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中国经济2006--内外失衡加剧

　　刘煜辉，湖南长沙人，经济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金融研究所结构金融室副主任，研究员，国内多所大学特聘教授。近年来在《经济研究》、《比较》、《世界经济》、《管理世界》、《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家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在国内外高级别学术会议报告论文多篇。

　　1月8日-1月16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刘煜辉。----编者按

中国经济2006：经济总量快速增长 内外失衡加剧  1月8日 星期一

　　刘煜辉/文

　　四个出人意料

　　应该讲，2006年中国经济运行出人意料之多前所未有。

　　一是投资、信贷的加速。2005年年末正当众多主流经济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即将面临拐点，有偏冷的迹象时(当时M2增速一路走高，M1却日趋低迷，造成喇叭口不断扩大，一度高达8.6%)，中国经济却呈现加速增长态势，2006年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高达31.3%，全年2.5万亿的新增信贷规模一季度就完成了近一半，到10月份就完成全部新增计划。更加令人关注的是，在生产资料价格出现较大幅度回落的情况下，2006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前两年高速增加后的较大基数上(2004年和2005年投资增速分别为28.9%、27.8%)又呈现较大幅度的提速。

　　自2006年1月份以来，M1和M2增速喇叭口从最高的8.6%一路缩小，直至11月末消失。其中M1增速持续加快，反映经济景气看好，而M2增速虽有所下降，但依然属于高速增长，10月末，同比增长17.1%，远远超过了年初确定16%的目标，也创下了增速连续第17个月超过目标值的尴尬纪录。考虑到同期储蓄存款的减速(同比增长15.5%)，意味着，企业和政府的定期存款在加速增长。结合中长期贷款增速依然较快(10月份新增中长期贷款838亿元，同比多增319亿元)，尽管经过数月的逐步加大力度的宏观调控，固定资产投资依然非常活跃。

　　二是全国各地房地产价格全面上扬，尽管国家调控房地产的举措密集出台(国六条、国十五条、土地监察等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迄今未见房价有明显走平的迹象。

　　三是贸易顺差持续扩大，2006年全年很有可能超过18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外汇储备也突破了万亿美元的大关，国际收支失衡加剧。

　　四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加速。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使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能源)大幅下跌，美国日益恶化的“双赤”短期内有望得以改善，经济软着陆可能性大增，使得美元获得支撑，应该说，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汇率自2005年下半年以来相对平稳，并一度相对强势，而人民币汇率自7月底破8以来，仅仅4个月时间，人民币中间价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频频触及新低，直叩7.8元大关，如果说以往人民币升值被动性成分较多(由于美元贬值)，但诸多迹象表明，这一轮人民币升值似乎表现出很强的主动性。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加剧

　　应该说，中国经济运行的种种出人意料透视着日益严重的经济失衡的格局已经到了不得不调整的阶段。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出现了恶化的趋势。按去年统计局调整后的GDP计算，中国的消费率是非常低的，仅为 55%，而同样为外向型经济体的日本和韩国，历史上消费率最低的时候，也在60%～70%。从表象上看，中国消费率过低，主要是因为投资增长太快(事实上这些年中国的消费需求也在平稳增长，有年均12%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中国的消费增长远远落后于投资的扩张。日本的投资消费比在最高的时候是上世纪70年代，高达70%，韩国最高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达到过60%，而中国2005年竟高达是77%，并有进一步上升趋势。

　　但更深层次因素的是政府对于经济的主导性越来越来强。历史地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政府推动、主要依靠政策规范和法令来展开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在主导资源配置。客观地说，选择这样的改革和发展路径，是由特殊的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要想迅速地摆脱传统体制的羁绊和在经济上实行“赶超”，没有外部力量的强制推动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强政府”也容易形成权力的资本化，以及经济发展对过强的政府管制的依赖，从而制约经济发展的后劲。同时由于政府行为渗透至经济运行的各个层面，易导致经济主体行为的变异。“红帽子”企业以及官商勾结出现的问题就是典型症状。在过去20余年的改革中，政府尽管从一开始就强调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减政放权”、“松绑让利”、“转变政府职能”，但在很长时期内，政府支配资源的能力并没有显著减弱，近些年似乎还有越来越强的趋势。特别是1994年实行了分税制改革之后，政府财政收入的份额就一改持续了近15年的下降趋势，自1995年起开始不断攀升，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的可支配收入(包括国有企业未分配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直在上升。目前看不到任何下降甚至走平的迹象。2004年国家预算内财政收入2.64万亿，预算外财政收入4700个亿，加上国有部门企业当年未分配利润近6000亿和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6400亿，政府可支配的财力高达4.25万亿，接近占到当年GDP的27%。这是非常惊人的比例。我们现在常讲的中国的“高储蓄”问题，实际上主要是政府部门储蓄在大幅增长，在高达44%的储蓄率当中，政府部门的占比高达21%，也就是，有9个百分点的储蓄率是政府形成的，政府部门的高储蓄导致政府及政府主导投资趋势近些年明显上升，所以讲，我们一直在热烈争论的中国的投资率的高低问题仅仅是一个表象，表象背后才是问题的症结：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中国投资过热问题的症结远非高低之忧，实则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之虞。

