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几个金融中心

　　何禹欣

　　而今谁都不是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了。

　　随着中国内地的优质上市资源分流上海，香港荣登2006年全球IPO融资冠军的好时光也一去不返。这一跌落一方面揭示了香港对中国内地资源与政策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金融中心香港还不够“国际”。2007年中国个人投资者投资香港股市的“直通车”计划遭遇波折，引发香港股市大幅波动，进一步凸现出中国政策对香港持续上升的影响力。

　　然而取代香港成为全球IPO融资新冠军的上海，现在同样对自己“国际金融中心”的身份心生疑惑。在1月23日开幕的“2008上海两会”上，“金融中心”又一次成为热点议题。不同的是，2006年“两会”时定下的5年冲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悄然改换成了“五年打基础、十年建框架、二十年基本建成”。一位参会人大代表表示，2007年金融业对上海GDP的贡献仅为8%，“比重偏低，进步不大”。

　　一位上海本地学者表示，目前国内“多中心”态势明显，天津、北京、深圳都希望做金融中心，长久以来将中国国际金融中心作为自身定位的上海却苦无突破口。“如果连中国的金融中心都不是，还谈什么国际金融中心呢？”

　　2008年1月中举行的“中美金融改革与创新峰会”上，天津重申其成为中国的离岸金融中心的目标。自2006年开始建设“北方重要金融中心”以来，各种金融创新提案在天津层出不穷。按原计划，开往香港的“直通车”也以天津为唯一始发站。

　　然而这个与北京只有一个小时火车车程的城市离金融中心究竟有多远？天津学者陈柳钦撰文指出，相比京沪，天津金融业的总体发展相对滞后，能够辐射到全国和北方地区的金融机构总部少，金融机构数量、融资规模、辐射能力以及金融业经营状况均与经济发达城市有差距。

　　事实上，近两年试验后，天津的金融中心雄心尚在半梦半醒之间。作为获特批成立的中国第一只人民币产业投资资金，渤海产业基金成立10个月之后才找到第一个投资对象。中港“直通车”计划也至今搁浅。也许是一个提示，嘉宾名单上的中国各部委要员都未出席上述“中美峰会”。

　　显然，“多中心”战略并没有在几个中国城市间形成有效竞争，或使之在定位上互为补充，却造成了对政策和资源的争夺以至浪费。

　　国际经验表明，市场选择和政策扶植都可以成为打造一国金融中心的途径。前者比如纽约，后者的成功例子尤见新加坡和迪拜。市场选择与政策扶植相结合的范例，则可见于伦敦。

　　批评意见往往以为，新加坡和迪拜的例子不适用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国更应仿效美国多个金融中心并存的格局。这样的判断是典型的削足适履。在中国建设金融中心的过程中，行政力量是最关键的因素。既然如此，通过市场演进逐渐形成数个金融中心的“美国道路”就无法适合中国。而透过新加坡和迪拜的经验，可以发现，靠政策力量成功的关键在于集中投入，动用所有政策和资源给予金融中心支持，而不是分散选点、无谓耗费。

　　那么，伦敦的例子是否适合中国呢？北京集监管部门、金融机构总部和大型国有企业总部于一身的特殊性，使之似乎具备了仿效伦敦政治中心与金融中心并举的条件。需要注意的是，伦敦“金融城”之所以成功，更在于其独立运作和监管灵活的特色。如果只考虑部分条件相似，往往变成南橘北枳。

　　按中国内地城市的既有实力对比和国际化程度，上海无疑是最可能成功的金融中心候选人。据悉，在受到“多头”相争的影响后，上海更倾向于夯实自己服务长江三角洲的区域金融中心角色——相比昔日与香港一争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念想，这无疑是对上海更切实有利的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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