至中央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提高发展的质量，也进一步加强管理。所以这种共赢的局面是我们未来期望看到的。所以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也会进一步扩大开放，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使得在开放合作中建立更强大的市场主体地位，而这种发展的过程，方向肯定是市场化和国际化”。 （本文来自于澎湃新闻）[详情]

　　全国政协委员金李：化解融资难融资贵，建议形成“虚拟担保品” 证券日报 本报两会报道组 左永刚 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李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他今年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化解小微民营科创企业融资贵和难问题的提案》，建议以大数据信用信息作为基础，形成小微企业的“虚拟担保品”，同时建议制定对于民营小微和科创企业的优惠融资的长效评价机制。 具体来看，第一，政府引导，发动社会力量，打造以大数据为支撑的小微企业信息共享平台。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先行先试，支持建立这样的小微企业大数据信息共享的基础设施。未来条件成熟时，可在全国推广。平台汇集所有和企业有关的公共部门信息，包括水电煤气社保用工情况，以及政府部门掌握的大量其他数据，再以市场化的方式获得各个商业机构所掌握的交易，支付，物流，房屋租赁等环节中产生的其他数据，最终形成一个公共图书馆一样的共享机制。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合理付费，获取所有相关信息，或者委托有数据处理能力的分析机构提炼分析有关小微企业的风险信用信息。这种平台的建立，能够有效地提升信用数据收集整理的规模经济，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系统的大数据分析描摹，对企业未来的经营状况形成较为精准的判断，有力支持金融机构对优秀的小微企业进行信用放款。 第二，以大数据信用信息作为基础，形成小微企业的“虚拟担保品”。小微企业贷款很贵很难，因为担保抵押品不足。金李表示，“我们通过各种其他途径也有所解决，比如说通过知识产权作价成为担保品。但目前总的说来仍然不够。如果有足够多担保品，金融机构放款就不用太担心坏账问题，其意愿会大大加强，放款效果会大大提升，特别是坏账率显著下降。这样可以形成可持续的对小微企业更多的支持。” 第三，制定对于民营小微和科创企业的优惠融资的长效评价机制，而且功能应该重于形式。支持民营小微科创类企业，说到底从功能上是要增强信心，鼓励创新，拉动就业，提振经济。所有大的民营和科创类企业最初都是始于小微企业。但反过来并不成立：不是所有的小微的民营科创企业最终都能长成参天大树。[详情]

　　全国人大代表、建行湖南省分行行长文爱华谈风控经验： 对民企的“救”与“扶” 需学习中医的“望闻问切”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李玉敏 北京报道 导读 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过程中，文爱华认为，国有大行应该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 三大攻坚战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排在首位，其中，重点是防范金融风险。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建行湖南省分行行长文爱华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有人承担、能够承担的风险就没有危险，无人承担的风险积聚多了才会产生系统风险”。 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过程中，文爱华认为，国有大行应该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 在面对不同类型的风险暴露时，文爱华甚至提出了“医者仁心”的概念，通过风险管理，望闻问切把脉发展，辩证施治救死扶伤。 风险管理“全覆盖” 在风险管理、制度、文化建设方面，文爱华表示，在总行的要求下，建行湖南省分行也做了诸多探索。比如，推行了全面风险管理，将风险管理覆盖至所有机构、所有员工、所有业务、所有风险及所有经营管理流程。 “风险管理是全过程管理，从贷前调查开始到收回为止，整个过程都要管理，是否履职尽责，哪个环节出问题，都要严格追究责任。”文爱华介绍，建行湖南省分行还推进了信贷管理“315工程”，制定了“全覆盖、分层级、有考核、重运用”的考核体系，将所有信贷项目分层级分解到各级负责人，压实管理责任，将负责人薪酬与管理情况挂钩，并且占了较大比重。 一次，文爱华到辖区内某二级分行调研，在会上，突然发问某负责人 “根据‘315工程’你负责多少客户？某某客户关键风险点在哪里？去年的应收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会后，该负责人坦承，面对这样的提问感觉压力很大。 不过，文爱华表示，对于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贷款，该行积极落实“尽职免责”，印发了《信贷业务尽职免责实施细则（试行）》，对没有道德风险和严重违规行为的人员进行了免责，使尽职履责人员“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贷款余额1000万元以下的普惠金融贷款和民营企业贷款，责任认定和责任追究工作可以推迟到核销后两年，有效促进了相关责任人积极作为挽回贷款损失。 在人员配置上，文爱华表示，该行向各二级行配备专职三级风险经理，专门负责制度执行管理。“三级风险经理在职等上与二级行行长一样，高于副行长，有效提高了合规经营、风险管理的权威性”。 此外，该行还特别加强了风险预警工作。据文爱华介绍，该行做到按日监测、按旬追踪、按月通报，有效提高预警任务响应率和处置率。对系统预警事项及时开展风险甄别、风险核查、跟踪管理，对于系统监控发现的明显违规操作、风险突出的客户进行拦截，避免“带病”进入后续流程。 综合把脉后分类整治 针对不同的风险暴露，文爱华表示，要认真分析具体情况，在“心中有数，管控有效”的前提下，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风险防控措施。 如果是临时周转困难，继续给予扶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2018年，通过再融资与期限调整的方式，扶持中小企业近百户，涉及信贷余额133亿元。对于部分临时困难客户，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还增加信贷投入，有力缓解客户的资金紧张，帮助客户化解风险。 如果是企业经营管理不善，也不盲目抽贷、断贷，而是分析企业经营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帮助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与企业共渡难关。 文爱华举例称，某大型民营企业出现流动性紧张，多笔贷款出现逾期，被多个金融机构告上法庭，部分资产被查封，面临破产清算的可能。在分析企业经营状况的基础上，建行湖南省分行主动向湖南省委省政府、监管部门汇报，召集20多家金融机构成立了债权人委员会，对客户数十亿元金融债务提出风险化解方案。经过多轮磋商，艰难达成一致意见。不过，在后续执行过程中，因为特殊原因出现困难，风险化解一度陷入困局，连企业老板都失去了信心。但该行始终不抛弃不放弃，对相关债权人一一上门做工作，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状况，催收应收账款，处置闲置资产，引入战略投资者，在多方努力下违约因素得到消除，企业初步走上发展的轨道。 对于形成的不良资产、恶意逃避债务的企业，则拿起法律武器，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对于僵尸企业，主动暴露风险，进行资产处置或者破产清算。 对于重点不良项目，文爱华表示，该行则成立专门团队，组织精干力量，多措并举推动不良处置工作。 比如，某高速项目客户存在投资超概算、通行收入费未达预期的潜在风险，我们连续四年将项目纳入省行“二十大”风险项目，连续两年纳入总行 “三十”风险项目。省分行、二级分行负责人多次前往外省约见实际控制人，加强与通行费资金归集单位协调沟通，保证该笔贷款四年来一直无欠息或逾期记录。 文爱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为当地政府化解政府债务危机，该行献计献策，主动对接14个市州、300个平台公司，对1200笔1218亿元存量政府债务实施一户一策或多策。对期限不匹配的，主动延长还款期限；对重点项目，在隐性债务不增加的情况下，不断贷、不抽贷，继续给予支持；对部分现金流不能完全覆盖的项目，协助转型为PPP项目。 据介绍，2018年，该行全年共处置表内不良贷款43.86亿元，其中现金回收17.04亿元，盘活上迁3.02亿元，呆账核销9.24亿元，批量转让7.81亿元，证券化6.75亿元。[详情]

　　民营银行揽储痛点难解 政协委员提议放开理财业务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包慧 杭州报道 全国两会中，民营银行也成为金融领域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全国政协委员、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在今年两会期间提交了12份提案。由于正泰集团参股了国内首批五家民营银行之一的温州民商银行，持股29%，为主要发起股东之一，南存辉本人也是民商银行的首任董事长。因此民营银行也成为他持续关注的领域。 南存辉在“关于加快落实民营银行开办理财业务的提案”中建议，加快落实民营银行开办理财业务的进度，支持民营银行在遵守《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及相关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根据自身定位和服务能力开展有效的理财金融服务，从而开拓和夯实银行基础客户群，为今后设立理财子公司打好基础，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 一位民营银行的行长3月6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放开民营银行的理财业务可能性很小，“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是（监管层）对民营银行内部管理能力不放心。”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部分民营银行已先后提交了关于允许开办理财业务的申请，但目前均未得到许可。 民营银行揽储之痛 自2014年3月银监会正式启动民营银行试点工作以来，全国已有17家民营银行开业运营。由于民营银行特别是线下的民营银行网点比较单一，限制了其存贷款业务拓展，在利率价格、信用背书、获客渠道等方面都不占据优势。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持续深化，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不断收窄，理财业务将成为商业银行转型和多元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民营银行存贷盈利模式受到周期性考验，如能开展理财业务，民营银行可针对小微企业资金规律推出特色理财产品。既有利于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提高企业资金收益从而提升企业利润，也更有助于通过资金归集和理财联动方式，合理降低客户贷款利率。”南存辉在提案中表示。 与大中型银行相比，民营银行在揽储上处于劣势。但现有规定明确禁止民营银行开展理财业务。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互联网民营银行采用一个变通的做法实现“高息”揽储，即通过在产品结构上做“收益权转让”，银行通过将定期存款质押并将收益权转让给第三方合作机构，将定期存款做到了流动性如活期存款一般，收益却如银行理财一般，从而发明出一种被称为“智能存款”的互联网存款，从而绕开不能做理财业务的监管规定。不过，对于线下的民营银行而言，这样的“曲线救国”也无法企及。 事实上，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监管层在去年底就已经注意到这类“智能存款”的火爆，目前智能存款属于银行法定存款，受到了存款保险制度的保护。监管出于对其流动性管理风险的担心，已经与相关机构进行了沟通。因此在去年底和今年初，这种互联网存款已经被限量、限价或下架。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目前多家民营银行通过调整智能存款产品实现每日销售限额管理，暂停存入只保存存量客户。比如微众银行APP界面已不再推介智能存款产品。 也有部分智能存款产品调整了收益率。以百信“智惠存”为例，虽然购买时没有额度限制，但其官方公告称，从今年3月1日起下调其产品收益率，从此前的4.1%降至3.8%。但在2019年3月1日之前存入的资金，仍按照调整前的收益率计算收益。 这种互联网存款从收益和流动性上不仅秒杀了传统存款，甚至还胜过了部分银行理财产品。一位民营银行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承，智能存款即使利率比普通存款要高一些，但总体资金成本并不算高，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借此获客。 多数业务集中于小微领域 如今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民营银行被迫寻找新的生存发展之道。目前首批成立的五家民营银行均已实现盈利，并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特色业务模式。总体而言，多集中于小微等传统银行不擅长的普惠金融领域。 以网商银行为例，刚刚升任网商银行行长的金晓龙3月1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2018年一年时间，网商银行为小微经营者提供了超过1万亿元的资金支持，截至目前累计服务超过1500万家小微经营者。 但民营银行的发展仍面临诸多内外部挑战。对于互联网民营银行，通过线上开展业务，事实上实现了跨区域经营，而城商行农商行则严格被禁止跨区跨经营，资金不出省已经是监管层再三强调的红线。如何兼顾尺度的不统一与不同形态机构差异化，在实现监管政策平衡同时，有效地掌控潜在风险也是难题。[详情]

