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介入市场不能削弱竞争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吴敬琏

　　上一轮的支持战略新型产业的发展，政府做了很多弱化竞争直接干预，其实那个效果是不好的。比如电动车行业的“骗补”问题。一个月拿到补贴的8万辆，上牌照只有一万辆。政府即使需要介入微观经济，也要非常注意方法，不能削弱竞争。

　　一、为什么提出“供给侧”、还是 “需求侧”的问题？

　　现在决策层面有两个说法。一个叫“三期叠加”，一个叫“四降一升”。“三期叠加”是指经济发展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四降” 是指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里面最核心的问题症结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特别是2008年以后，这个问题就变成一个不管是党的领导还是一般的老百姓、学界、政界、企业界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理论上来讲，对于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我们学宏观经济学的时候都学过，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第一个从需求侧分析，GDP的总量从需求侧来说应该跟总需求相等。总需求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就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

　　另外一种分析就是供给方分析，供给方也是三个因素，就是GDP总量，或是GDP的增长由新增劳动、新增资本和效率提高决定。这三个东西假定所有的资源都用到最好，就形成了潜在增长率，这是总的分析框架。

　　至少从2009年以来，不管政府还是学者，主流的办法是从需求侧分析，也就是所谓“三驾马车”。2009年开始有人说我们增长速度下降就是因为总需求不足，三驾马车没有力量。由这种分析得出的结论对应的政策就是所谓的扩需求、保增长。过去保8%到后来的保7%、保6.5%等等。

　　扩需求用了各种办法，比如说扩大出口需求，看起来这个东西很不容易做到。后来比较集中的就是要扩大消费需求，以至于要搞城市化。实际上这里有一个概念上的误解。它把需求说成是消费欲望，其实问题在于我们讲的需求都是有购买力的需求，它要增加收入。增加收入不是用一个行政规定就能解决的，我们用了很多办法，包括规定最低工资，规定省、市工资增长多少，因为效率没有提高所以很快就不行了，企业受不了。

　　有一件事政府比较好做的，就是投资。本来中国储蓄率就比较高，加上政府可以运用它动员资源的能力、发钞票的能力增加投资。但是这个方法从理论上说不通，很明显三驾马车起来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我们的问题是误用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的方法分析一个长期问题。更加现实的是，这套东西做出的政策长期使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有它的无效性和带来的副作用。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投资回报递减表现得非常明显，经济学有投资报酬递减规律，认为这个规律表现得非常明显。如下图：

　　另外一方面的后遗症是杠杆率不断地推高。因为货币超发使得资本市场的泡沫膨胀，风险累积。这是麦肯锡去年发表的中国杠杆率报告：

　　有中央银行一位研究人员说不算高，充其量中国总的杠杆率就是300，日本是400。但是我们结构很不好，日本负债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负债。中央政府负债如果整个国家它的实力在那里，政府也比较稳固，负债大了不会发生系统性的风险。

　　我们的政府负债主要是地方政府负债，地方政府的承受能力就要比中央政府要差。现在我们中央政府负债其实还有余地，所以财政部长楼继伟才说，现在的办法是在中央政府加一点杠杆，把其他方面的杠杆降下来，使得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降低。更加严重的是，我们企业负债率太高，企业负债率是中国负债率最高的一个部分。

　　2014年非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是125，现在比这个数还要高。欧盟它的要求是非金融机构不能超过90%，企业的负债率这么高会不断地出现资金链断裂、危机、跑路等情况，而且这个是有连锁反应的。如果总的负债率太高，发生个别企业资金链断裂出现偿债困难，频率就会增加。而如果连锁反应影响面太大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就大了。所以需要去杠杆，不能继续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它的结果一定是杠杆率继续提高。

　　2009年以来，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分析中国经济形势不应该从需求方面分析，不应该用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框架分析这个问题，而要从供给侧分析。

　　据我所知，我们过去中国经济学家说这个的时候，都是说供给方，好像第一次出来供给侧就是已故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去年3月的一篇论文里讲的，日文有汉字供给侧，不知道后来为什么习总书记在10月10号讲也是用了供给侧，意思大家都知道，所以现在都沿用这个话。

　　供给侧的分析框架是什么？供给侧的因素就是生产函数的三个因素：劳动、资本和生产效率。供给方的资本跟需求方不太一样，需求方讲的是投资，供给方是资本形成。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中国这个模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主要依靠资本形成来实现增长，效率提高的占比很低。

　　本世纪初世界银行的报告也说了这个问题，中国的资本形成对于GDP的贡献是47%，世界银行报告说英国是19%，德国是19%，日本是21%，美国是19%，韩国比较高29%，俄罗斯也比较高20%，印度也比较高30%，但是没有一个到接近于50%的。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几乎全部的增长都是靠资源投入，主要是资本投入，还有劳动力投入。改革开放以后有进步，进步就是效率提高，青木昌彦的那篇文章分析得非常细致，他说改革最重要的一条，过去我们的工业化过程是城乡隔绝的，资源不能流动的，改革以后把城乡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所以在农村低效利用的资源（土地资源、劳动资源）大量流入到城市，使效率提高。

　　开放对我们的影响就是我们可以在自主创新并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购买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很快把中国的技术水平提高。

　　现在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提高效率，要从过去靠资源投入靠投资驱动的增长转到创新和效率支持的增长，这种意见这几年的赞成比例越来越多。

　　二、什么是“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要“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

　　结构性改革这个词我们很少用，我们一般说地体制改革。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这是一个经常用的词，体制改革翻译成英文Structural reform。他们用的意思感觉不是调结构，是制度上的改革。

　　有一条一定要防止，把它解释为政府调整结构。这个东西在中国是非常容易走在岔道上去，因为这个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和政府机关最拿手、最顺手的。

　　三、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措施

　　怎么防止系统性风险爆发？大概两个方面。

　　这两个办法看来能维持一段时间不爆发系统性的风险，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如果我们能够抓紧这段时间推进改革，建立一个好的体制，就可以进入良性循环了。归根到底，这是为了赢得时间推进改革。

　　四、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把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要提高效率，主要是靠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把这个两个平起平坐，市场起作用，政府也要尽量发挥作用，实际上他们的领域是不一样的。实际生活中当然是政府更有力量，结果就变成了政府调结构，其实两者起作用的范围不一样，三中全会决议我觉得是说清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管政府的事，政府它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公共品，不是直接插手私用品的生产和经营。

　　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其实就是实现资源的有效地再配置，这个功能主要应该是市场承担的。当然政府行政手段好像见效快，根本问题政府它怎么知道什么样的结构好？你看现在去产能的产业都是因为当年它的产能盲目扩大，是怎么扩大起来的？政府没有可能知道什么结构是最好的结构。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当然要用一些行政手段，但是看着准的很有限。

　　现在已经出了一些问题，比如上一轮的支持战略新型产业的发展，政府做了很多弱化竞争直接干预，其实那个效果是不好的。比如电动车行业的“骗补”问题。1月财政部发了通知查“骗补”，咔碴一下产量就下来了，因为一个月拿到补贴的8万辆，上牌照只有一万辆，就发现这里面有问题。工信部说这是小概率现象，但是这个事件不是太小的概率。总之，政府即使需要介入微观经济，也要非常注意方法，不能削弱竞争。

　　总之，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着力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我们就能够真正提高供给效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长期发展。

　　（本文根据吴敬琏4月19日在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的报告整理而成。金融客平台（微信公众号jinrongkepingtai）整理）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