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薪不能替代改革

　　黄海川

　　全民涨薪的时代要到来了吗？起码，《工资条例》制定过程中关于“工资和CPI联动”的吹风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我们当然很乐意看到政策制定者对雇员收入的关心，但我们还是担心这会变成过度的诱导和激励，最终会掩盖问题的实质。我们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并非工资是否需要上涨以及上涨的幅度是否需要与CPI挂钩，而是如何上涨以及如何解决CPI本身增速过快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普遍涨薪就会变成负激励，从而影响未来经济及社会全局。

　　中国国民收入增长跟不上GDP增长已是不争的事实。CPI增幅扩大以后，人们又发出了工资增长跑不赢CPI的感叹。从2007年初GDP增8%、CPI警戒线3%的目标看，CPI增4.8%相对于GDP增11.4%而言确实比较快，更何况这个增幅创下了近11年新高。

　　这种CPI增速过快打破了工资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平衡的现状和预期，是我们不良感受的主要来源之一。所以，通过反思造成CPI增幅过快的原因，进一步深化改革，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

　　回顾本轮物价上涨的过程，我们看到，首先是从猪肉价格发端，进而是粮食价格和原材料价格的普遍上涨造成了我国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压力。但实际上，在此之前，房价和股市已经率先上涨了。所以，和国际粮食及原料普遍上涨引发我国物价普遍上涨的说法相比，我们更愿意相信，对流动性的不恰当控制是本轮价格上涨的主因之一：在人民币升值仍有空间的预期之下，热钱涌入房市造成房价暴涨，调控者开始打压房市，于是热钱流入股市，但监管层又出狠手挤泡沫，所以热钱流向粮食等期货市场，进一步推动现货市场价格上扬。

　　这样的调控不但推高了物价，还可能造成新的利益分配不公。政策就曾经出现对外资松、对内资紧，对国有资本松、对民营私人资本紧的倾向，比如，对楼市调控实际上可能使国有和外资背景的大企业强者恒强，而市场竞争者的减少则增加了房价操控的可能性。

　　在此形势之下，如果不通过深化汇率及相关配套改革，把CPI增幅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就只能陷入类似于物价上涨工资上涨、物价再上涨工资再上涨的无用循环。从这个角度说，工资和CPI联动是一个被动方案。

　　这种被动会因为薪酬、再分配与物价之间相互震荡加强的作用而使得无用循环最终变成恶性循环。1985年和1988年的通货膨胀就与政府再分配政策的承诺有关，其中1985年先是由国有部门的工资增长失控引起全局工资增长失控，再由消费膨胀引发通货膨胀。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公务员和垄断企业的率先涨薪以及前文所述的全民涨薪动议。

　　但我们预计，本轮涨薪不会引发消费膨胀。从表面上看，1998年到2005年间我国工业企业年均利润增长了30.5%，但从同期的家电等竞争性行业利润率只有5%左右及国资委对所辖企业业绩所表现出的满意程度，就可以看出企业利润分布的极度不均衡。在大部分企业利润率低下的情况下普涨薪水并且有物价上涨在先，更大的可能是增大企业成本，进而加快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到来。再联系到同期中央财政年均增长18.6%和地方财政年均增长16.6%的事实，我们认为，如何将少数利益部门和公共部门多占的财富转移到全民保障体系建设中，已经迫在眉睫。

　　从《工资条例》角度看，工资增长机制是否指数化并不是中国现实的关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赋予职工正常的薪资议价通道以及能力。如果说，《工资条例》是议价通道，那么，职工的议价能力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会等雇员组织。遗憾的是，现实中，我们的工会虽然随处可见，却往往形同虚设。工会领导由企业领导兼任、工会费用难以为继等阻碍工会正常运行的原因背后，则是政府如何提供更加民主的法治环境的问题，政府切不可以为只要涨薪就药到病除，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企业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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