　　小微企业融资贵成两会高频词 网贷机构赋能“底牌”靠科技能力 证券日报 本报记者 刘 琪 网贷机构小微企业借款2013年成交额仅为124.32亿元，而2017年则高达8722.8亿元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民营及小微企业成了高频词汇，15次提及相关内容。其中，着力缓解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是重点着墨之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切实使中小微企业融资紧张状况有明显改善，综合融资成本必须有明显下降。” “这表明发展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是金融工作的重要目标。围绕这个目标，各种金融业态应发挥所长，形成普惠金融的发展合力。”开鑫金服总经理周治翰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谈道，对于互联网金融平台来说，可以发挥体制机制灵活、接地气、定制化服务的特点，为支持实体经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发挥所长。 实际上，作为传统金融机构的有效补充，互联网金融企业尤其是网贷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规模近年来不断增长。据金融城去年底发布的《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特色化解决方案》显示，2013年至2017年末，网贷机构服务的小微企业累计业务成交额超2万亿元。网贷机构小微企业借款在2013年年成交额仅为124.32亿元，而2017年已高达8722.8亿元。 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 融资痛点最突出 一直以来，民营和小微企业的发展都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在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是重要的一部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15次提及相关内容，还重点强调要缓解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在PPmoney万惠集团执行副总裁、PPmoney网贷CEO胡新看来，近年来，扶持中小微企业、支持实体经济是我国金融业一贯的工作重点。“在我国，私营企业是小微企业的主体，约80%的私营企业是小微企业。小微企业已经占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从融资需求角度来看，小微型的科创型企业融资需求更多，但是他们的融资需求很难在现有的金融服务框架之下得到满足，因此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声音不断出现”，他对《证券日报》记者说道。 有调查显示，在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当中银行贷款占比较大。由此可知，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相对比较单一。但从银行的角度出发，这些中小企业缺乏抵押担保品，从风险防控的角度来看，按照银行传统的贷款服务方式企业必须要提供这些东西，因此就造成了一个结构性的矛盾。 百乘金科CEO贾鹏也认为，当前，民营和小微企业的发展中，融资痛点最突出。“政府一直对民营和小微贷款非常重视，但小微企业因为资产规模小、难有合格的抵押和担保物，加之抗风险能力相对弱、财务信息不健全等问题，而被传统金融机构‘挡’在门外。小微企业对资金的渴求和以银行为主的市场供给之间有非常大的缺口。” 为了扶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解决发展中痛点，近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了明确的政策路径。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小微企业大有可为，要扶上马、送一程”；2017年则提出：扩大小微企业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的范围，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力度，释放的资金全部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家一直在引导各类金融服务机构下沉服务重心，真正往‘小’上转，民企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得到了政策层面的支持”，有业内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指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服务民企和小微企业，有利于引导各类金融服务机构形成发展普惠金融的合力，让它们贷到款，降低融资成本，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互金企业用金融科技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局 除了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企业也在辅助解决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尤其是近两年依托于金融科技手段的运用，为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提供了新的方向。 凡普金科创始合伙人、CEO董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金融科技为解决小微实体和个体融资问题提供了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这将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推动金融服务下沉，赋能更多的个人和小微、民营企业。传统金融机构具有成熟的风控系统和规模化的运营能力，金融科技企业在数据、流量获取以及客户下沉方面更具经验，二者形成互补，必将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破解小微企业困境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根据小微企业的实际情况，为它们定制化设计服务模式，充分挖掘他们的应收账款、交易数据，帮助它们以更低成本、更快的速度融到资金”，据周治翰介绍，开鑫金服这两年一直通过金融科技手段，搭建线上化的供应链服务系统并对外输出。 通过该系统，开鑫金服的合作方可以方便地盘活小微企业持有的供应链应收账款、存货等资源，破解融资难题。此外，开鑫金服研发的供应链系统实现了供应链融资全流程的线上化，减少了线下面签的工作量和业务成本，大大缩短了供应链企业的借款流程。截至2018年12月底，开鑫金服旗下开金中心已将供应链上小微企业平均年化融资成本降至9%左右。 胡新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近年来，PPmoney万惠集团持续加大在金融科技人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的投入，不断提升风控体系和风控能力，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截至2019年2月底，PPmoney万惠集团服务用户已超过4185万，累计现金交易总额超过1181亿元，累计借贷笔数超过1106万笔。在借款端，平台服务用户已超过2700万，其中小微企业主占比为36%，且比例还在不断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我国土地流转的快速发展，一批具有先进的市场意识和技术的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大种植户等新农主体已经崛起，在产业发展中起到引领作用。与传统的小农身份不同，他们已经采用了现代公司化的运作体系，是农业领域的小微企业。 “目前，农业领域的小微企业面临农村地区抵押物有限，三农征信尚不完善等现实问题，金融机构的风控难度大，授信意愿不足。三农整体的资金缺口明显，需要多元化融资渠道和资本的参与”，布谷农场联合创始人兼总经理郑伟博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过去的4年里，布谷农场深入到农业供应链中，为家庭农场、农业小微企业提供了超过150亿元的金融撮合服务，也带动了区域及产业上下游超过400亿元的产值。[详情]

　　互联网金融“缺席”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5年关键词变化折射监管脉络 证券日报 本报记者 刘 琪 从2014年到2018的5年间，“互联网金融”每年都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梳理对这5年互联网金融的表述，从促进发展、异军突起、规范发展到警惕风险，再到健全监管，呈现了互联网金融在国内的发展周期，也显示出互联网金融行业5年来经历了从高速发展到规范整治的历程。 但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互联网金融却“缺席”了。有业内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指出，虽然没有单独对互联网金融进行表述，但“激励加强普惠金融服务，壮大数字经济”的内容也适用于互联网金融，这也给合规平台发展指明了方向，即：充分发挥技术和大数据优势，做好普惠金融服务，引导更多资源投入到支持实体产业发展中，解决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这也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重要部分。 互联网金融连续5年 “现身”政府工作报告 互联网金融近年来一直是两会关注的焦点。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自2014年起至2018年，互联网金融连续5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 2014年，互联网金融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则两次提到互联网金融：回顾2014年工作时提到“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展望2015年工作提出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整顿规范金融秩序，严厉打击金融诈骗、非法集资。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当前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 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违法活动。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和企业兼并重组。加强金融机构风险内控。强化金融监管统筹协调，健全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监管，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 措辞变化 折射行业监管动态 不难看出，五次不同阐述表明了政府对互联网金融行业态度在转变。顺着每年不同的措辞，也可以摸出监管变化的脉络。 互联网金融在发展之初，作为普惠金融的创新模式，获得了政策上的支持与鼓励，带动行业在2014年进入红利期。但是随着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监管的缺失使得行业风险不断暴露。因此，行业在2015年拉开了监管大幕，该年7月18日，央行、财政部等十大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针对P2P等互联网金融行业制定了纲领性的指导措施，在运作模式、资金托管等方面均明确了要求。同年12月28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面世，向社会大众公开征求意见。 为了防范风险积累，整顿规范金融秩序，2016年4月份出台了《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对第三方支付、P2P网络借贷、股权众筹等分类专项整治。同年8月24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发布。 2017年，政府提出警惕风险。这一年，央行、银监会等部门相继出台了P2P网贷、现金贷、ICO等业态的强监管规定，对违法、违规业务活动进行清理整顿。同时，网贷银行存管、备案、信息披露三大主要合规政策悉数落地，网贷行业“1+3”制度体系正式形成。 在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的要求下，2018年全国各地开始陆续按照《关于做好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整改验收工作的通知》发布整改验收工作指引表，积极开展整改验收工作。该年8月份，又先后发布《关于开展P2P网络借贷机构合规检查工作的通知》和《P2P网络借贷会员机构自查自纠问题清单》，加速网贷合规备案进程。 化解金融风险 涵盖互联网金融风险 在今年两会之前，业内都在期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互联网金融有怎样的描述，但是今年它却“缺席”了。 对此，互金专栏作者毕研广在接受《证券日报》采访时表示，虽然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到互联网金融相关词汇，但是多次提及了化解金融风险。现阶段，化解金融风险是“三大攻坚战”之一。化解金融风险是全方位立体式的，对涉及金融业务的企业，不管是传统金融机构还是新兴的互联网金融机构都要一并化解风险。当前，互联网金融行业进入整治期，政策频出。不管是打击逃废债，还是督导平台良性清盘，都是在帮助互联网金融化解风险。随着整治的不断深入，行业自律自查也进入了关键期，尤其是2019年3月底监管机构就要公布行政核查的结果，对于互金企业、网贷平台来讲到了最后交答卷的时刻。 “防范金融风险，是防范整体金融行业出现系统性风险。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系统的一部分，发展也与金融大环境息息相关”，前述业内人士认为，经过过去几年的清理整顿，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风险已得到逐步缓释，但防范和化解风险仍然是重中之重。对互金机构来说，始终要把风险防范放在第一位，合法合规运营。 而在简普科技CEO叶大清看来，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及“互联网金融”，但就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现状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仍是未来发展趋势，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金融行业的落地应用，将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的服务效率，降低潜在风险，解决中国金融行业供需结构性失衡的问题，让中国金融行业从“大而不强”走向真正的强大。 金融科技的融合应用 推动普惠金融纵深发展 尽管互联网金融未被提及，但是或许可以从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其他重点内容一探互联网金融及普惠金融的未来走向。 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薛洪言指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既强调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也强调打击非法集资，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这两个方面也是互联网金融的一体两面：一是，互联网金融是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以P2P、现金贷为代表的特定领域，在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和处置。 薛洪言认为，站在监管的立场，会分而治之。比如将一些机构纳入监管体系让其上岸，如蚂蚁金服、苏宁金融等纳入金控试点的巨头；同时也会强力推动对另一些机构的整顿清理，能关则关，消灭风险。在此监管逻辑下，行业分化会进一步加速。 叶大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推动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数字普惠金融的融合应用将给行业带来乘积式的增长，也将进一步通过驱动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的变革，实现从“智慧”金融到“智惠”金融的本质跨越，从而推动普惠金融的纵深发展。 他进一步谈道，“我们预见，中国将迎来数字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的黄金十年。金融数字化将成为比电商更大的蛋糕，电商改变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但是金融改变生活还没有开始，中国金融科技、数字金融在某些方面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如移动支付、消费金融、保险、财富管理、小微金融等领域还没有开始，这是一个未来规模将达到几十万亿元的市场。”[详情]

　　新浪财经讯 3月7日消息，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总经理韩峰提交了《关于防止炼油产能“一窝蜂”向化工转型的建议》。他表示，当前不少炼油企业在谋求向化工转型，但许多化工企业面临基础建设薄弱、管理不规范、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到位等问题。建议国家统筹布局，对企业统一要求统一标准，对高端产业、低端产业区别对待，该转型的转型，该并购的并购，该停工的停工，借机转出高质量，转出新产品，打造新产业。 建议主要内容如下： 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炼油国。2017 年，我国炼油总能力达到 7.72 亿吨/年，炼油能力过剩 0.63亿吨/年，已处于严重过剩状态。随着国有企业扩能和民营企业新建项目陆续投产，预计“十三五”期间，炼油总能力将达到 8.82 亿吨/年，过剩约 1.23 亿吨/年，产能过剩将进一步加剧。 与之相对应的，2017年，我国乙烯产能达到 2455万吨/年，产量 1824 万吨/年，当量消费量约4250 万吨/年，当量消费缺口 2426 万吨/年，消费缺口持续增大。“十三五”期间，随着新建石化装置陆续投产，乙烯产能年均增速约 6.8%，2020 年乙烯产能将达到 3000万吨/年，当量消费量为 4800 万吨/年，仍有约 2000 万吨/年的缺口。 因此，面对炼油产能严重过剩、油品结构不尽合理和化工产能尤其是满足市场需要的高端产能不足的矛盾，炼油企业由“燃料型”向“化工型”转型已然是大势所趋，炼化结构转型升级是解决矛盾，实现我国炼化行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前，不少炼油企业均在谋求向化工转型， “一窝蜂”地投资金、铺摊子、上项目，但是国内许多化工企业面临基础建设薄弱、管理不规范、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到位等问题。 因此，建议国家统筹布局，顶层设计，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境外企业统一要求、统一标准，对高端产业、低端产业区别对待，该转型的转型，该并购的并购，该停工的停工，借机转出高质量，转出新产品，打造新产业，防止“一窝蜂”借转型之机，掩盖了市场竞争力不足、创新能力不强、安全环保缺失等问题。同时，防止“一窝蜂”转型，带来化工市场的无序竞争，让当下的问题转移成未来的问题，陷入重复建设、重复过剩、重复治理的怪圈。 （新浪财经 刘丽丽 发自北京）[详情]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8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代表小组会议，审查预算报告；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分别提出关于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的审查结果报告。 下午3时，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关于外商投资法草案的说明。 8日上午10时，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详情]

　　上证报讯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3月7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金融扶贫在脱贫攻坚战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希望金融机构和相关部门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金融扶贫力度，特别是在深度贫困地区、产业项目、易地扶贫搬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更多支持。（汤翠玲）[详情]

　　新浪财经讯 3月7日消息，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总经理韩峰提交了《关于大力推进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建议》。他建议，尽快将煤炭消耗总量中的燃料煤总量和原料煤总量合并统计口径进行修改，做到分类统计、有控有增。还应科学控制燃料煤总量，切勿“谈煤色变”，做到“一分为二”，鼓励调增原料煤总量用于制氢、制化学品，积极引导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总经理韩峰 建议主要内容如下： 我国是煤炭消费大国，我国经济高度依赖煤炭的特征短时间内很难发生根本改变，煤炭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 程中的战略地位不会动摇。习近平总书记到神华集团视察时，鼓励大力推进煤炭的高效清洁利用，不要“谈煤色变”。 2017年，国家能源局《煤炭深加工产业示范“十三五”规划》提出，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源和重要原料，适度发展煤炭深加工产业，既是国家能源战略技术储备和产能储备的需要，也是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并提出“十三五”期间，重点开展煤制油、煤制天然气、低阶煤分质利用、煤制化学品、煤炭和石油综合利用等5类模式，要求“依托大型炼油厂开展煤与石油综合利用工业化示范，采用煤气化为核心的制氢系统，节省天然气。” 因此，面对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现状，为进一步改善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压减燃煤消耗量是必由之路，但是同时必须提倡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以满足国家对绿色能源的需求，这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如何实现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就要是按照“依托大型炼油厂开展煤与石油综合利用工业化示范，采用煤气化 为核心的制氢系统，节省天然气”的要求，结合油品质量升级的资源需求，加快推进煤气化制氢的布局，综合采用二氧化碳回收技术，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更多绿色低碳能源。 当前，煤炭直接汽化生产氢气技术可行，不仅安全环保，而且成本低廉，煤制氢就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要途径之一，齐鲁石化煤气化装置就是让煤炭“乌金”变“白金”的鲜明案例。 因此，建议一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尽快将煤炭消耗总量中的燃料煤总量和原料煤总量合并统计口径进行修改，做到分类统计、有控有增。二是科学控制燃料煤总量，促进大气质量改善，切勿“谈煤色变”，做到“一分为二”；鼓励调增原料煤总量用于制氢、制化学品，积极引导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乌金”变“白金”案例：齐鲁石化煤气化装置是将煤和上水磨成煤浆，打入气化炉与氧气充分合成，再经净化处理，产出高纯度氢气用于油品质量升级。生产末端产生的灰渣用于制作空心砖等环保建筑材料。多余的二氧化碳正研究作为水资源替代品用于原油开采，既降低碳排放，又节约水资源。齐鲁石化煤化工装置多项关键指标中，纯氢耗煤指标（生产1吨氢气耗煤炭数）是中国石化 2018年同类行业最好水平，化工燃动能耗创历史新低，该装置连续运行周期还曾创出 777 天的世界纪录。】 （新浪财经 刘丽丽 发自北京）[详情]

