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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顺文 李元莎
中国二十余年高速经济发展，在创造物质基础、改变社会基本面貌、改善普通民众福祉的同时，无疑也丰富了不同阶层的主导意识，改变了企业管治的人文精神内涵。时至今日，整体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利益冲突，开始挑战内地单纯发展经济的社会发展思路——需要构造更柔性灵活的社会机制，以调和矛盾。在经济市场化本身自发产生的选择自由和主体
平等之外，政府和大众有意识的自主构建和扩展，必然导致社会意识多元化。
内地社会长期处于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寻求融合中，由此决定只有折中立足于两个价值体系，才有可能成为一种主流的思想意识。平等意识恰当地寻找到了这一平衡点：一方面源于欧美文化平等自由的价值；另一方面契合于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因此，作为一股影响巨大的思想潮流，平等意识成为推动内地近年社会变迁的主要意识资源。
不过，正在形成的社会意识多元化格局，尚处于雏形阶段，更多的是为社会进步开启了闸门，而尚难以支持社会根本变迁。例如对于平等意识的觉醒而言，更为关键的是传统文化的复兴，朴素的民本思想的复苏，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民众权利意识复活，而较少现代意义平等观念的价值诉求。但是，即使如此，平等意识的觉醒仍然是内地社会发展的一股新兴力量，其作用不可限量。
比如在涉及公众基本生存发展权益的社会基础制度层面，这两年因暴露诸多问题，遭到大众广泛质疑，正在进行重构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其遵循的一个基本意识就是重视公众平等享受基本社会设施。另一个影响巨大的综合制度变迁——废除农业税、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革户籍制度，更是对农民这一个内地最大阶层的平等地位的肯定。由此可见，平等意识正在成为内地社会意识架构核心和道德支点，从而支持更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制度变迁。
以颇具代表性的环保问题为例——与其说是经济发展和自然保护的冲突，不如说是具有强势地位的企业组织和一般公众的利益抗衡；因为在现实层面上，破坏自然的本质就是具有优势地位的主体，危害和剥夺弱势主体享受良好生活环境的权利。内地近年环保意识的勃发的底层意识，无疑是一般公众主张自身环境权益的平等意识觉醒。
在内地正在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中，因具体操作中暴露了违规操纵，最近遭到不少责难，但股改后不再区分股权的流通性，将带来股权性质和股权价值上的股东平等。虽然不同股东间的不公和利益失衡仍难避免，但地位平等至少构筑了实现实质平等的前提条件。
同样，国有银行改革，历经政府注资和国际战略引资后，市场化融资和组织形式变迁，可以排除、至少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政府以后的任意干预和财政支持的可能，从而与其它内地银行和外资银行处在了一个相对平等的市场地位上。
公司管治制度作为连接公司内部管理和社会环境的中介点，直接承接和回馈社会环境变迁和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进而传导作用于公司内部运作。所以，平等意识的觉醒，将深远影响内地管治制度的演进。正如内地公司法的修改，溯其本源，就是经济自由和主体平等意识的显性化和法定化，例如独立董事制度，基础价值即是实现股东之间的平等化保护；政府监管的自由化，也就意味所有制背景和组织形式的平等化；资本制度自由化，即是降低公司设立门槛，释放不同主体的平等经营意愿。
不容否认的是，目前的环境与 经济利益的直接性和广泛性，无疑最终将提升整个社会的平等意识和行为。当然，整个社会平等意识演进和公司管治现代化演进，只能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完成，是整个社会全面转型的结果，需要对有形制度的有意识的建立，更需要社会文化、道德意识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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