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拥抱精明的增长

　　王长春/文

　　为什么要关心环境？

　　拿这个问题去问一个欧洲人，他或许会提及全球气候变暖这样“宏大的命题”。

　　拿它去问北京街头正在玩耍的小男孩，他或许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我们的奥运会需要新鲜的空气。”

　　或许还可以找到更为玄奥的答案，一如多年前美国一家名为“未来资源”智库的专家保罗·波特尼(PaulPortney)所发出的震惊世界的声音：“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赛跑，要么发展，要么堕落。”

　　伟大的赛跑

　　想想中国的例子：20多年经济“咆哮式发展”，就将数目如此庞大的人口，带离悲惨的贫困，其中为数不少的人，还一头挤进了舒适的“中产阶层”。

　　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目前正处于这场“伟大的赛跑”中有利的位置。

　　然而波特尼的这句格言，其内涵同样在发生转变。这场赛跑的主体，已经而且绝不应该再是人类和自然，而是可持续发展。

　　我们不能一味迷惑于发达国家媒体连篇累牍却不乏华而不实的宣传：单纯从媒体报道的总量看，很容易推断出人类如今面临的最大环境问题，就是资源短缺恐慌。

　　然而这种论断，容易引发一连串显而易见却又具欺骗性的谬误。

　　按照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Partha Dasgupta的说法，政客们的鼓噪和激进生态保护分子的抗议声，已经使得大众的目光，偏离了一个更为全球化的维度——这个领域，主要由经济贫困和生态恶化构成。

　　由此，积极地、创造性地解答环境和贫困之间的内在联系，无疑是这场有关可持续性的伟大竞赛的要义。

　　数字当然是令人震惊的：每年发展中国家死于都市

空气污染的人有100万，死于家中烟尘污染的数字则高达200万人。另外还有300万未成年儿童死于同饮用水相关的疾病。

　　统而言之，所有发展中国家每年因环境因素导致的疾病和死亡总数，占到了所有疾患的约五分之一，在相似可预防致病因素中，占比最高。相比之下，另一重要的致病因素营养不良，反倒显得暗淡了。

　　就连世界银行负责环境问题的高官，面对如此严峻形势，也无奈地公开自嘲：“看来解决潜在的环境问题，比单纯兴建

医院和研制新药，要重要得多。”

　　这样明智的论调，并不能立即引起最大多数人的关注。一直以来，几个强有力的谬误，在阻挠着大众对此展开明智的辩论。其中一个流传甚广的论调是，贸易和经济发展必然使得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因为经济的增长，伴之而来的是都市化、高能耗和工业化，这些都是污染和威胁健康的因素。

　　以一种静态的目光看，这种观点不无道理。每新增一家工厂，的确都会增加额外的排放和污染。然而在真实的世界中，这样的计算方式，正在被颠覆。因为经济增长同样在释放一些活跃的力量。这些力量，从长远看，将远远超过额外污染的抵消部分。

　　现成的例子是，目前仍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传统自然威胁(如不洁净的饮用水)，其导致的健康危害，仍远远大过工业污染等新型环境危害。

　　急剧变化的图景

　　至少英国乐施会等组织，已经有了更清醒的认知：贸易和经济发展，并不能解决所有环境问题。

　　即便在最新结束的WTO多哈回合香港会议上，乐施会也坚定地认为，现行的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正贸易规则和体系，已经将环境恶化的后果，集中对准了穷国。其潜在的逻辑是，因为发达国家对农业和部分制造业如纺织业的过度补贴和贸易保护，迫使发展中国家更多依赖于工业品制造和出口。这必然导致上述国家的大量

能源消耗和污染。

　　英国剑桥大学的Dasgupta，将国际贸易的这种扭曲，形象比喻为富国的大规模补贴，最后还是由穷国来埋单。

　　另一个普遍的谬误是，发展中国家，由于负担不起如欧洲国家那样高昂的环境治理和保护费用，索性可以更快地抛弃传统，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当然，发展中国家可以不去采用美国和欧盟要求“严苛”的环保标准，但已经有足够多的证据在证明，发展中国家应当立即行动起来，解决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而不是等到财富积累到更高的尺度。