　　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王景武：建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辛继召 深圳报道 3月7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王景武将提出提案，建议建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王景武认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和CEPA建设的推进，粤港澳金融合作不断加强，跨境互设的金融机构持续增多，跨境金融创新产品不断丰富，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粤港澳金融合作为扩大区域货物、服务贸易和跨境投融资提供了便利，促进了货物、资本、人员在广东与港澳地区之间的流动。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正式发布，更开创了粤港澳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新局面。与此同时，伴随着粤港澳金融合作的深入推进，金融机构跨境监管套利、跨境金融风险交叉传染、跨境资金异常流动等金融风险隐患日益突出。 然而，目前粤港澳之间尚未建立紧密的、常态化的监管协调机制，不利于共同防范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更紧密金融关系的健康发展，建议建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完善粤港澳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给现行体制带来新的挑战 王景武认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不断扩展，区内金融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升，但由于香港、澳门和珠三角城市在金融制度和金融环境方面的较大差异，大湾区金融的互联互通将给现行体制机制带来新的挑战。 一是金融机构跨境监管套利的挑战。随着金融机构跨境互设趋于自由化，粤港澳金融机构跨境互设增多。 截至2018年末，粤港澳金融机构互设的分支机构已超过200家，且广东省部分金融机构通过在港澳新设或收购金融机构，获取金融“全牌照”，出现金融混业经营趋势。由于粤港澳之间的监管框架和监管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别，跨境互设金融机构以及混业经营形成趋势，可能引发监管套利等许多新的问题，增加跨境监管的难度。 二是跨境金融产品风险交叉传染的挑战。 近年来，粤港澳地区金融同业业务合作不断加强，内地居民赴港购买保险、开立证券账户参与港股等新型跨境投融资活动进一步活跃。然而，跨境金融产品和金融活动存在监管主体不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缺失等风险。此外，由于缺乏统一的粤港澳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各金融监管部门难以系统性地对跨境金融活动交叉性风险进行处置，风险的外溢及逃避监管现象无法得到有效遏制。 三是跨境资金异常流动的挑战。 近年来，受国内经济增速下滑、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等因素影响，广东跨境资金流出压力增大，资金异常流动风险上升。由于粤港澳间的贸易往来、资金流通日益频繁，异常资金通过港澳跨境转移的情况增多，异常资金流出渠道更加隐蔽，资金流出形式更加多样，加大了跨境资金流动管理难度。 协调机制的主要举措 一是开展大湾区金融综合监管机制创新试点。 支持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金融综合监管机制创新试点，探索金融综合监管创新，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将部分贴近市场、便利产品创新的监管职能下放至在粤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市场组织机构，加强跨部门、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业务监管协调和信息共享。 二是建立粤港澳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 建议国务院授权在广东省试点建立粤港澳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由中央驻粤金融监管部门、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香港金管局、澳门金管局等组成。联席会议主要职责包括：构建三地金融监管信息交流机制，建立金融机构跨境经营风险、突发性重大风险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建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合作机制，完善广东与港澳地区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机制，以及完善粤港澳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监管合作机制等。 三是建立粤港澳金融监管信息共享平台。 推动大湾区内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对接和数据交换，探索建设粤港澳金融监管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三地金融监管部门日常金融监管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完善区域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经济金融调查统计体系和分析监测及风险预警体系，及时提示金融风险，健全金融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提高监管效率。 四是强化金融产品和业务创新的监管。 借鉴香港的经验，在粤港澳大湾区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创新产品监管制度，确立适合国情的金融创新产品监管模式，试点推行金融“监管沙盒”，试点建立粤港澳跨境金融产品登记备案中心，形成对跨境金融活动的统一监督体系，强化对跨境金融活动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引导跨境投融资需求更加透明化、公开化。 五是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分析机制。 建立健全跨境资金流动管理的法律法规，完善相关业务数据系统和事中、事后监管的长效机制，探索借助大数据、云计算提高跨境资金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守住不发生风险的底线，维护大湾区金融市场稳定。 参考：《大湾区业界建言三地金融融合： 设置统一监管标准 区块链先行一步》 （编辑：周鹏峰） （本文来自于21财经）[详情]

　　郭树清：高度重视金融防风险 一刻不能疏忽 上证报两会报道组 “防范风险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必须高度重视，把工作做好，一刻也不能疏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3月6日下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代表团驻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至于金融防风险的重点清查方向，郭树清说，此前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到的不良资产风险、流动性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以及其他相关风险，这些风险还都在。有的有所缓和，有的有所调整，但总体上需要高度重视。 他强调，金融业开放和发展要以保证金融安全、金融稳定为前提。金融管理部门最大的责任在于保持金融稳定，在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开放、才能发展。 去年金融业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郭树清认为，之所以可以扩大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步伐可以迈得更大更快，就是因为我国市场已经积累了多年经验，现在具备了相应条件。他欢迎外资机构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而且他坚信风险完全能把握、能控制，“现在外资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将能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而不是带来更大风险。” 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郭树清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科学合理地做好股权质押融资业务风险管理。那么，他如何看待当前银行体系的股权质押融资业务风险？“一直处理得很好！没有问题！”他昨日如此回应记者。 银保监会曾表示，要吸引更多保险资金以多种方式参与资本市场投资。目前险资投资权益类资产的上限是30%，市场关注险资入市比例是否还会放开。对此，郭树清表示，下一步再研究。[详情]

　　央行系统人大代表呼吁尽快修订《存款保险条例》 上证报两会报道组 全国两会期间，围绕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稳妥有序处置金融风险的话题，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系统的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密集发声，建议对2015年5月开始实行的《存款保险条例》（下称《条例》）进行修订完善。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王景武建议，尽快修订《条例》，以存款保险制度为核心，加快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 首先要做实早期纠正机制，确立规则式的处置触发机制。王景武建议，增加“限制分配红利或实施激励、限制股权投资或回购资本工具、限制资本性支出、停办高风险资产业务、限制增设新机构或开办新业务”等措施，避免问题投保机构股东“吃完股本”后通过分配红利或者实施激励“吃存款”，在早期纠正期间及时进行瘦身自救，回归主营业务，限制杠杆业务扩张，有效降低风险敞口，避免损失扩大和风险传染。 对于处置触发机制，王景武指出，要设立触发指标和具体定量标准，明确“非纠正即接管”，即当投保机构资本充足率低于2%或者存在其他引发严重信用风险的情形时，立即触发处置程序。 其次要确立存款保险处置当局地位，强化存款保险处置性权力和工具。王景武建议，要进一步丰富风险处置工具箱，明确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既可以促成其他合格投保机构实施收购承接，也可以设立过桥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实体、特殊目的载体（SPV）等处置工具直接实施收购承接。 再次要增加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豁免条款。王景武建议，明确我国存款保险基金可以用于促成投保机构重组和处置系统性风险，并增加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TLAC资本计提豁免条款，当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符合可处置性评估相关要求时，就可以按照TLAC的相关标准，豁免相应资本计提要求。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国家外汇局广东省分局局长白鹤祥认为，现有风险处置机制难以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有必要在修订《存款保险条例》的基础上制定存款保险法，明确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职责分工，制定客观可行的处置标准，构建市场化、法治化的有序处置机制，以实现保护公众利益、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道德风险、促进市场出清及最小化处置成本的目标。 白鹤祥认为，建立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应抓住四个重点。一是完善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法律法规，制定存款保险法，对现有法律法规中零散的、不成体系的风险处置规定进行整合。 二是明确风险处置中各部门责任划分，明确由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担任问题金融机构接管和清算组织，明确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作为我国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当局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提升其风险处置的权威性与专业性。 三是强化对风险的早期纠正职能，赋予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更为完善的金融监管信息获取权、核查权和处置权，使其能够尽早地识别出问题金融机构及风险点，尽快地制定并启动干预措施和程序，降低金融机构最终倒闭的可能性和风险处置成本。 四是制定客观可行的风险处置启动标准，构建一套既立足国情又符合国际标准的指标体系来判断金融机构的生存能力，以及是否构成启动处置的条件，并在存款保险法中予以明确。[详情]

　　全国政协委员、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内容 证券日报 全国政协委员、央行副行长陈雨露3月6日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别驻地小组讨论会上表示，目前央行征信中心已经将大型银行和部分中小银行、个别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部分互联网金融机构、小贷公司等金融数据纳入征信系统。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下一步金融供给侧机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详情]

　　央行系统两会代表建言金融风险处置 《存款保险条例》或修改在即\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辛继召 深圳报道 存款保险成为了央行系统官员、人大代表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包括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王景武、央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央行昆明中心支行党委书记杨小平等代表的议案，建议修改现行的《存款保险条例》，制定《存款保险法》。 处置触发 此前2015年5月，《存款保险条例》正式施行。 对于存款保险制度的修订，三位全国人大代表的议案均重视风险的早期识别、纠正和处置。 王景武建议，早期纠正措施方面，增加“限制分配红利或实施激励、限制股权投资或回购资本工具、限制资本性支出、停办高风险资产业务、限制增设新机构或开办新业务”等措施，避免问题投保机构股东“吃完股本”通过分配红利或者实施激励“吃存款”，在早期纠正期间及时进行瘦身自救，回归主营业务，限制杠杆业务扩张。 对于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接管处置，王景武建议设立触发指标和具体定量标准，明确“非纠正即接管”。即当投保机构资本充足率低于2%或者存在其他引发严重信用风险的情形时，立即触发处置程序。 具体来看，对于符合触发情形的投保机构，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要求其在90天内限期实施自救，规定具体期限的目的是避免出现拖延处置的倾向，使得问题投保机构迟迟无法进入处置程序。同时参照美国《联邦存款保险法》的规定，明确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采取早期纠正措施，一旦限期自救不成功的，都应当及时启动接管程序，由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接管处置，从而避免错过最佳处置时机。 白鹤祥建议，强化对风险的早期纠正职能，通过赋予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更为完善的金融监管信息获取权、核查权和处置权，使其能够尽早地识别出问题金融机构及其风险点，尽快制定并启动干预措施和程序，降低金融机构最终倒闭的可能性和风险处置成本。 另外，白鹤祥建议，明确风险处置中各部门责任划分，通过明确由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担任问题金融机构接管和清算组织，明确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作为我国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当局的法律地位。 杨小平建议，赋予存款保险机构充分的信息获取权、对银行进行风险监测，确保其全面并持续获得反映银行安全稳健经营的内控和监管信息，在早期对银行采取风险控制和纠正措施。 存款保险处置 若采取风险处置措施，王景武建议增加存款保险实施经营中救助的处置方式，明确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可以使用基金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实施注资，进一步丰富存款保险处置系统性风险的方式。其原因在于，目前《存款保险条例》规定存款保险基金可以用于实施收购承接，但是对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资产、负债、业务的收购承接，涉及大规模金融合同、业务和资质的转移接续，处置操作难度较大。从国际实践看，经营中救助作为一种重要处置方式，有利于提高SIFIs可处置性。 对于存款保险基金的具体作用，王景武建议，明确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既可以促成其他合格投保机构实施收购承接，也可以设立过桥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实体、特殊目的载体（SPV）等处置工具直接实施收购承接。从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第三轮有效处置机制同行评估结果看，通过明确上述风险处置措施和工具，我国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将更加符合《金融机构有效处置机制核心要素》的相关规定。 杨小平建议，明确如果采取风险处置措施后，问题银行仍无救活的可能，则应进入司法破产清算，存款保险机构作为法定破产管理人。存款保险机构依法履行偿付存款的义务后，可以作为债权人参与银行破产程序，分配破产财产，并就个人债权偿付部分优先受偿，最小化存款保险基金的损失。 存款保险处置中的例外情况，王建武建议，使用存款保险基金处置系统性风险应当考虑整体风险和损失最小化，可以遵循系统性风险处置例外条款的规定，即基金使用成本可以超过存款偿付的成本。但这种方式只能用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以防止存款保险基金被滥用的道德风险。 王景武建议，根据《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建议明确我国存款保险基金可以用于促成投保机构重组和处置系统性风险，并增加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TLAC资本计提豁免条款，当我国G-SIBs符合可处置性评估相关要求时，就可以按照TLAC的相关标准，豁免相应资本计提要求。[详情]