　　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资本、偏向于企业、偏向政府(因为政府通常是资源要素的最终所有者)，而劳动要素的比重低下，劳动收入部分和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降低。过高的投资率使得分配结构发生扭曲，宏观上表现为地区差距拉大、城乡差别拉大、收入差别拉大，全社会整体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此外，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使得经济建设型职能替代公共服务型职能，政府必然将资源更多地用于竞争性领域，而保障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如法治环境、诚信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居住、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公共服务产品)由于得不到的政府财力支持而建设严重滞后。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社会保障缺失导致居民出现大量预防性储蓄，金融体系进一步深化改革困难重重(由于金融生态的缺陷)，一方面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民营资本融资困窘，而另一方面金融资源越来越向着大企业、大客户和垄断部门集中，信贷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国内储蓄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有效的投资等等，故此，消费增长始终低于投资增长，由此陷入一个“高投资、高储蓄”恶性循环，难以自拔。

　　投资消费失衡的另一面必然是国际收支失衡(中国同时存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因为从宏观经济学的国民收入恒等式看，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必然出现贸易顺差，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求外部需求平衡。因此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中的贸易顺差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宏观上，当国内储蓄因为政府和企业储蓄增长而不断增大的时候，贸易顺差的出现就应该被理解为输出国内储蓄的现象。外贸顺差大幅度提高，从1999年到2004年基本都维持在GDP 的2%左右，而2005年大幅度跃升到5%，随着中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使得中国投资消费失衡的经济结构日益暴露在强大的外部的冲击的风险之中。当下美国人以转嫁经济调整成本为目的的不负责任的美元政策、美国经济放缓所导致全球增长动力不足、以及以美国国会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活动，都会使得中国经济长期运行在投资过热、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的巨大阴影之中。

　　宏观调控面临挑战

　　可以讲，当下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相互交织、相互转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陷入进退维谷的局面。

　　中央政府一系列连续紧缩政策(连续加息)往往很难以持续，通过行政措施(信贷控制)或许短期内能将过快的投资增长控制下来，但显然消费需求在短期内是无法形成内需替代，而中国进口基本取决于国内的投资需求，因为进口的90%是投资品，包括技术，原料和能源等，基本日用品进口比例已经下降到很低。所以投资需求受到抑制必然导致进口需求减速，而外部需求依然强劲的情形下，顺差增加只可能加速(我们的研究表明，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投资增速与进口增速表现出极强的相关性，而与出口增速的关系不甚显著)，此时投资消费的内部失衡就转化为国际收支的外部失衡，也就是说，宏观调控直接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人民币升值压力。事实上，2004年宏观调控以来的情形便是如此，2004年以抑制投资过热为核心的宏观调控一个直接的效果是，贸易顺差从2004年的300多亿美元一下子激增至2005年的1000多亿。这种效应在2006年的宏观调控后愈发显著，7月后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逐步减速，贸易顺差开始逐月扩大，当然其中不乏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化而导致的贸易部门企业行为的改变。

　　随后必然是自我实现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使得热钱更快涌入，整个金融体系流动性泛滥，货币市场利率低企，房地产、股票等资产泡沫开始急剧膨胀。中国的风险在于金融压抑使得金融市场发展极其滞后，资金基本靠银行体系，而当下中国银行体系的信贷又主要是抵押贷款，资产快速升值意味着实体经济信贷条件事实上的放松，实体经济的利率事实上的下降，累积至一定程度，即便是行政手段的信贷指导也未必能控制得住，经济中投资过热局面就可能卷土重来，如此循环使得中国的所谓经济周期的因素已经越来越难觅踪迹，每一次调控的效果保持的时间只会越来越短，直至根本不起作用。我们看到，2004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仅仅一年，2006年投资信贷加速又再度重来。

　　货币政策目标应该锁定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坦率地讲，中国想要短期内将居高的投资率降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绕来绕去，越来越多的目光自然投向了人民币汇率，许多海派经济学家们冀望让人民币适度升值来摆脱当下的调控困局，主张人民币实现浮动汇率，主张中国开放资本账户。央行似乎一次又一次在鼓噪声中颤动，我们多次看到一些官方经济学家如是的表述，“由于美元贬值和抑制国内投资过热，人民币明年应该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且很可能升值的幅度很大”。这与美国政府的期望倒可能是不谋而合。

