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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的政治后果，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流派都对此提出了自己的阐释。
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的崛起目前仍是注重GDP和贸易总额的经济增长，他们使用“和平发展”的概念来论说中国崛起，认为更多的贸易和经济联系，将使崛起国和霸权国更加相互依赖，从而避免冲突的产生。
建构主义者则提出了“和平融入”的概念，认为通过观念的互动，制度的改造，可以平滑地实现中国崛起后和平融入国际体系。
现实主义者则以中国崛起进程中的三项主要特征——地缘政治、安全两难以及权势转移，提出了中美无法避免结构性对抗的假说。由于现实主义的长期强势地位，这一解释被普遍认为最接近于中美关系的本质。
不过，正像同样出身学界的赖斯所言，大学教授们制造各种的流派，并以流派间的纷争作为教职得以继续的保证，但决定决策者战略的只有一项，那就是统治集团的核心利益。
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在遏制和接触两个方向来回摇摆，无论是强调结构性对抗的“屠龙派”，看重竞争性相互依存的“熊猫派”，还是希望以价值观促进中国变革的“改造派”，都未占据主流太长的时间。
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对中国长期意图的不确定增加了战略设计的复杂性；另一方面，美国承受得起对中国的观望，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不具有成为其竞争者的实力。
中国的对美政策，则始终是最大程度地表现出善意和营造和谐的氛围，但绝不做出任何单方面的让步，同时在根本利益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
从今年的几次中美首脑会晤来看，双方仍处于相互试探和底牌交换之中。中美开启的战略对话机制，是相互确认身份地位的一条重要渠道。
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9月21日的演说中，提出中国应超越目前角色，成为与美国同样负责处理国际事务的“负责任的利害关系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佐利克的讲话，是战后美国外交先后以意识形态和反恐划线后，以共同利益和责任为依据第三次划线，是对美中关系的全新界定。
“责任分担论”能否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轴，现在还难以确定。但中美可能以更恰当的方法，表明双方对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关注，并有秩序地结束战后时代在东亚的残留。(周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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