　　民营银行助力民企、小微样本： 网商银行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超2万亿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金蓉 上海报道 导读 截至2018年12月，网商银行及前身蚂蚁小贷已累计为超过1500万家小微企业，提供超过2万亿元的贷款支持。 2018年下半年以来，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民营企业遇到困难较多，在这个大背景下，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题，促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已成为当前中央工作的重点。 今年全国两会，小微经济也成为代表委员和媒体关心的热点问题。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次提及小微企业。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世界性难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经济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能突破。 总部位于浙江杭州的民营银行网商银行开年短短一个月以内就因在服务小微方面的突出成绩而先后被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和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公开点赞。 郭树清谈小微：网商银行做得不错 3月5日中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后，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部长通道”接受采访时表示，银行业在利用大数据降低不良率方面做了很多探索，有的将不良率控制在了1%左右。比如网商银行等贷款做得也很不错，不良率也比较低，今年会进一步推广这些经验，采取更多的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 郭树清表示，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相信能做到这一点。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正在大力推进。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月14日联合下发《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全面加强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和支持力度，就是要进一步落实支持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这方面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密切相关的，从金融业的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都要进行一些调整。 郭树清认为，对银行来说，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一定要获取足够的信息，避免把款贷给投资、炒作的企业。这方面银行业做了很多探索。大型银行比如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运用大数据互联网取得很大进展，也可以做到很快放款，不良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还有网商银行、微众银行、互联网小贷公司等，贷款做得也很不错，不良率也比较低，所以今年银保监会会进一步推广这些经验，在大中小银行里面普及，采取更多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 2月20日，浙江省委书记车俊调研浙江省金融机构并出席金融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实施“融资畅通工程”，推动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取得实质性突破，推动浙江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日上午调研中，车俊首先来到蚂蚁金服考察。蚂蚁金服旗下的网商银行，依靠科技创新打造“3分钟申请、1秒钟放贷、0人工干预”的服务小微模式，联合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支持，累计为超过1500万户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提供贷款服务。 车俊在当日下午的座谈会中表示：“蚂蚁金服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优势，推进小微网贷快速增长，很了不起。”车俊对其“科技+联合”的做法表示赞赏，希望他们进一步深化科技金融服务，要求各级推动银行与之对接合作，共同为广大小微企业提供服务。 民营银行助力金融体制改革样本 虽然有各种技术手段和政策红利，但从根源来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机构转型升级，才能真正打破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要求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并要求各类中小金融机构积极开发适合本地企业和本土需求的金融产品，通过提高运营水平和服务能力来实现自身发展。 作为首批获得牌照的民营银行之一，网商银行一直以金融科技为基础的创新模式服务小微企业。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网商银行及前身蚂蚁小贷已累计为超过1500万家小微企业，提供超过2万亿元的贷款支持。网商银行还通过技术力量降低融资成本，2018年其贷款平均利率比2017年整体下降1%。通过长期积累的风控技术能力，一方面可以让小微企业不用担保和抵押，凭借信用就能进行贷款，另一方面，将网商银行的不良率控制在了1%左右。 2018年支付宝服务的中国小微企业贷款笔数逾8000万笔，同比2017年，贷款笔数增幅达60%，强劲增长的贷款需求映射出小微企业对未来的经营信心。 一花独放不是春。网商银行还启动了“凡星计划”，向行业开放所有能力和技术。截至目前，已有桂林银行等近400家金融机构加入“凡星计划”。 比如扎根农业大省（区）广西的桂林银行，与蚂蚁金服共同探索出一条线上+线下优势结合的道路，利用蚂蚁金服提供的数据风控的农业信贷新模式，以小额、批量、信用、线上为特点的融资产品，借助各级政府、农资供应商、核心企业，精准对特定区域、产业、人群进行信贷投入，实现规模化授信，助力政府实现农业产业政策和精准扶贫。 桂林银行董事长王能表示，原来想做农村金融践行普惠，受制于传统手段，效率低、成本高、风控难，只能服务农村市场的少数大客户，与普惠相距甚远。借助蚂蚁金服的数据风控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服务两万客户，做到随借随还，降低农户获取成本，这在以往的商业模式是做不到的。截至2018年6月，桂林银行和蚂蚁金服合作“旺农贷”，累计放款超过3.5亿元，服务农户超过2万户。 2018年3月，蚂蚁金服开始在农村地区着力推进“数据化产融模式”，更好地整合了农村经济链条中各参与方的优势力量，通过技术创新，弥补传统金融服务的短板。数据化产融模式是通过和农业龙头企业合作，基于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量化信息建立大数据模型，为农户授信。 河南兰考县副县长王彦涛就深有感触，据他介绍，兰考县一直在做普惠金融的探索，与网商银行合作的用数字化方案解决的信贷方式在2018年刚上线时，短短20天就授信了8000户。“2017年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五家商业金融机构只有2万户，所以数字化的力量是无限的。” 蚂蚁金服农村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彭博介绍，不仅在河南的兰考、内乡、社旗，湖北的巴东、利川，甘肃的通渭、临洮，山东的邹城、诸城、新泰，以及陕西、广西等省份的众多县域都已经开始了这种模式的探索。截至目前，蚂蚁金服县域普惠金融服务已经落地22个省、市、自治区，覆盖超100个县域，未来还将惠及更多省份的“三农”用户。 大数据技术让普通农户、小微涉农企业等农村用户，得以享受与城市用户无差别、平等便捷的普惠金融服务。 截至2018年12月，蚂蚁金服涉农贷款累计服务客户数1.94亿户，其中服务了591万家农村小微企业、农村个体工商户、农村种养殖户。[详情]

　　两会聚焦 | 解开税延养老险“枷锁”，需要这四步 国际金融报 罗葛妹 “国家应优化商业养老保险的税收支持政策，推进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3月6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燕芳在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时呼吁。 周燕芳说，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民生问题，需要广泛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参与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建议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引导作用，推动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下称“税延养老保险”）的快速发展，尽快补齐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建设短板，构建一个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保障中国人的美好晚年生活。 潜在空间 周燕芳说，“从当前我们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和养老金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的养老金储备是不充足的。” “造成我国养老金积累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在于积累来源单一。”周燕芳分析，养老金储备比较充足的国家，第一、第二、第三支柱的发展相对比较均衡。以美国为例，2017年底，美国31.01万亿美元养老金中，第一支柱约2.8万亿美元，占比9%；第二支柱约16.83万亿美元，占比54%；第三支柱约11.38万亿美元，占比约37%。同期，我国养老金总额7.3万亿元中，我国第一支柱占比超过80%；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目前仅一些大企业建立，约2700万人，仅占参加社保人口的7%左右；第三支柱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更为滞后。 周燕芳补充称，目前我国第一支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合计缴存比例为28%（全国各地缴存比例略有不同），其中企业缴纳20%，个人缴纳8%，缴存比例远高于美国的12.4%和日本的18.3%。因此，我国养老金体系保障能力的提升只能依靠大力发展第二和第三支柱。而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参与者主要是政府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实际操作中难以突破覆盖面小、参保人数少等困境。“最大的空间还在于第三支柱的发展”。 四个限制 2018年4月，银保监会、财政部等五部门共同发布《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财税【2018】22号）和配套政策。 2018年5月1日，个人税延养老保险在上海市、福建省和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试点期限暂定一年。根据方案，个人缴费税前扣除限额最高不超过12000元/年，延税额度最高为5400元/年。 根据养老保险业务经营特点，遵循收益稳健、长期锁定、终身领取、精算平衡的基本原则，保险行业推出了确定收益型、保底收益型、浮动收益型三大类全产品体系，以满足市场多样化的产品需求；建立了中国保信税延养老保险信息平台，实现了与金税三期数据对接，确保税务申报和优惠权益的实现。 根据同业交流数据，2018年共有16家保险公司开展个人税延养老业务，累计实收保费约7000万元，承保件数约4万件。 周燕芳说，税延养老保险的市场整体情况低于预期，主要受到四个方面限制： 一是试点覆盖面有限。 除现阶段覆盖人群范围有限之外，任何一项新政策的推出，市场的认知和接受都有一个逐步过程，政策效果还未充分呈现。 二是税收优惠力度不足。 根据规定，个人领取税延养老保险金时的实际缴纳税率为7.5%。考虑到领取时纳税基数含全部投资收益，以及货币时间成本等因素，政策覆盖人群主要为当期个人所得税适用税率20%及以上人群。经测算，20%税率对应实际应发工资在2万元左右。 三是产品可选择性不高。 税延优惠政策适用产品品种较为有限，市场上有大量可解决客户养老难题、深受消费者喜爱的优秀年金保险产品，但并不能享受到税延政策，导致税收刺激效果未能达到预期； 四是操作流程复杂。 税延养老保险税收抵扣申报流程较为繁琐，使投保人的节税体验大打折扣。 四点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周燕芳建议，扩大税收递延政策适用产品范围和地域范围。“如扩大至长三角地区，最终放宽至全国。同时，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可制定不同的抵税额度上限政策”。 周燕芳还提出，加大税收优惠力度。一方面，降低领取阶段的税率，领取期75%部分的领取金额适用税率可以从10%调整为3%，对于重疾、身故或全残的情况，建议领取时免缴个人所得税；另一方面，应考虑提高税收优惠的额度，将每月的扣除标准从1000元提高至5000元。 同时，还可探索通过税务信息的共享，简化税务申报的流程。研究将税延养老保险的税收抵扣申报和目前6项个人所得税附加扣除项目，共同列入综合纳税申报的范畴。 此外，周燕芳还建议，结合我国税延养老保险试点情况，建议借鉴国际成功经验，探索建立自动加入机制和缴费配比机制。[详情]

　　全国政协委员韩沂：上海要打造全国银行保险合规管理示范区 中国保险报 朱艳霞 付习习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银保监局党委书记韩沂  中国保险报微信公号 图 2018年，上海银保监局在系统内首次提出了要创建“上海银行业合规管理示范区”，努力实现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合规”，从“条线合规”转向“全员合规”，从“形式合规”转向“实质合规”，从“成本合规”转向“价值合规”。2019年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银保监局党委书记韩沂就建设合规管理示范区等问题接受了《中国保险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问：上海银保监局为什么要提出建设“上海银行业合规管理示范区”？ 韩沂：2018年，上海银保监局在系统内首次提出了要创建“上海银行业合规管理示范区”的目标，这是在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工作的契机下，推动上海银行业健康发展的有益探索和实践。创建合规管理示范区，目的是要激发机构合规管理的内生动力，守好行稳致远的压舱石，练好内功、回归本源，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落到实处，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打下坚实基础。 问：目前上海银行业合规方面主要存在的问题有哪些？2019年建设的重点工作是什么？在制度体系、组织架构、绩效考核、惩罚机制等方面有哪些具体推进措施？ 韩沂：从日常工作和调研情况看，上海银行业在加强全面合规文化培育、加强业务条线合规意识、加强合规资源配置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为改善这些薄弱环节，2019年，上海银保监局将着重督促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加强合规建设，并探索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一是引导机构把握好“合规、风险、发展”三者的辩证关系。遵循“合规为先、风险为本、稳健发展”的理念，将“发展”装在“合规”的盒子里，将“合规”设置为“风险”的过滤器，调节好“风险”和“发展”之间的均衡器。 二是督促机构争做本系统内“合规管理示范行”。长期以来，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多都是各自系统内的“优等生”。这个“优等生”，不仅仅体现在展业和盈利能力上，同样应当体现在合规管理的水平上。只有这样，“上海银行业合规管理示范区”的创建才会水到渠成。 三是提升合规管理的外部激励约束机制效用。要建立多维度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机构的合规管理情况，并作为现场检查的常规关注点，将相关内容体现到检查意见中。要提示董事会、监事会、总行等采取相关举措，督促其在沪机构不断提升工作水平。要通过行业协会评价的方式，鼓励杰出单位，宣传良好实践。 问：硬件相对容易打造，但在软件方面，您认为该如何真正去推进树立一种合规文化？ 韩沂：树立合规文化的关键在于 “内生动力”这4个字，上海银保监局将通过督促做实“四个转向”，激发机构内生合规能量。 一是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合规”。合规不是“一条指令一个动作”“指哪打哪”简单遵守的被动行为，而是一种“动态匹配、全面契合”的过程，需要良好地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合规意识是先导，合规从高层做起是关键。行领导要真正树立起“合规从高层做起”的理念，影响并带动全行员工主动合规。 二是从“条线合规”转向“全员合规”。要增强合规部门的履职独立性、协调性，切实发挥其牵头作用。同时，要在内部构建“大合规”的体系，共同促进“全员合规”落实到位。 三是从“形式合规”转向“实质合规”。合规工作不能流于形式，应做到尽职履职、恪尽职守。要切实推动合规工作“功能前移”，加强资源配置，提升合规人员专业素养，完善合规风险的管理绩效考核，加大合规问责力度。 四是从“成本合规”转向“价值合规”。不能将合规看做银行的成本，合规是商业银行价值创造的基础，是形成行内良好价值观的必要条件，是提升品牌价值的必备要素，是控制风险损失的必要工作，要真正树立“合规创造价值”的理念。 问：建立合规管理示范区对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有哪些积极作用？ 韩沂：第一，做好银行业的合规管理，是应对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必要举措。从国际形势上看，当前经济环境复杂分化，金融市场波动频繁，各种风险因素层层叠加；从国内形势上看，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面对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要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抓住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这个重点，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抓牢抓好合规管理这个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更好体现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才能切实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 第二，做好银行业的合规管理，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必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合规风险自身便是银行业的重大风险之一，而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都会由合规风险派生，风险交织传染愈发密切。在各类风险隐患仍然较大的当下，加强合规管理是银行作为一个经营风险企业的必然选项，也是我们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打好防范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工作内容。 问：是否将效仿银行，在上海保险业推进建设合规管理示范区？怎样推进？ 韩沂：保险和银行监管的市场、标准是一体的，合规管理示范区的要求也同样适用于上海保险业，上海银行业保险业要一起争做全国的合规管理示范区。 第一，从监管角度来讲，我们将坚持不懈治理保险市场乱象， 持续防控重点领域风险，并探索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继续保持高压态势，认真落实银保监会“巩固治乱象成果，促进合规建设”专项工作要求，从根本上扭转合规意识淡漠、违规行为多发的态势。通过奖优罚劣的机制建设激发机构合规建设的积极性。 第二，从行业角度来讲，我们将推动上海保险业全面提高合规与风控的内生动力和主动性，为规范发展夯实基础。今年将由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组织开展“合规文化建设年”工作，督促各家保险机构牢固树立“合规就是底线，越线就是风险”的理念，主动增强合规意识，切实养成合规自觉，真正形成“不敢违规、不能违规、不想违规”的合规文化，心存敬畏、保持警醒，提早补好短板，牢牢守住底线。（原题为《独家|专访全国政协委员韩沂：上海要打造全国银行保险合规管理示范区》）[详情]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民盟中央官网获悉，民盟中央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提交了《关于以结构性政策解决社保费征管结构性矛盾的提案》（以下简称《提案》）[详情]

