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推倒了多米诺骨牌(2)

　　体制缺陷——防火墙缺失和机制僵化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没有及时建立起同步的经济防火墙机制和对金融业缺乏监管，是当年亚洲新兴国家所呈现的“赶超型”通病。首先，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企业仍过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而由于经济运行中政府主导色彩浓厚，裙带主义盛行，银行的信贷往往并不主要依从经济规律，而是依恃政府的“主导”与担保，导致银行信贷过度扩张，银行不良债权或坏账过大。数据显示，危机前韩国、泰国的银行不良资产占到该国当时GDP总额的近40%。

　　其次，东亚各国对金融系统的监管远远没有跟上现实发展速度，相关法规严重滞后。例如，泰国、韩国等经济体在当时经济货币化尚未完成时就匆匆开始了

证券化；在证券市场还未发育成熟之前，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又快速上马，市场机制、金融工具、制度建设等都未能跟上。当金融自由化带来新的冒险机会时，监管的弱化和过度的政府担保体系造成了银行系统过于追求冒险的局面，国际资本流动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的发展，获取高收益的可能加上隐含的政府担保使国际资本供应者愿意承担更高的风险。

　　再次，盯住

汇率制度被认为是泰国等东亚经济体金融风险积聚的重要原因。虽然危机与资本流动有关，但国际经济学界对危机原因的分析得到的共识是，外汇管制对防范危机的作用不大，相反，盯住汇率制度却使新兴经济国家更易发生金融危机。

　　由于自身经济规模偏小，发展中经济体在起飞的过程中一般倾向于盯住一个大型而稳定的发达经济体来确定汇率变动区间，虽然这样做的初衷是降低对外经济交往的不确定性，并在有些时候能够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手段，但在危机爆发前，它事实上也成为积聚风险的重要路径。“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具有脆弱的银行体系以及大量以外国货币计价的债务时，采用盯住汇率来控制通货膨胀在实际上则可能是十分危险的。”一位经济学家评论说。一方面，盯住制度造成泰国等东亚经济体出口竞争力下降、形成经常项目巨额赤字，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增加；另一方面，盯住制度屏蔽了汇率风险，使货币投机成为一件没有风险或风险极小的事情，在危机爆发前的经济繁荣时期，盯住汇率制度成为鼓励资本流入的诱因；在危机发生后，为了应对游资的冲击，受到攻击的政府(例如泰国、印尼)等被迫放弃了盯住汇率，转而加剧了资本流入发生逆转，货币贬值进一步恶化。

　　在危机过去十年之后，2007年世界银行所做的一项关于东亚经济的研究显示，1997～1998年金融危机凸显了对脆弱性管理不善的潜在成本。在十年中，东亚各经济体奉行两个降低危机风险的宏观战略。一是保持经常项目盈余，建立了大量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保障。世行评论认为，东亚经济体的外汇储备现在甚至远远超过了用于防范目的的最佳水平。相反，大量的外汇储备可能会造成自身的不良副作用，例如引发信贷过度扩张、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上升或者资产市场的投机泡沫，有可能影响到中央银行奉行独立货币政策的能力；二是各经济体寻求加强基础要素，尤其是在金融部门。在受到上次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银行都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和利润率。金融系统随着股市和债券市场的成长而向更加多元化发展。同时，东亚改进审慎监管和监督以加强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工作还在进行中，若干领域还需要向国际标准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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