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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颖
11月26日、27日接连两天，一个人的两个铜像分别在波黑南部城市莫斯塔尔中央公园和香港尖沙咀星光大道揭幕，这看似不搭界的两个地方同为一代功夫巨星李小龙今年11月27日六十五岁生忌行此仪式。
李小龙是香港人，成就鼎盛之名亦在香港，塑此铜像并不为过，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和李小龙胞弟李振辉共同主持仪式也合适；可是，波黑专门请克罗地亚族雕刻家伊万·菲约利奇创作这个真人大小的铜像却多少有些让人诧异。
更甚于香港人今年3月在广州铸像的举动，早在两年多前，“莫斯塔尔城市运动”组织即开始申请铸造李小龙铜像，理由是不论对克罗地亚族还是穆斯林居民来说，李小龙都是他们儿时心目中的英雄，因此，为李小龙铸像实为表达和平心愿。
由一个镇得住的中间人来做两个火并帮派之间的调停人，正是香港功夫片黑帮片警匪片中经常出现的桥段。通常情况下，调停人都在江湖里打滚了一辈子，为所有江湖人士折服景仰。波黑这一著名的基于种族矛盾而更难调和的火并区，今次让李小龙充当调停人——至少是调停的象征——意义或许更重于香港的揭幕仪式。
只可惜，李小龙鄙薄一切火器，用自己的身体做武器，能伸能收、可大可小，是龙的方式；而波黑的热武器争斗在这个功夫皇帝眼中应是不入流的战斗，非英雄所为。不过，和平精神和公平道义却仍然可以拿来通用，这也是李小龙以32岁的短暂生命和寥寥5部电影令后世功夫片明星难出其右的原因——当一个人已经被形象化、象征化，就已经不具有可比性，惟有瞻仰。
与大部分成为象征的人一样，李小龙也是因为始创功夫片先河而成就后世形象。
1966年，李小龙在好莱坞拍摄剧集《青蜂侠》时，首次使用了双截棍。这种在近距离格斗时方能用到的兵器令美国孩子们着迷，甚至搞出人命，闹到法律禁止双截棍出售。而当1970年，李小龙因在好莱坞碰壁回港，接拍香港功夫片导演罗维与武侠小说家倪匡合作的剧本《唐山大兄》(1971年上映)时，聪明的他找到了一种既有功夫又有侠义精神的电影模式。
由于中国电影植根于戏剧表演，情节多是表现上流社会或中产阶级的行迹，即使有所谓侠义精神，亦多出于豪门或是破落豪门——家族遭歹人灭门后的复仇是武打片的主要故事，打斗场面中的舞台表演成分显而易见，人称“花架子”；而李小龙则出身草根，混迹于草丛，同是为弱势抱打不平，李小龙的拔“脚”相助显然比强势偶尔帮扶弱者显得更不容易，也更感同身受，来得真切。
明知不易为，而出于对平等公正的热爱为之，正是侠义所在。确实也可称得上是英雄，但还不能说是“侠之大者”；而当这种侠义表现在维护被凌辱的国家民族尊严时，就上升到民族英雄主义的高度。这时的李小龙——其实是李小龙饰演的角色——就成为民族英雄。
英雄不单要功夫好，还要有过人的智慧胆识，早年在美国大学研读哲学的李小龙，不单有一身好功夫，还创生了自成体系的“截拳道”武学，有早年在国外因为可能的种族歧视而令成长不顺、事业受挫的经历，再加上影片赋予的胆识，于是，银幕形象与李小龙自身的形象成功重合，李小龙成为民族英雄的代表。
当时的中国，以及东南亚的各个国家都正处于经受过西方数十年占据和欺凌之后的疗伤期，希望使自己力量强大以对抗西方的崛起之心在整个东南亚暗涌，但西方人的热武器已经让他们尝尽苦头，信心在枪炮声中成为被湮没的呐喊。而正在这时，出身平民的李小龙没有先天优势，只是将身体、双截棍和寸拳演化成出色功夫，对抗热武器，令骄傲的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西方人节节败退，跪地求饶，着实令人振奋。
于是，以传统兵器和身体对抗为元素，宣扬民族独立、公平正义的功夫片迅速红遍东南亚，并开始成为中国和东南亚电影的一种新模式，热度一路飙升，直至今日才有所减退。
今天的功夫片虽然已经加入更多元素，但万变不离其宗，了得功夫和侠义精神乃至英雄主义仍然是这一类型影片的主线。作为功夫片的开山鼻祖，李小龙对后来拍功夫片的洪金宝、成龙、元彪甚至周星驰等人的影响不言而喻。不过，似乎银幕上的侠义精神和民族气节只在上世纪上半叶存在，纯粹的功夫片情节始终难以跳出19—20世纪的时间段，无奈之中只有重拍经典。去除了精神的功夫，无异于技巧高超的街头打斗。
这是李小龙的成功，却是这个年代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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