　　关于科创板和注册制改革的建议 李小加 摘要： 在万众期待的科创板列车即将启程之际，我想提两点建议：第一，允许国际投资者通过沪港通参与科创板发行，使其更加市场化和国际化；第二，着手制定一个适应不同类型企业上市发行的客观清晰的“列车时刻表”，逐步全面落实注册制。这两个建议均围绕科创板背后的两大核心目标而展开：上市实现注册制，发行实现市场化。 正文： 随着科创板主要规则的正式公布，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在万众期待的科创板列车即将启程之即，我想提两点建议：第一，允许国际投资者通过沪港通参与科创板发行，使其更加市场化和国际化；第二，着手制定一个适应不同类型企业上市发行的客观清晰的“列车时刻表”，逐步全面落实注册制。这两个建议均围绕科创板背后的两大核心目标而展开：上市实现注册制，发行实现市场化。 建议一，允许国际投资者通过沪港通参与科创板一级市场发行与二级市场交易。这在沪港通现有制度下完全可行，只须将科创板纳入沪股通标的范畴，同时开通大宗交易机制。目前来看，实现这一建议应无较大的制度障碍。 更多国际投资者的参与有助于丰富投资者构成和流动性，从而提升科创板的市场化与国际化水平。如果内地投资者过于亢奋而推高股价，国际投资者绝不会贸然参与，可形成与之相对的冷却效应；反之，若发行定价过低，国际价值投资者又会积极申购、构筑信心。 建议二，着手制定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发行上市的“列车时刻表”来系统性地全面落实注册制。 A股发行制度很多问题的根源是涉及主观判断的实质审核，这样的制度使得公司无法做出确定的上市安排，同时催生了寻租的空间，实质审核又让监管者为获准上市的公司提供了不应有的背书，进而产生了道德风险与投资者不合理的预期。 二级市场的脆弱又经常可以随时打乱一级市场的发行决策与节奏，不断催生出一个个“堰塞湖”。尽管大家对问题的诊断都具共识，但又无法一夜之间全盘改变。因此，抓紧制定一个系统分层次的上市“列车时刻表”，有望在几年内把注册制改革慢慢推入正轨。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把上市融资拆分成两个过程：存量股份挂牌（“进站”）和公开发行新股（“出站”）。最终目标是要“进站”实行注册制与“出站”实行市场化。从操作层面看，这个“列车时刻表”应该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在进站时，监管者不再对盈利前景等主观判断项进行实质审核，所有达标企业均有资格“进站”挂牌等侯发车。等候期间需要持续满足信息披露及相关合规要求，若违反信息披露或合规要求者自动延长待发期或取消发车资格。一旦发现造假，严惩并高额罚款，利用罚款设立大额有奖举报基金，鼓励律师、会计师“群众”举报造假、参与打假。 2）根据不同企业类型和投资者风险接受程度对市场进行分层，设定各自客观清晰透明的出站标准，然后让挂牌公司根据自身情况进入不同站台侯发。 3）清晰列出不同站台列车等候发车的出站时间。譬如，高铁侯车期为6个月出站，特快12个月，直快两年，慢车3年等。公司在侯发期间情形发生变化则必须转入其他站台。 4）每家公司出站时间一到，即可决定随时出站（公开发行），发行完全市场化，市场估值，不限窗口，放宽增发。如果为了防范风险，也可在改革初期于“出站口”设定不同的投资者适当性门槛。 5）为满足不同类型公司的多元需求，列车时刻表中也可在站内侯车期间匹配不同的存量股份交易及融资安排，譬如某些公司的股份只能在高净值客户中转让，某些可以连续交易，某些可以通过撮合转让等制度安排。 如此一来，企业和投资者都可以对新股发行窗口有明确的预期，大大减少突击造假的动力，投资者看到新股陆续有来不再扎推抢购，交易所可以专注监管上市公司的信披，而证监会则可以集中精力打击证券市场的违规违法行为。长期坚持下去，市场各方就会逐步尽职归位，投资者也会形成买者自负的理性投资意识。 综上所述，短期内通过沪港通引入国际投资者可以让科创板取得更大的成功；长期来看，应该把科创板的注册制试点扩大，全面推行市场化发行，理顺机制，让资本市场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详情]

　　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两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蔡继明，已累计提交190份提案、议案和建议。此次作为人大代表的他，共带来五项建议，分别涉及土地制度改革、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以及网约车监管等问题 《投资时报》记者  王宏 又是一年两会时。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对外公布了今年拟提交的五点建议。 他的建议分别聚焦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土地管理修正案（草案）》修改、《资源税法（草案）》修改以及网约车监管等社会热点问题。 实际上，作为连任三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和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今年已经是蔡继明第22年参加全国两会，之前已累计提交了190份提案、议案和建议，内容涉及土地制度改革、农民工市民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私有财产保护、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节假日制度改革、网约车监管以及下岗职工安置和离退休科技人员待遇等多个领域。 “能够把自己的专业研究成果变成改革发展的政策建议，通过政协、人大的渠道反映给决策部门，这是一个学者的荣幸”，蔡继明认为真正有价值的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应该来自于社会，也要回到社会。 而通过政协、人大的平台，蔡继明更多地积极主动与不同阶层的群体沟通交流，了解社会和实际经济生活。他认为“这使我的学术研究贴近生活、更加接地气。”随着2019年的全国两会开幕，他将一如既往地为百姓民生、国家大事建言献策。 持续关注土地改革 蔡继明长期关注土地制度改革。在《关于推进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建议》中，他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强调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议在《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中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国土资源市场配置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土地实行负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之外的空间则由市场配置。 二是严格根据公共利益需要限定征地范围，不能简单地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公共利益需要划等号，也不能把“由政府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组织实施成片开发建设的需要”作为征地理由。 三是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初始成员每户可无偿获得一处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中对于村民超过一处以及规定标准的宅基地可实行有偿使用，村民已获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具有完整的用益物权属性，可以继承和有偿退还给集体，也可以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和外部出租、转让、抵押、担保。 对正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蔡继明提出了五条修改建议，其中包括将“草案”第四条“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修改为：“国家实行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制度”；删除第四十五条第（四）款“由政府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组织实施成片开发建设的需要”和第（六）款“法律规定可以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其他情形”等。 积极推动宅基地抵押落地 中小企业贷款难一直受到各方广泛关注，实际上，农民贷款难问题也不容忽视。在《关于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改革的建议》中，蔡继明建议取消对农村宅基地在法律上的三处限制，通过宅基地抵押缓解农民贷款难问题。 来自各方面的反映表明，农民贷款难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合适的抵押品，而在中外历史上，土地都一向被认为是最好的抵押品。正在试点的“两权抵押”改革，就包括农地（承包地）和农房（包括宅基地）抵押。 目前，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全面推开条件已经成熟，但农房抵押贷款仍难以推进，主要原因在于现行的法律和政策只允许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自愿有偿退出或转让，这就使农房抵押物难以通过拍卖变现；此外，现行物权法和担保法也没有赋予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职能。 针对上述问题，蔡继明提出了三项建议。一是取消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传范围的限制，特别是允许其在城乡之间流传。二是在现行的《物权法》中，赋予农村建设用地宅基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宅基地同等的权能，即完整的用益物权。三是建议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十七条对农村宅基地抵押的限制。 他表示，只有消除了法律上的障碍，农村宅基地的抵押才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开，从而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 降低网约车门槛 据悉，自2016年《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实施以来，全国已经有247个城市发布了网约车规范发展的具体办法和意见。但是各地出台的网约车实施细则在从业人员户籍、车辆、平台等方面设立了诸多与安全和服务无关的高门槛，从而制约了网约车行业的健康发展。 具体来看，目前网约车行业出现了“五难”问题：部分城市对网约车司机的户籍限制造成了“司机就业难”；地方对于网约车技术限制造成了“行业合规难”；而一些不合理的高准入门槛导致“企业经营难”；对于网约车日益严格的限制则导致了“百姓出行难”；对网约车的打压又使黑车死灰复燃，导致居民出行安全保障难。 围绕政府应该在网约车管理中扮演何种角色，在《降低网约车门槛，避免打车难再现》的建议中，蔡继明表示，对于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加强行业自律的新业态，政府应该秉持审慎包容的监管原则。 对此蔡继明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监管重点应切实转到安全和服务上；二是针对专兼职并存的特点构建分类监管模式；三是建立“政府管平台、平台管司乘”的监管模式；四是对新旧业态存在的共性问题不宜对新业态采取歧视性监管。 关于《资源税法（草案）》的修改 蔡继明认为正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草案）》中，征收的对象除了矿产品外既不包括人力资源，也不包括水资源、草原资源等，因此将其称为自然资源税法的说法过于宽泛，建议将其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税法（草案）》。 鉴于目前“草案”中税收标准不能够弥补矿产资源补偿费的缺失，可能造成作为国有资产的矿产资源收益的大量流失，蔡继明建议在基本保持“草案”税收标准不变的前提下，恢复对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并相应提高收费标准。[详情]

　　作为唯一来自基金行业的政协委员，谢卫对于落实资管新规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立法、做好配套安排、加强监管协调三点建议 《投资时报》记者  王悦 在万众瞩目的全国两会上，唯一一位来自基金行业的全国政协委员是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总经理谢卫。今年，他在担任政协委员的第12个年头，就落实《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下称资管新规）提出多个建议。 自人民银行等监管机构联合下发“资管新规”以来，刚性兑付、多层嵌套、资金池操作等资管行业内部的长期顽疾得到了有效遏制，为我国资管行业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但在新规落地和金融机构具体实践中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三点问题不容忽视 谢卫认为，金融机构在落实资管新规的实践中存着的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注意。 首先，与上位法的一致性问题。 从法律层级来看，资管新规属于部门规范性文件，按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的原则，如果出现冲突，以《信托法》、《基金法》等法律优先。资管新规内容上虽与《信托法》、《基金法》等规定一致，但在具体操作层面还存在一些不一致的地方，需要进一步细化衔接，在立法配套上确保资管新规的顺利落实推进。比如，资管新规规定，产品的实际投向不得违反合同约定，如有改变，应当先行取得投资者书面同意，除高风险类型的产品超出比例范围投资较低风险资产外。而《基金法》明确规定实际投向违反合同约定的，必须由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没有任何豁免条款。资管新规的初衷是认为从高风险向低风险投资的差错比例对是投资者没有伤害的，但可能还是违背了产品向净值化发展的基本规则与要求。对于类似资管新规和上位法规定不完全一致的问题，相关部门需要仔细梳理并做好衔接，确保法律法规的一致性。  其次，非银收缩过快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资管新规发布后，虽然设置了一定的过渡期，但金融机构为了如期满足资管新规的要求，主动调整资产结构的行为还是带来了社融增速的较快收缩，并对企业的正常融资需求和实体经济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产生比较大影响的主要是两条：一是非标资产占比不得超过资管计划净资产的35%。由于过去没有比例限制，以基金资管为例，2017年末基金子公司管理资产规模约13万亿，其中绝大部分是非标资产，短期内压缩至35%必然会使金融机构规模被动大幅收缩。二是非标资产期限匹配的要求虽然长远有利于控制非银机构的金融风险，但实际操作非标资产以长期限为主，而资管产品的需求方以短期限为主，资管机构作为金融中介难以做到供给需求匹配，也只能被动压缩非标规模。在多年积累形成的比较大存量非标规模的现实情况上，尤其是在其它融资渠道不能同步跟上的情况下，非银部门的资产收缩必然造成相当一部分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正常的金融需求无法满足，出现企业部门被动降杠杆过快，致信用违约事件激增，对经济的整体稳健运行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 再次，分业监管框架下的监管公平性问题。 资管新规实施后，银行理财子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都属于资产管理机构，很多产品在本质上属性接近或相同。但在目前分业监管的环境下，由于监管机构不同，对同类型资管产品的监管实施尺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带来了监管公平性问题。比如资管新规要求摊余成本法仅限封闭式产品可以使用，具体执行中，对于同属现金管理类资管产品，证监会要求新发货币基金须从摊余成本法改为市值法，而人民银行允许银行的现金管理类产品暂参照货币基金的“摊余成本+影子定价”方法进行估值。又如证监会资管新规配套实施细则规定，一个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同一资产的资金，不得超过该计划资产净值的25%；同一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管理的全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同一资产的资金，不得超过该资产的25%。这一规定增加了基金资管等机构资产配置的难度，而银保监会对于由其监管的各类机构无此项要求。 加强制度建设和沟通协调 在谢卫看来，资管新规作为规范我国资管行业未来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后续需要有关部门及时总结实施以来反映出的各类问题，加强制度建设和沟通协调，更好实现促进行业规范发展、防范金融风险和支持实体经济的目标。 对此，他提出了以下具体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立法，确保相关规定的一致性。 现行的《信托法》颁布于18年前，《基金法》修订于4年前，这些年间我国资管行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建议资管新规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性安排，在立法上加快跟进配套，对于类似资管新规和上位法规定不完全一致的问题，相关部门需要进一步仔细梳理并做好衔接。如果确定资管新规有关内容作为未来行业发展准则，那么不妨可考虑研究修订相关法律，确保法律法规执行的一致性，保障资管新规的落实推进，更好地指导今后资管行业发展。 第二，做好配套安排，降低对实体经济冲击。 一是建议在充分考虑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企业承受能力，研究评估适当延长资管新规过渡期的可行性，以实现非银机构渐进有序地压降现有非标规模，尽量避免短期内对实体经济的过度冲击。二是在非银行金融机构收缩较快，货币政策向企业末端传导不畅的情况下，建议可考虑加大财政政策力度，比如提前发放地方政府专项债、增强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政府融资担保基金支持实体力度等措施，及时对冲非银收缩的负面影响。三是建议探索设立非标资产转化为标准化资产的评级、估值和交易等官方标准，促进非标资产向标准化资产转化和市场化交易，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帮助金融机构做好资产负债匹配，更好满足投融资两端不同市场主体的需求。 第三，加强监管协调，尽快实现监管一致。 资管新规作为行业的重要顶层设计，在我国目前分业监管环境下，监管机构间应进一步加强监管协调，对不同机构的同类业务、同种产品应逐渐统一监管标准。这不但有利于营造不同金融机构间公平、公开的监管环境，更重要的是有利于逐步减少直至消除监管套利，进而达到削减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成本，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的目标。[详情]