　　就人民币升值途径而言，无非两种选择。一是人民币一步到位，大幅升值后干脆让它浮动；一是选择人民币一路碎步小跑，即所谓“稳步升值”。如此，汇率走势便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对于选项一可能的是人民币汇率趋势逆转，掉头向下，出现大幅贬值预期或直接开始贬值，那将是中国经济的硬着陆，随后是漫长而痛苦的通缩，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在单方面承担世界经济调整的成本。而对于选项二则可能是人民币持续地维持升值预期或直接继续升值，这将是如同冷水慢火煮青蛙般的煎熬。一旦人民币长期单边升值的预期形成并实现，那是十分可怕的事情：所有的企业都急着赶在人民币下一波升值前加速进口；中国在国外的企业、公民和侨民都急于把一些说得清楚和说不清楚的资金汇回国内；一些短期投机资金夹杂在外商直接投资中投入地方政府的怀抱；而贸易融资的顺差在提前收款、延后付款中迭创新高(根据《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的数据，中国2005年贸易信贷2005年增长254亿美元，增幅高达39%)。结果是官方外汇储备激升，并导致本币发行量大增，流动性泛滥，本币利率下降，甚至陷入日本式的“流动性陷阱”。

　　很显然，对于一个需要同时兼顾汇率和利率的货币当局来说，货币政策从根本上讲谈不上多少独立性，却要独立肩负起宏观调控的重任，的确是不公平的。每每面对经济内外失衡的困局，央行注定只能在收紧流动性(加息、提升准备金率)与人民币升值两种都很不理想的状态下艰难抉择。而中国的禀赋条件决定了对通胀过分谨慎很可能是不合时宜的。

　　在一个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经济体中，工资水平的螺旋式上升而引发的通胀似乎很难发生。生产利润分配给高工资和劳动力受益只有在充分就业的环境中才可能实现。中国的就业竞争压力比国际市场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激烈。在世界经济当中，中国人为了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快的得到工作机会，他们必须廉价地出售他们的劳动力。换句话说，中国人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收益中的大部分以很低的价格转让给了西方国家的消费者，以至于西方国家的消费者能够买更多的中国产品，也就是消费更多的中国劳动力，使得中国尽可能多地将大量的富裕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由农村向城市、由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向高效率的非国有部门的大规模迁移。如此，只要保持着劳动力市场的这个充分自由的特征没有改变，中国的工资水平就不可能有显著的和过快的增长。也就是说，中国企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并持续超过工资水平的增长率的状态中长期内难以改变。而另一方面，像中国这样的典型转型经济体，由于政府对很多要素资源的控制以及某些行业准入制度所形成的垄断，导致整个经济的相对价格体系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各种商品及服务的相对价格体系很不一样，而市场化改革就是一个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向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过程，特别是随着过去被人为扭曲低估的土地、能源等要素价格的修正，必然会伴随着全社会商品价格上涨的过程，这是一个经济结构实现良性调整所必须的。

　　对于中国来说，摆脱经济内外失衡困局的惟一正确的长期战略当然是加快经济的转型，由外需主导转向内需主导，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转向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故此，当下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应锁定为尽一切可能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为经济转型赢取更多的时间。汇率稳定是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基本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汇率稳定(一国之内的不同区域使用不同货币，可看作是永久的固定汇率，正如当今的欧盟)，一国产业之调整、演化、贸易格局、贸易收支等等，皆由市场力量决定(消费者的需求转变和生产者的技术进步)。而一旦汇率变动不居，忽上忽下，价格信号只可能更加扭曲，产业结构、经济失衡会进一步加深(事实上在中国，真正生产效率高的部门对汇率敏感，如贸易部门，而低效率的垄断部门对汇率毫不敏感，如此，汇率调整又如何能引导资源配置优化、经济模式转型呢？)。

　　发挥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改善投资消费失衡

　　在当前货币政策作用有限的情势下，更为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可以讲，不把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的储蓄率降下来, 中国经济中的投资率居高不下和对外经济中的高顺差的局面根本就不可能得以解决。故此，当下改善经济内部失衡的关键在于，要想办法让政府和企业手中的钱从投资转向消费，为此政府应考虑通过加大国有企业对财产所有者利润分红的方式来减少企业储蓄，应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使用税收机制根据其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

　　同时，在中央、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要积极作为，地方政府财权事权结构错配(地方政府该有的财政收入没有拿到，不该有的财政收入可能自己悄悄发展出来了；该化的钱没有化，而不该由地方政府化的钱却大笔化出去了)，已经成为政府职能转换、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严重障碍，对于地方政府，简单行政指令来弹压和约束是不行的，重要的是必须给出路，着力点就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乃至中央、地方政府的整个行政管理体制的重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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