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中国的投资效率之谜

　　政府应尽早认识到部门利益膨胀的极端危害性,并采取积极措施减轻或缓解由此带来的问题,否则,社会利益冲突和矛盾的累积,将导致危机的爆发

　　文/刘煜辉

　　最近在关于中国投资率高低的争论中,以宋国青先生为代表的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的投资率不是过高,而是太低了。他们认为判断投资率高低的标准应该是投资回报率和利率之间的差距,也就是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差距,两者差距越大,说明投资赚钱的空间越广阔。高盛的研究报告也指出:“通过去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真实情况是企业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官方贷款利率,企业利润率稳定在较高的水平上,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投资增长率并没有偏离投资回报率,中国投资有经济基础支持,因此可持续高速增长,照这个标准,中国的投资率不是过高,而是太低了。”

　　的确,从微观上看,近些年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上企业)的盈利水平是直线飙升。官方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从1998年-2005年,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从1.34%上升至6.05%,净资产利润率从3.70%更是强劲上升至14.39%。企业和项目的优良盈利前景,似乎印证了近年来投资高速增长的合理性。但从宏观上看,度量宏观投资效率的边际产出资本比率,却从1994年的0.356一直下降至2005年的0.211。换句话讲,上世纪90年代初,大致2-3个单位的投资就能获得一个单位的GDP增量;但最近4年却需要5个单位的投资才能增加1个单位的GDP产出。

　　中国企业的微观盈利水平直线上升与宏观投资效率的低下形成了如此巨大的反差,那么,中国的投资率到底是高还是低呢？

　　政府主导投资的体制之虞

　　在笔者看来,中国投资率的高低问题仅仅是一个表象,或者说,根本上就算不上一个争论的问题。表象背后才是问题的症结,即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其突出表现为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主导,对投资准入的管制所导致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等等。

　　坦率地讲,用微观项目的财务评估来研判一个经济体的整体宏观投资效率,只能说是有失研究水准。很显然,企业和项目的利润与太多的因素相关联,如投入的要素价格(土地、资本,更宽泛些甚至可以包括各种税收、市场准入等行政优惠安排)。如果要素价格是扭曲的、低估的,甚至根本是不算钱的,那么微观上一个项目的NPV立马就可以高得惊人,但这在宏观上的体现却是很不经济的。近年来,企业和项目的微观盈利的飙升尽管其中不乏宏观景气、企业管理改善等因素,但体制所制造的“经济租”显然是带来“超额利润”最为基本的因素,更多反映为一种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或者说是权力资本化在加速。

　　经济效率提升(或者说是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不同所有制性质的资本是否具有平等的权利、同样的待遇和盈利机会。但是,

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大量的国有企业享有政府的优惠和扶持政策,这体现着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而与此相比,民营资本却受到明显的歧视和限制,这种限制和歧视的方式多种多样,存在于各种领域,如行业禁入、不能或者至少不能以同等的条件获得各种资源等等。故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所谓“父爱主义”实质上就是对其他没有机会与权力结合的资本的一种侵害。

　　比如说,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事实上是无偿使用的,并不需要向国家支付资本报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样只需要向国家上缴33%的公司所得税,并不因为国有资本的存在而需要向国家上缴利润。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组很不完全、但颇具有代表性的数据看出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各种补贴:近三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水平,2002年,利润2500亿元,央企(180余家)2000亿元,前十家1800亿元,占72%;2003年,利润3006亿元,前十家2330亿元,占77.5%;2004年,利润5400亿元,央企(169家)4880亿元,前十家4500多亿元,占84%(前十家包括三家石化公司,三家电信公司,以及华能、国电、宝钢等)。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整个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所获利润的70%以上是由处于垄断地位的那几家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创造的,而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国有垄断企业获得的如此高的利润,并不上缴国家财政一分钱。而在这些利润的背后,是什么样的成本呢？有学者计算了以下不完全统计的一些成本:上个世纪末以来,国家共发行了1万多亿的国债,一比四的投资带动率,5万亿的投资,3万亿-4万亿流入了国有企业;4050亿元的非金融类国有企业债转股,3020亿元的核销企业呆坏账,意味着每年减少近500亿元的利息支出;技改贴息367亿元带动资金6400亿元;海内外融资8000多亿元,其中6000亿-7000亿元给了国企;七次降息国有企业减少利息支出2500亿元;石油价格连年上涨,每年给三大石油公司增加1000亿利润;免费使用的自然资源(中海油收购优尼科需要支付185亿美元;李泽楷竞价英国3G牌照650亿港币,越南350亿港币,而三大电信公司和三大石化公司却都是在免费使用国家的自然资源)。此外,地方国有企业还享有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