　　郭树清：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 提高警惕不能乱投资 上证报两会报道组 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5日两度露面，一次是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部长通道”，一次是赴重庆代表团旁听人大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在“部长通道”上，郭树清提示，老百姓（57.700， -0.10， -0.17%）投资理财领域问题很严重，必须提高警惕，不能乱投资，不能乱参加集资，更不能借钱去投资，这方面风险很大，“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他指出，目前很多金融乱象都打着金融创新、科技创新的旗号，实际上做的是非法集资、非法融资、非法吸收存款、乱设机构、乱办金融业务等活动，对社会有害，对企业也没好处。 随后，郭树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两年，监管部门已处理高风险资产约12万亿元。银保监会今年将研究改组改造一些高风险机构，有的可能要退出市场，有的可能要被兼并，从而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企业不能只生不死，也要有淘汰。”他强调。 而至于如何定义高风险金融机构，他提到了三重因素，包括：资本金已经损失完，不能正常抵御风险，不能正常经营。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坚持结构性去杠杆”。郭树清向记者表示，结构性去杠杆的目标是要把企业的杠杆率明显降下来，同时要把居民家庭的杠杆率稳住。他说，目前家庭部门个人贷款比较多，可能与买房、炒房有关系，就此问题政府部门已经在控制增量，化解存量。他明确，下一阶段房地产金融政策的总方针不会改变。 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的工作任务之一。郭树清表示，要缓解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切相关，这需要金融从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进行一些调整。对于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的目标，郭树清充满信心：“我相信我们能做到。” 除银行外，郭树清认为证券业和保险业也可以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上有所作为。他指出，目前保险业资金运用余额有16万亿元，可以投资到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要改善管理方法，调整结构。 “在证券方面，特别是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直接融资方面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建立一个更强大的资本市场，更好地支持创新企业的发展。”郭树清称，特别是应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包括大型交易所、区域性股权市场、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在国外，上述渠道已经被证明是很好的融资渠道，可以更好地支持风险比较大、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和产品。 郭树清指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在银行、保险和证券领域大胆创新，没有创新不可能做好金融业的服务，不可能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一世界性难题。[详情]

　　政府工作报告里的民生关键词： 大病报销比例提高 做好慢性病防治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佳昕 北京报道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聚焦了癌症和以高血压、糖尿病为代表的慢性病几个具体的病种，其中慢性病是首次写入报告。 “今年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但基本民生投入确保只增不减。”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与医疗、教育、养老相关的癌症、慢性病、托育等话题纷纷亮相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并成为关键词。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主任医师蒋健表示，我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重在世界范围内还处于低位，上述政策体现出政府更加重视民生福祉、适应老龄化社会需要。 “此前各地方已经有托育相关的实践经验了，但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是正当其时，起到了方向指引和抓手作用。提及全面两孩政策，也体现出托育问题的紧迫性。”贵州省政协委员、省早教协会会长石宇波告诉记者。 癌症、慢性病写入报告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我国将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保障水平，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元，一半用于大病保险。降低并统一大病保险起付线，报销比例由50%提高到60%，进一步减轻大病患者、困难群众医疗负担。 记者梳理发现，2013-2018年，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每年均有提升，提升幅度在30-60元之间。其中，2018年增加了40元后，居民基本医保每人每年的财政补助标准达到490元。2019年再增加30元后，将达到520元。 业内人士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还聚焦了几个具体的病种——癌症和以高血压、糖尿病为代表的慢性病。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李国华向记者表示，我国每65个人当中就有1名癌症患者，每年超过400万人被确诊为癌症，癌症新增和死亡患者占全球比例分别为21%和24%，疾病流行形势非常严峻，这严重降低了老百姓（57.700， -0.10， -0.17%）的生命质量。 这并不是癌症第一次“亮相”，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到“推进癌症等重大疾病防治攻关”。去年一年，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17种抗癌药大幅降价并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患者负担得以减轻。今年的癌症防治行动，立足于预防筛查、早诊早治和科研攻关三方面。 此外，慢性病今年首次亮相政府工作报告。就在3月3日首场“部长通道”上，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胡静林表示，启动2019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慢性疾病用药是重点考虑对象。 2015年，我国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占我国总死亡的87.2%，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81.3%。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发展，我国慢性病的患病率和疾病负担还将持续上升。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主任余卫业告诉记者，以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为代表的慢性病是我国人民健康的最主要威胁。糖尿病、高血压既是一种疾病，又是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等许多疾病的危险因素，将糖尿病、高血压等门诊用药纳入医保，对于保障我国人民健康、降低伤残具有重要意义。 支持社会力量办托育 除了医疗，养老、托育也是民生领域的热点。 我国的老龄化形势有多严峻？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由2000年的7%提升至2018年的11.9%，专家预测2023年这一占比将超过14%，2035年将超过21%，进入超老龄社会。此外，我国还有大量的失能、半失能老人和不断增加的无配偶、无子女老人等。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5亿。要大力发展养老特别是社区养老服务业，对在社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助餐助行等服务的机构给予税费减免、资金支持、水电气热价格优惠等扶持，新建居住区应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改革完善医养结合政策，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在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看来，在过去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的争议中，政策已逐渐清晰，即重点推进社区养老服务业。报告提出“新建居住区应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住宅开发商应重点研究此类配套设施的比例和分布，以及后续运营等。 社会各界呼吁的发展0-3岁托育也体现在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即针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的新情况，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在3月5日下午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要补短板，积极发展托育服务，重点满足3岁以下不同城市的托儿服务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表示，政府加强扶持，鼓励社会办婴幼儿照护，同时出台相关条法，加强监管，减缓家庭和女性的照护压力，消除想生而不敢生的人的担忧，这是全面两孩必要的配套政策支持。[详情]

　　货币政策松紧适度： 首提M2和社融增速 与名义GDP相匹配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张奇 北京报道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 与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的表述相比，不再提“中性”一词。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认为，这表明今年货币政策将比去年偏向积极，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加大。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在货币政策的具体表述上有三方面值得关注：一是首次提出M2、社融增速与名义GDP相匹配，二是明确提出降低实际利率水平，三是强调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多位分析人士表示，今年降准和降息的可能性都存在。对于降息路径和时机，市场上存在不同看法，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重要的是将降息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结合起来，而不仅仅是单纯降息。“可以先对政策利率进行下调，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商业银行定价能力、完善定价机制。”他说。 “货币、财政等政策的协调发力、逆周期调节，会让中国经济韧性进一步加强。宏观层面，实现全年6%-6.5%的GDP目标没有问题，可能会在区间上限。微观层面，降低实际利率水平叠加减税将降低企业实际成本，增加企业经营活力，恢复民营企业信心。”唐建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首提M2、社融增速与名义GDP相匹配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以更好满足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需要。 唐建伟称，以往M2增速一直比名义GDP增速高，所以那时主要是直接设定M2增速目标。现在随着内外部环境变化，特别是货币投放机制变化，M2与名义GDP相差不大，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求M2和社融与名义GDP相匹配的提法符合当前实际情况。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去年是9年来首次未设M2增长目标，具体提法为“保持广义货币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更早之前，政府工作报告都会设立具体的增长指标，如2017年目标为12%左右，实际增长为8.2%。 温彬称，要求M2和社融增速要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这与我们要保持宏观杠杆率稳定有关。“2018年末M2增速为8.1%，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为9.8%，名义GDP同比增长9.7%，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是大体匹配的，宏观杠杆率也保持了稳定。”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接受采访时称。 唐建伟认为，要求M2和社融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匹配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是希望未来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匹配，即未来货币供给的增长就是实体经济名义增长所需要的部分，M2与GDP增速的背离将明显收敛；另一方面目前M2增速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与名义GDP相比还偏低，需要货币政策灵活操作适当增加货币投放。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GDP增速目标是6%-6.5%区间，CPI是3%，这意味着名义GDP可能是在9%-9.5%之间。 降低实际利率水平 在价格方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降低实际利率水平”和“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和价格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 唐建伟称，这意味着利率工具并没有被排除在政策工具箱之外。中信证券固收团队则认为，降息已经纳入货币政策考量。“考虑到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取向，结合我们国家目前的经济基本面和通胀水平来看，降息还有空间。”温彬称。 对于是否降息这一问题，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近日表示，一方面要更加关注实际贷款利率的变化，另一方面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要更多地发挥央行政策利率对市场利率和信贷利率的传导作用。“从实际效果及利率市场化进程这两个角度看，我们可以多关注实际的银行贷款利率的变化。”他说。 华泰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李超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可能会加快推进，贷款基础利率（LPR）大概率和政策利率挂钩发挥更大作用，二季度大概率会选择全面下调政策利率。 除了数量、价格方面的要求外，货币政策还强调疏通传导机制。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实际执行中，既要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又要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有效缓解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唐建伟认为，未来货币政策的重心仍在疏通政策传导渠道，重点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实现“精准滴灌”。重点将加大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力度，释放的资金主要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支持大型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信贷投放能力，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同时要求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能力。[详情]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 建议制定《存款保险法》 完善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张奇 李玉敏 北京报道 导读 白鹤祥建议：通过在修订《存款保险条例》的基础上制定《存款保险法》，对现有法律法规中零散的、不成体系的风险处置规定进行整合，提高相关风险处置规则的法律效力及可操作性。 2019年全国两会已经拉开帷幕。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白鹤祥带来了关于制定《存款保险法》的议案。 白鹤祥认为，2015年出台的《存款保险条例》虽赋予了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早期纠正和风险处置职能，但却未明确风险处置的触发标准及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担任金融机构接管和清算组织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的风险处置能力。 因此，本次议案提出，有必要在修订《存款保险条例》的基础上制定《存款保险法》，明确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职责分工，制定客观可行的处置标准，构建市场化、法治化的有序处置机制，以实现保护公众利益、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道德风险、促进市场出清及最小化处置成本的目标。 《存款保险法》完善风险处置机制 白鹤祥认为，应尽快构建完整的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以实现保护公众利益、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道德风险、促进市场出清及最小化处置成本的目标。 一是制定《存款保险法》。通过在修订《存款保险条例》的基础上制定《存款保险法》，对现有法律法规中零散的、不成体系的风险处置规定进行整合，提高相关风险处置规则的法律效力及可操作性。 二是明确风险处置中各部门责任划分。明确由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担任问题金融机构接管和清算组织，明确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作为我国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当局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提升其风险处置的权威性与专业性。同时，对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需要多方合作参与处置的问题机构，建议在法规中明确牵头部门、各方责任及协调机制。 三是强化对风险的早期纠正职能。进一步强化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对金融风险的早期纠正职能。通过赋予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更为完善的金融监管信息获取权、核查权和处置权，使其能够在“早期识别和及时干预”的框架下尽早地识别出问题金融机构及其风险点，尽快地制定并启动干预措施和程序，降低金融机构最终倒闭的可能性和风险处置成本。 四是制定客观可行的风险处置启动标准。构建一套既立足国情又符合国际标准的指标体系来客观判断金融机构的生存能力，以及是否构成启动处置的条件，并在《存款保险法》中予以明确。盯住资本充足水平、流动性等核心指标，明确不同阶段的早期干预和处置措施组合。同时，将触发机制与存款保险早期纠正、接管处置机制有效衔接，以尽早识别和控制高风险金融机构，提高风险处置效率。 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缺乏顶层设计 之所以提出上述议案，是因为白鹤祥等人认为，目前我国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法规在立法方面呈现碎片化特征，相关法规体系不够健全，缺乏必要的顶层设计。 一是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处置规则。我国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法律条款，散见于多部法律法规中，相关规定非常原则，仅授权监管机构在特定情况下采取接管、托管、重组、撤销、清算等措施，尚未形成一套完整有序的处置规则体系。此外，不同位阶的法律法规之间未能有效衔接，没有清晰界定出问题金融机构从早期发现、制定恢复与处置方案，到损失分摊、清算退出的完整架构。 二是缺乏明确的风险处置职责分工。一方面，尽管《存款保险条例》赋予了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早期纠正和风险处置职能，但未明确由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担任接管或清算组织。法律缺乏对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在风险处置中明确的职责分工，容易导致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相关处置安排需要与金融监管部门“一事一议”，制约了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向专业处置机构的演变。 另一方面，尽管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风险处置职能，但是地方政府参与的时间、路径以及职责均不明确，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处置中职责划分不清晰，处置过程中有可能导致责任推诿、协调成本高等问题。 三是未制定有效的风险处置触发标准。我国现有法规对风险处置触发机制的描述以定性为主，规定当金融机构出现违法经营、严重危及自身稳健运营或损害存款人、投资者合法利益等风险情况时，监管部门可采取接管或撤销等处置措施，但对于各类风险情况缺乏一套可行的定量标准支持处置行动的及时启动。风险处置触发标准主观性较大，导致实践中往往丧失最佳处置时机。 就现有处置方式来看，以个案处置为主，市场化、专业化程度较低。一是预期不稳，难以降低处置成本。二是效率不高，相关风险难以快速处置。如海南发展银行自1998年行政关闭至今，一直处于清算状态。三是公平欠缺，容易引发道德风险。[详情]