　　特别是在新近发生的多起全球性自然和人道灾难后，已经获得了深入人心的动力。

　　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即便按照传统的增长理论，能够大规模削减的也只是诸如二氧化硫等工业污染，却根本无法削减另一些“非传统的污染”，如二氧化碳。

　　发展中国家已经接收到新的信息，并正在行动。如中国政府正在系统性地从头开始建设一种全新的“精明增长模式”。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示，因为污染带来的健康危害导致的损失，每年占到中国GDP区间大约在3.5%~7.7%，显然必须得马上入手，认真对待和解决环境问题。

　　寻求地方的智慧

　　从全球的经验看，自从系统性反思1987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达成的，发展和环境可以共赢、过于乐观的“里约热内卢”共识以来，解决全球气候变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大命题，有了一些实质性进展。这应当归功于以下因素：地方民众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科技持续创新，以及环境问题中市场化力量的持续增强。

　　第一个因素无疑值得首先关注。一直生长、生活于所要保护的环境和区域的基层民众，其所焕发地强大、持续、有效的保护力量，已经在全球各地被反复证明。学术界另一种经典的谬误，也在飞快瓦解——按照这样的理论，依赖地方民众来守护自然资源，并不可靠。

　　然而，众多学术研究已经表明，地方民众更多时候是自然资源攫取和占用的牺牲者，而不是推动者。

　　在迫切要求改善自己村落的生活水准同时，地方民众无疑有着更好、更直接理解当地生态环境的智慧和能力。类似的例子随处皆是，比如在一些南亚地区的干旱地带，当地民众能十分准确地运用本地经验，来获取和保护珍贵的雨水。这些地区的部落长老们，处处表现地比政府和邻近村落更为“绿色”。

　　从南美洲的雨林地区一直到喜马拉雅山脉的村落，民众的行动和智慧，都在印证他们是自然资源最好的“守卫者”。至于全球数百万生活在“丛林贫困”的村民，对他们来说，有节制、可持续地砍伐树木，无疑比给森林围上一道巨大的篱笆，更能保护这些祖祖辈辈留下的可贵遗产。

　　要更好地驾驭，同时尽可能地消除这些基层保护力量潜在的负面因素，环境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清晰的思路，那就是尽可能广泛和直接地给予地方民众以真实、稳定的所有物权。只有这样，单个个体才能有足够地激励去维护和持续改善农地和森林，而不至于轻易落于少数地方精英手中。

　　一种名为“阳光”的政策

　　在印尼，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名为“阳光”的政策：对于那些达不到环境保护要求的公司，中央和地方政府会持续不断地将其名字公示，以实现知情和透明的威慑力。类似政策，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

　　2005年中国发生的几起恶性污染事故以及政府成功化解的经验，也在验证改善环境的持续行动中，信息透明和公开确为关键中的关键。

　　当然，如前所述，草根阶层的“绿色行动”，并不能在更广的区域内，自然而然地解决人和自然加速出现的紧张关系。

　　这也正好从另一个侧面，强烈呼吁发达国家现在开始，就要抛弃那些看似“虔诚”的诺言。因为这些富有的国家，如果真得相信手中不断堆积、证明环境恶化的科学数据，就必须并且从心底乐意为贫穷国家支付诸如保护热带雨林的成本。

　　它们必须明白，为这些国家承担环境服务的成本，比如排污权交易，又比如类似环境保险等商业服务，将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慈善行为。

　　许多年前，一代伟人甘地曾经鼓吹印度理应保持简单至极的生活，因为在甘地视野中，一旦每一个印度人都想追求如英国人那样的舒适生活，则整个地球的资源都不敷足用。

　　许多年过去了，印度人确实仍过着简单的生活，但那只是简单的贫困，简单的营养不良，还有简单的不幸。

　　与此同时，如果再来问一问北京街头的那个小男孩天空的颜色，他的第一回答当然会是蓝色，即便事实上那是灰蒙蒙的一片。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清楚，在不远的未来，天空理应是“简单的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