　　毫无疑问,如此安排为国有企业制造的回报率自然是相当惊人的。根据国资委最新公布的中央企业2005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显示,2005年中央企业总体经营业绩继上一年度创造历史新高后再创历史最好纪录,实现利润6377亿元,比2004年增长30.7%(2004年比上年增长61.9%);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实现10%,比上年的8.5%提高了1.5个百分点;平均总资产报酬率达到7.7%,比上年的6.8%提高了0.9个百分点。

　　权力与资本的结盟之祸

　　与国有垄断企业所获取的“超额利润”异曲同工的是中国的

房地产业。在中国,房地产亦可谓是权力与资本结盟的典范,一则可以瓜分农民土地增值收益,二则可以掠夺居民储蓄存款,因此可轻松获取暴利,其投资回报率之高也是独步全球的。房地产商对民众财富的大肆掠夺,是与某些地方政府的合谋而达成的。他们以土地国有的名义,用很低的农业产值作价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然后转手以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或“炒家”,美其名曰“经营城市”。

　　笔者手上有这样一组调查数字:2004年在长三角地区,农地征用价格为每公顷37.5万-45万元,农地一级市场出让价格为每公顷210万-525万元,二级市场价格为每公顷1125万-2250万元。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土地价值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地升值,地方政府因此获益何其之丰。问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作为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承载物,土地从来就是最优良的信贷发放标的物。这样,政府掌握了土地,也就掌握了对地区金融资源的配置权。由于企业拿到土地之后便可持之到银行要求相应的贷款,因而,土地批租权实质上就演变成地方政府取得信贷的权利。

　　无论是国有垄断部门,还是房地产部门,两者的异曲同工之处都在于资本与权力结盟,都存在着权力导致的“超额垄断利润”,都存在着可悲的“分配效应”——投资者的部分“所得”是来自另外一些人的“所失”。微观高投资回报率的硬币另一面,是有些人口袋中的钱莫名其妙地转变成了投资者口袋中的利润,中小企业日益困窘、民营企业环境日益恶化、垄断部门依然在膨胀(尽管改革多年,中国银行业依然向着“大垄断、大集中”发展,社区银行依然是一片空白),普通民众在国民财富分配中的比重日益下降甚至连已有的财富也被掠夺。

　　从微观上讲,资本流动的确受投资回报率所驱动,而投资回报的高低取决于资本是否能寻求到与行政权力结合的机会,故此,在一个非市场化的投资体制中(要素市场的非市场化),微观上的有效并不能达成宏观上的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甚至滑向“裙带资本主义”的深渊。

　　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资本、偏向于企业、偏向于政府(因为政府通常是资源要素的最终所有者),而劳动要素的比重低下,劳动收入部分和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降低。过高的投资率使得分配结构发生扭曲,宏观上表现为地区差距拉大、城乡差别拉大、收入差别拉大,故此全社会整体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消费增长始终低于投资增长,由此陷入一个“高投资、高储蓄”恶性循环,难以自拔。

　　当然,中国的高储蓄率还有其他因素,如社会保障缺失导致居民出现大量预防性储蓄,由于产权制度和金融体系的缺陷,国内储蓄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有效的投资等等,但显然这些又都是转型经济体政府主导经济模式所产生的典型性现象。一个经济建设型而非公共服务型政府,必然将资源更多地用于竞争性领域,而保障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如法治环境、诚信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居住、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公共服务产品),由于得不到政府财力支持而建设严重滞后。

　　其实,因与果都在我们手中。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念,已经被写进了党的十六大文件,“转变政府职能”、“责任政府”、“公共财政”、“科学发展观”、“

和谐社会”等等的执政思想也已经开始践行,我们相信这些努力定能加快中国机制和体制改革的进程,化解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为转型中的中国开辟一条坦途,“为万世开太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