　　姜洋：建议将社保基金投资权益资产比例上限由40%升至60% 上证报两会报道组 全国政协委员、原证监会副主席 姜洋 3月5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原证监会副主席姜洋在政协经济界别讨论会上表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内容，是建设一个让长期资金能够持续稳定地进入市场的机制。 姜洋说，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包括法律制度、技术系统、资金供应系统等，对当前我国深化资本市场改革非常重要。 他进一步表示，机构投资者是资本市场的稳定器。但目前，境内公募基金很多是由个人投资者投资的，由于个人投资者多有频繁短线申购赎回的情况，造成公募基金稳定市场的作用实际上并不大。 据姜洋介绍，从成熟资本市场的经验看，长期稳定资金有几块：一是养老基金，二是商业保险，三是公募基金。“从基础性资金的供应角度看，西方股市的稳定和长期资金的稳定是有关系的，而且是良性互动的关系。”姜洋说。 因此，姜洋建议，社保基金应提高权益类的投资比重。因为从长期看，其回报率还是很高的。 “股市的长期稳定，就是要引入长期资金入市。”姜洋表示，在今年的政协提案中，他提了四条建议： 一是给予全国社保基金更多的投资灵活性，将投资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上限由40%提高至60%，允许投资股票指数期货、期权等风险管理工具。 二是推动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转常规，按照商业保险运行模式，将公募基金纳入个税递延商业养老保险账户的默认投资产品。 三是启动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中个人投资选择权的试点。 四是继续吸引外资入市。不久前，全球影响力最大的指数提供商之一MSCI宣布，增加中国A股在MSCI指数中的权重，拟通过三步将中国A股的纳入因子从5%提升至20%。 “这种长期资金供应系统的基础性制度建成后，对我国资本市场的稳定乃至健康发展，是很有作用的。”姜洋说。[详情]

　　坚持结构性去杠杆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 记者 陈婷婷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强化底线思维，坚持结构性去杠杆，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输入性风险。同时，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要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去杠杆、防风险是否会让位于稳增长？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5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一场记者会上表示，结构性去杠杆跟稳增长之间有许多统一的一面，并不是完全对立。比如，结构性去杠杆的最终目标是稳金融，而金融稳经济才能稳。结构性去杠杆，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当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宏观调控需要强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逆周期的调节作用，来保证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结构性去杠杆也才能向前推进。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强调，稳增长和防风险是对立统一体。稳增长是防风险的前提，而一旦有了风险点，又会对稳增长形成制约，甚至形成破坏。因此，要加大对风险点的监测和预警，既要防范“黑天鹅”，又要防范“灰犀牛”。 关于去杠杆的成效，陈雨露介绍，前些年我国的宏观杠杆率每年平均上升10多个百分点；2016年至2018年，宏观杠杆率每年平均上升5.8个百分点；2018年宏观杠杆率下降了1.5个百分点，稳杠杆的目标初步实现。 在郭田勇看来，强调结构性去杠杆，保持宏观杠杆率的总体稳定十分重要。前两年去杠杆的过程中，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比如在某一段时间中过于强调去杠杆，采取暴风骤雨似的行动，造成短时间内杠杆率降得比较多，引发民营企业融资难、小微企业日子难过等问题。因此，去杠杆要在保持宏观杠杆率整体稳定的条件下，有保有压地往下降。 那么，如何保持宏观杠杆率长期、持续的稳定？陈雨露表示，需要金融和实体经济两个方面共同发力。一方面，需要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要突破我们面临的体制和机制的障碍，构建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别是要大大加强股权融资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这对于长期保持宏观杠杆率是至关重要的。 另一方面，继续坚定实体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债务出清、产能出清、僵尸企业出清，来坚定激发企业创新的活力，来坚定支持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早日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只有这样，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保持宏观杠杆率的稳定才有根本性的保障。[详情]

　　发挥银行主力军作用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韩宋辉  今年缓解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银行仍将是“主力军”，货币政策仍将精准提供“弹药”。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对上证报表示，在建设现代金融体系的过程中，银行和信贷仍然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主力军和主渠道。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支持大型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信贷投放能力，鼓励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 “这是对小微企业更有力的支持。”何海峰表示，短期贷款主要是解决应急资金的，而要让民营和中小企业渡过生存难关，还需发挥中长期贷款尤其是信用贷款的作用。传统意义上，民营和中小企业很难拿到信用贷款，这方面需求很迫切。 但银行本身也面临着资本瓶颈。他指出，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风险资产规模升高，会消耗更多的银行资本，因此要多渠道给银行补充资本，尤其是发挥资本市场的重要作用，利用证券市场一些新的金融工具来补充银行资本，提高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 政府工作报告还指出，改革完善货币信贷投放机制，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和价格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精准有效支持实体经济，不能让资金空转或脱实向虚。加大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力度，释放的资金全部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要完善货币信贷投放机制，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把合理充裕的流动性传导到实体经济端，让银行信贷投放持续稳定增长；二是优化投放结构，更加精准地支持小微、民营企业这些薄弱环节。 具体工作包括两方面，即流动性保持总量的合理充裕，同时运用结构化的手段进行差别化投放，比如使用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定向降准、中期借贷便利等结构性工具。也就是说，在市场提供更多流动性的同时，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使用，产生结构性的效果。 曾刚指出，从政策空间上看，存款准备金可能是未来一个重要运作方向，持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既能满足增加信贷投放总量的要求，同时也能起到结构性优化的效果。“如果逐步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去置换银行的各种期限的借贷便利资金，银行资金成本将会显著下降，同时资金期限将会更长，可以优化银行资金结构。这将提高银行信贷投放能力尤其是中长期信贷投放能力，能够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因此，预计存款准备金率未来有进一步下行空间。”他解释说。[详情]

　　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下调 降费规模最高可达7000亿元 本报见习记者 孟 珂 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加快推进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改革，继续提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对此，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刘昌平昨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项政策非常务实，充分利用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定器”与“减震器”功能，以发挥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为经济平稳运行创造条件。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志龙昨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政府工作报告关于社保缴费的一些提法，打消了市场担忧的社保缴费幅度上升的担忧。相反，此次中央提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将进一步减轻所有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为企业真正减负。 谈及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的意义，刘昌平认为，有两方面：一是直接的效应在于一方面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缴费负担，增厚广大中小企业的利润率，极大地增强了其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为顺利推进相关养老保险运行机制改革腾出空间，如延长退休年龄、做实社保费基和调整征管机构等。二是间接的效应或者说是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能有效地促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公平性。 华泰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李超表示，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预计降费规模可达4000亿元至7000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加快推进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改革。对此，刘昌平表示，其实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工作已经建设了多年，但是目前除少数地区外，大部分地区的所谓省级统筹还处于省级调剂金状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以省级为统筹单位实行养老保险缴费与养老金待遇给付统支统付。 “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意义非常大，一方面统筹层次越高意味着参保人数越多、受保障群体越大，则养老保险制度的风险分担能力和收入再分配功能越强；另一方面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省级统筹，所谓中央调剂金制度和全国统筹就无从谈起。”刘昌平认为。 但是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目前仍面临多重阻碍，黄志龙表示，特别是人口净流入地区，养老金结余比例更高，统筹的阻力也更大。但是加快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是从根本上解决各地养老金标准不统一，各地养老金收支平衡状况差异巨大的最终出路。[详情]

　　单位缴费比例可降至16%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新变化助企业减负 每经记者 张钟尹 每经编辑 陈星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推进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落实退役军人待遇保障，完善退役士兵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接续政策。适当提高城乡低保、专项救助等标准，加强困境儿童保障。 ●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下降 社会保险法规定，我国社会保险共有五种，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其中前三项费用由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后两项只由单位缴纳。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 对此，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在解读时表示，有的人不太理解，降到16%是什么概念？因为中国目前基本养老保险这一块还没有实现全国统筹，省级统筹也没有完全达到，下一步我们要在加快省级统筹的基础之上，经过努力逐步实现全国统筹。 根据规定，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法定总缴费率为28%，其中，企业缴费为20%左右，个人缴费为8%。 2018年4月，人社部、财政部发布《关于继续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自2018年5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超过19%的省（区、市），以及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36号）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9%的省（区、市），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截至2017年底）高于9个月的，可阶段性执行19%的单位缴费比例至2019年4月30日。 黄守宏介绍，目前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里面，大体上有7个省份是20%，21个省份（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19%，还有2个省份是18%，有2个省份是14%左右。算下来，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到16%，绝大部分省级单位可以降3到4个百分点，这应该是很大的幅度。 ●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今年务必使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有实质性下降。我们既要减轻企业缴费负担，又要保障职工社保待遇不变、养老金合理增长并按时足额发放，使社保基金可持续、企业与职工同受益。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盘和林认为，从20%到19%再到16%，下调几个百分点对应的企业社保缴费“减负效果”会尤为可期：对很多民营企业来说，用人成本本就是最大头的支出，社保缴费负担是其企业运行中不小的负担。具体到企业，以小微企业为例，不管属于哪个行业，小微企业往往具有劳动密集的属性，人力成本往往是营业收入重要组成部分。 3月3日，全国人大代表、湖北证监局局长李秉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建议，根据企业年平均工资与当地平均工资的上下差异，实行更为灵活的社保费率标准。适当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减负，提高企业竞争力，激发市场活力。 此外，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推进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落实退役军人待遇保障，完善退役士兵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接续政策。适当提高城乡低保、专项救助等标准，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加大城镇困难职工脱困力度。提升残疾预防和康复服务水平。我们要尽力为群众救急解困、雪中送炭，基本民生的底线要坚决兜牢。[详情]

　　全国两会“保险”关键词：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 增强风险保障功能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李致鸿 北京报道 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政府工作报告十余次提及提高社会保险保障水平相关的内容，并强调增强保险业风险保障功能。此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相关内容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首提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及“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政府工作报告表示，要大力发展养老特别是社区养老服务业，对在社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助餐助行等服务的机构给予税费减免、资金支持、水电气热价格优惠等扶持，新建居住区应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改革完善医养结合政策，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所谓长期护理险制度，即主要是为被保险人在丧失日常生活能力、年老患病或身故时，侧重于提供护理保障和经济补偿的制度安排。2016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曾下发《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的原则性要求，明确15地作为试点单位，标志着国家层面推进全民护理保险制度建设与发展的启动。 比如，泰康保险在15个国家试点中，服务8个地市。以泰康保险独家经办的荆门市为例，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245.89万人，评定通过5869人，通过但未办理长护险入住的876人，社会需求可见一斑。 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始终关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并且今年又提交了相关提案。对于目前试点情况，她表示，“我国正在15个城市试点的长期护理保险，使已经享受待遇的参保失能老人得到了质量较高的专业服务，老人与家属都明显感觉到护理费用支出减少，大大减轻了家庭的后顾之忧，具有强烈的获得感。” 不仅如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教授朱俊生指出，“长期护理保险有效需求的增加带动了老年护理服务市场的形成，带动了相关老龄产业的快速发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在扩大劳动力需求、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市场竞争、细化社会分工、提高服务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不过，“长期护理保险筹资机制为直接从医保个人账户和统筹基金中划拨，没有体现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的责任。同时，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筹集会受各地医保基金运行和生育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运行情况的影响，缺乏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这不仅意味着基金安全问题本身需要高度关注，更说明长期护理保险需要尽快转变筹资方式、探寻新的资金来源。”孙洁坦言。 为此，孙洁建议，“在筹资方面，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划拨应该来源于缴费阶段资金的划转，而不是结余阶段基金的划拨，避免受基金运行稳定状况和结余规模的影响；应该来自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用人单位缴费划转，而不是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结余，以保障资金来源的持续、稳定。同时，个人适当承担缴费责任和一定自费比例。” 增强保险业风险保障功能 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及提高社会保险保障水平相关的内容。比如，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保障水平，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元，一半用于大病保险。降低并统一大病保险起付线，报销比例由50%提高到60%，进一步减轻大病患者、困难群众医疗负担。加强重大疾病防治等。 此外，政府工作报告表示，增强保险业风险保障功能。北京工商大学保险专业副主任宋占军表示，在增强保险业风险保障功能的过程中，保险业要坚持回归保障的发展思路，积极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朱铭来表示，未来，保险业要进一步针对个人、企业等面临的风险保障短板，提高风险保障水平，建立多层次风险保障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国计民生。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8年，保险业提供保险金额6897.04万亿元，同比增长66.23%。其中，产险公司保险金额5777.37万亿元，增长90.65%；人身险公司当年累计新增保险金额1119.67万亿元，增长0.10%。[详情]

　　郭树清提“双改”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 高风险机构出清信号酿证券业兼并潮 21世纪经济报道 李维 北京报道 对高风险机构的出清将进一步有利于头部机构做大做强、实现规模效应。 证券经营机构的重组整合契机或正来临。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3月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将研究如何改组改造高风险金融机构，通过兼并、退出等方式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将成为包括证券业在内的持牌金融行业进一步优化行业结构、提高行业集中度的机会。而在证券公司股东监管从严、合规治理升级等趋势下，不少券商风险正在暴露，行业内市场化的重组机会也有望来临。 亦有分析人士认为，对高风险机构的出清将进一步有利于头部机构做大做强、实现规模效应，进而提升抗风险和支持资本市场改革创新发展的能力。 持牌机构出清潮 监管层对于高风险机构的改组改造预期，正在引发机构间市场的高度关注。 “今年要研究如何改组改造高风险机构，有的可能会退出市场，有的会兼并，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行业也需要淘汰落后、引进先进的机制。”郭树清答记者问时表示。 这意味着，高风险金融机构将在当下的金融供给侧改革趋势下遭遇进一步出清。 “过去拿到一个金融牌照几乎可以高枕无忧，积聚金融风险、存在合规隐患等也只是领到几张监管的处罚，但后续问题仍然遗留。”3月5日，北京一家中型券商非银金融分析师表示，“这一表态意味着监管将对高风险金融机构予以更加严厉的出清整顿手段。” 行业的出清信号在一些轻资产类牌照上已有所体现。例如日前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基金销售机构最近一年度非货基规模低于10亿元的，将在牌照上不予续期，这显然会加剧中小基金销售机构的生存难度。 “过去牌照发多了，造成一些资本囤牌的问题，还有一些机构搞直销代办，其实都会造成加剧金融风险的因素。”前述非银分析师表示，“预计今年在基金销售机构领域会出现兼并、出清的趋势。” 事实上，有关证券行业的风险事件也层出不穷。 “证券业也存在相当程度的两极分化，对于一些高风险、业绩不佳、合规问题存在较多隐患的券商进一步通过退出、兼并等方式进行整合，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一位接近监管层的券商人士表示。 虽然金融供给侧改革是监管层明确的方向，但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背景下的行业重组仍将充分体现市场化、法治化原则。 “虽然目前要进一步促进金融机构市场的出清，改造改组高风险机构，但这个过程和过去相比将更加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而不是监管意志决定一切。”前述接近监管层的券商人士表示，“但对于一些个别机构的高风险问题，监管当局也不会坐视不理，必然会协调多种方式、途径来化解。” 金融并购潮机遇 在业内人士看来，对高风险机构的出清，也意味着行业整合的机会即将到来。 “一方面一些机构自身风险较高，另一方面有的机构因为风险暴露而业绩不佳，对于这些机构的改组改造预期会带来较大的行业内部收购兼并机会。”前述非银金融分析师表示，“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证券业收购案酝酿。” 市场化的行业兼并重整浪潮已经悄然开启，例如去年底中信证券作价134.6亿元收购广州证券一案即是代表。 不过也有券商人士认为，目前A股交投正在日趋活跃，证券业资产估值处于修复周期，因此针对券商的并购交易并不看好。 “A股反弹了，成交量也在活跃，这个市场状况下愿意卖证券业资产的会越来越少。”深圳某非上市券商的股东人士指出。 但前述接近监管层的券商人士则认为，对于证券业的出清，在考虑部分券商风险、经营业绩等问题的同时，还要重视其合规性，运用行业监管评级以及其他自律监管措施优化行业结构。 “不排除监管层运用多维度的监管工具，对一些风险较高、合规问题严重的券商依法采取更严厉的治理措施，比如给出高额罚款、暂停业务资格等，这也将加速市场对这些券商的出清。“该人士指出。 除此之外，《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对于券商股东资格提出的更高要求，也将进一步有利于行业的兼并重组。 “如果没有那么多资本接得住券商，那么更大可能还是留给行业内部的横向整合。”前述非银金融分析师表示。在其看来，行业内并购重组的深化，也将进一步打造国际投行、强化头部券商的资本能力。 “和银行业金融机构比，券商还是太小了，需要做大规模，而对于高风险机构的出清趋势，显然给头部券商做大做强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上述分析师表示。[详情]

　　全国政协委员葛华勇：90后借贷比例较高 应引导年轻人理性借贷 本报两会报道组 徐天晓 桂小笋 冷翠华 来源：证券日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联原董事长葛华勇对有关年轻群体的消费和借贷情况十分关注。在他看来，鼓励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大，但同时也应高度重视年轻群体的消费和借贷特征，全面掌握他们的征信数据，更好发挥舆论引导、正规金融机构以及征信体系等方面的作用，引导年轻群体理性使用借贷服务。 曾有媒体报道：目前90后人均负债达到12万元；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有56%尚未开始储蓄。2017年，90后消费金额增长迅猛，同比增长73%，增幅达70后的近两倍。90后的贷款人中有接近47%的人产生过逾期，64%的90后借贷人群在四个平台上同时有借款，等等。 葛华勇认为，透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90后群体借贷比例较高，而储蓄比例较低。他表示，如果不掌握90后整个的征信记录，相当一部分90后依靠家长支持或者用借新还旧的方法来进行消费，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就会有部分人还不起款。 葛华勇表示，在消费升级和鼓励消费的大环境下，相当一部分年轻群体以“借钱度日”为生活方式。调研发现，少数年轻群体在自身收入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过度注重享受、品质消费，又敢于使用市场上高利率信贷产品，最终无法偿还、导致个人违约，甚至出现了暴力催收、“裸贷”、跳楼等负面事件。“个人群体信用危机一旦扩大，容易产生连锁效应，将风险向社会层面传导，进一步危害国家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他表示。 在今年的提案中，葛华勇对少数年轻群体出现较为严重的借贷违约的原因进行分析。他认为，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宣传导向问题。众多商业机构和大众传媒大力宣传和倡导“消费主义”，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年轻群体的消费观念和行为。部分提供信贷产品的商业机构，过分强调申请便利、手续简单、放款迅速，但刻意回避了高利率、高违约金，金融知识欠缺的少数年轻群体难以辨识。 二是业务合规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部分互联网公司进入金融领域开展业务，有的借贷业务过度以趋利为目的，业务风控水平有限，对客户安全与隐私保护能力不足，并不具备普惠特质，反而会加速放大金融风险。 三是制度保障问题。一方面，很多商业机构由于缺少数据条件和完善的征信支撑，难以识别并阻止多头借贷、骗贷等行为，并延伸出坏账处理难等问题；另一方面，数据大量集中在拥有数以亿计用户的头部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头部企业并未与长尾企业建立良好的联动机制。 如何引导年轻群体适度、合理使用借贷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葛华勇对此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加强社会舆论建设，普及金融和网络安全知识，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培养理性、科学的消费习惯，借贷产品的信息披露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引导年轻群体合理使用借贷服务。 二是鼓励正规金融机构更好地发挥作用。例如，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普惠金融，加强对年轻群体的服务覆盖，提升对年轻群体的服务能力。同时，发挥商业银行自身长期以来形成的客户风险管理机制和经验，做好风险提示，引导年轻群体使用合规、可持续的借贷服务。 三是加强征信体系建设，完善信用服务市场体系，在确保信息安全前提下开放相关信息资源。推动国家数据共享交换体系建设，支持征信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利用公共信息，鼓励各类信用服务产品开发和创新，并严把放贷机构市场准入，一律持牌经营，最终让有资质的放贷机构建立在真正掌握借贷人征信记录的前提下进行授信额度内适度的放款。借款人则在自身能够偿还的基础上量力申请借款，以防止个人借贷过度膨胀给经济、社会带来负面冲击。[详情]

　　发展社区养老 高血压、糖尿病等门诊用药纳入医保 每经记者 周程程    每经编辑 陈 旭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要做好常见慢性病防治，把高血压、糖尿病等门诊用药纳入医保报销。 此外，对于养老领域，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养老特别是社区养老服务业，对在社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助餐助行等服务的机构给予税费减免、资金支持、水电气热价格优惠等扶持，新建居住区应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在解读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中国现在60岁以上老龄人口约2.5亿，把社区养老服务业发展起来，里面蕴含了很多就业机会和投资潜力。 做好常见慢性病防治 去年以来，有关抗癌药的降价措施不断。2018年5月1日起，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减按3%征收进口环节增值说。10月，阿扎胞苷等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与平均零售价相比，平均降幅达56.7%。 今年对癌症领域又有新的部署。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受癌症困扰的家庭以千万计，要实施癌症防治行动，推进预防筛查、早诊早治和科研攻关，着力缓解民生的痛点。 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做好常见慢性病防治，把高血压、糖尿病等门诊用药纳入医保报销。 黄守宏表示，我国目前高血压患者是2.7亿，糖尿病患者超过9700万。这两种病的药目前住院可以报销，但门诊报不了，今年把这两项纳入门诊报销，能更好地促进慢性病的防治。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黄改荣认为，目前大多数情况下钱是花在了看病上，其实防护更加重要。看病治病是亡羊补牢，而更好的策略是要未雨绸缪，把“防病”的钱用到位。基于此，要在社区建立服务平台，让老百姓的小病和慢性病得到更好的服务，同时向百姓普及健康、防病、营养知识。 黄改荣还建议政府出资招纳适量的全科医生、康复科医生和专业护士，负责社区居民健康保健知识的宣教、慢性病的防控及慢性病的家庭治疗。 对于异地就医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抓紧落实和完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尽快使异地就医在所有定点医院能持卡看病、即时结算，切实便利流动人口和随迁老人。 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加快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5亿。要大力发展养老特别是社区养老服务业，对在社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助餐助行等服务的机构给予税费减免、资金支持、水电气热价格优惠等扶持，新建居住区应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改革完善医养结合政策，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让老年人拥有幸福的晚年，后来人就有可期的未来。 全国政协委员、三胞集团董事长袁亚非认为，我国自2016年开始试点的长护险制度，包含了社区居家护理、养老机构护理、住院医疗护理等多种类型的服务，并重视居家护理的地位，开始试点至今，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现实中，社区居家护理未能充分发挥效应，老人广泛的居家护理需求与目前有限的服务提供不相匹配。建议加大力度，支持长护险与居家养老进一步结合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表示，对老年人的关照应该渗透到全社会，比如老年人乘车问题、就医问题、社会活动问题。特别是街道基层组织，更要爱护好老年人。比如家里安装老年人报警装置，有的老人摔倒了起不来，就可以及时通知街道来人。一些公益组织也可以组织志愿者，专门对没有子女的老人进行照顾，比如集中养老等。[详情]

　　首提社保“第六险” 总理提出“扩大长期护理保险试点”让业界振奋 每经记者 涂颖浩    实习编辑 易启江     在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5项社会保险之外，一项新的社会保险制度将在中国逐步推开，有望成为社保“第六险”，为失能老人体面养老提供保障。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让老年人拥有幸福的晚年。” 2017年7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公布了15个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试点城市名单，并强调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 究竟何谓“长期护理保险”？未来，长期护理保险在全国推广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实惠？ 应对人口老龄化重要举措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已经成了不少家庭面临的现实问题。 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已超过4000万人，其中重度失能老人占相当比例。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的调研报告显示，全国7%的家庭有需要长期护理的老人，目前实际接受的护理绝大部分由配偶、子女或亲戚提供，第三方机构服务占比极低。 长期护理险（Long term care insurance）是指为那些因年老、疾病或伤残而丧失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从而需要长期照护的人提供护理费用或护理服务的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在多个发达国家被作为公共保险义务缴纳，从国际经验来看，有助缓解全社会由于老龄化带来的护理服务支出压力。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措施之一。申万宏源报告指出，长期护理保险定义较广，可以是社会保险，也可以由中低端商业保险和政府合作，亦可以创新符合国情的保险机制。目前，日本、荷兰、德国、以色列、韩国等已经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社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美国等则发展了长期护理的商业保险模式。 长期护理保险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险种。业内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深化，长期护理保险对投资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这意味着，随着未来试点的扩大，医保基金投资可能面临很大的压力。从历史经验教训来看，以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实践而言，都形成了非常大的财政压力。 在业内人士看来，发展长期护理保险不仅有资金问题，还涉及到打通护理产业。未来，运用市场的机制解决护理的问题，对于市场资源配置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清华大学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秉正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长期护理保险若只依靠政府，其覆盖面和保障程度都会非常有限。”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规模已突破4000万。按照国际公认的每3位失能老人配备1名护理人员的标准计算，我国需要的养老护理人员数量在1300万人以上。据业内人士判断，目前护理人员的缺口至少有1000万人，优质服务人员、护理机构供给紧张，是我国护理产业的现状。 值得一提的是，《意见》指出，在试点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探索委托管理、购买以及定制护理服务和护理产品等多种实施路径、方法，在确保基金安全和有效监控前提下，积极发挥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等各类社会力量的作用。 首批试点已满两年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意见》目标是利用1~2年试点时间，积累经验，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基本形成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政策框架。 时至今日，试点已两年，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在业界看来，这一消息振奋人心。 2016年，全国15个城市和两个重点省份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探索建立以社会互助共济方式筹集资金，为长期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资金或服务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教授朱俊生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从15个试点城市来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运行相对平稳，试点初步成效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失能人员及其家庭经济负担减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个人及家庭的支付风险；第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使失能参保人员获得了专业化、规范化的护理服务，维护了个人的独立与尊严，改善了个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第三，长期护理保险有效需求的增加带动了老年护理服务市场的形成，带动了相关老龄产业的快速发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在扩大劳动力需求、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市场竞争、细化社会分工、提高服务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第四，医疗、养老资源的配置效率得以提高。大部分试点地区安排的照料护理服务均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相联系，符合条件的失能人员在家或社区就能享受到照护服务，这就相当于把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的床位留给了更需要住院治疗的病人和入住机构的特殊困难老人，从而提高了医疗、养老资源的配置效率。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超过7.5万人享受到了保障的待遇，赔付护理保险金大约5.7亿元，基金的支付比例超过了70%，在有效减轻失能人员及其家庭经济负担的同时，带动了试点地区相关产业投资约70亿元，直接拉动就业4万多人次，有力促进了护理服务业市场的发展。 青岛最早开始探索 作为最早探索护理险的地区，山东青岛在2012年7月就开始试点。2012年7月1日，青岛市《关于建立长期医疗护理制度的意见（试行）》正式实施。从2015年1月1日起，青岛首创的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覆盖范围扩大到农村地区，青岛市也成为全国第一个对城乡参保人实现医疗护理保障制度全覆盖的地区。 2015年，青岛市社保局与4家保险公司签订委托合同，将长期护理保险、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大病保险等三大类6个医保项目“打包”交由保险公司商业化承办，青岛成为全国商业保险机构全面进入社会医疗保险领域的首个城市。 根据参保人医疗护理的需求，青岛市长期医疗护理保险服务形式分四种：医疗专护（以下称专护）、护理院医疗护理（以下称院护）、居家医疗护理（以下称家护）、社区巡护（以下称巡护）。包干额度为：医疗专护170元/人/天；护理院医疗护理65元/人/天；居家医疗护理50元/人/天；社区巡护参保职工、一档缴费成年居民、少年儿童、大学生1600元/年（每周巡诊不少于2次），二档缴费成年居民800元/年（每周巡诊不少于1次）。资金拨付标准与护理服务机构服务数量和服务质量挂钩。 2017年4月12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公布了《关于试行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决定利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全面建立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